元和是唐朝第十二任帝王，唐宪宗李纯的年号。从元和元年（806年）至元和十五年（820年），这一时期是中唐年间难得的一次“小盛世”。
所谓盛极必衰，大唐经过唐玄宗开元盛世，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安史之乱不过是将本就掩藏极深、不可调和的矛盾激化了。玄宗之后，又有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与只当登基半年多就病故的顺宗李诵四任帝王。客观地看，这四任帝王也绝非昏庸、残暴之主，他们也想努力恢复大唐的政治秩序，中兴大唐的无尚荣光。但都因缺乏决心、策略与人才而收获甚微。只是在德宗末期，安心搜刮民力，到变相为朝廷集聚了大量钱财。
宪宗登基后，与他爷爷德宗刚上任时一样，胸怀抱负、信心满满，因此朝廷的政治生态有所好转，能臣干吏纷纷聚拢在代宗周围。就拿宰相来说，我们可以查下百度，杜黄裳、武元衡、杜佑、李吉甫、裴垍、李藩、李绛等，这些人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贤臣良相。
皇帝与宰相是命运共同体，皇帝如果英明，宰相势必用心。皇帝如果昏庸，喜欢谄媚之人，那么忠正之士必将远离。
李绛，于元和二年（807年）任翰林学士，因敢于劝谏，为宪宗所赏识，元和六年（811年）升为宰相。当时，与李绛搭班子的是李吉甫，李吉甫也非常优秀，但为政方式与李绛有所不同，不愿忤逆皇上意见，讲求君悦臣安。因此，两人时常会因政见不同闹点小矛盾，宪宗往往站在李绛这边敲打李吉甫。
有一次，李绛因厌恶京兆尹元义方的为人，将他调整到鄜坊当节度使。鄜坊是个穷地方，又是边防藩镇，元义方当然不想去。于是就借着向宪宗辞别的机会，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把他轰走，只是为了提拔与李绛同年中进士的许季同，是在欺罔于您。这话要是放到德宗那儿，那李绛就危险了。可宪宗不糊涂，他只是淡淡地告诉元义方，李绛不会办这种事，元义方只得悻悻而退。
第二天，宪宗问李绛：“你们这些同年同月中进士的人，有没有什么感情啊！”李绛答：“全国九州四海之人，偶然于同年中得进士，然而相识，哪有什么感情可言。而且陛下您让我当宰相，我的职责就是量才以授任，如果要用的人真有才能，即便是我的兄弟子侄我也会用他，何况是同年呢！因避嫌而放弃人才，那是自私自利，不是秉公办事。
还有一次，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故。按照河朔方镇规矩，由他们子孙担任节度使。田季安的儿子田怀谏刚满11岁，还是个小孩。李吉甫力劝宪宗趁此机会收复魏博，而李绛则认为藩镇问题根深蒂固，不应轻启战端，否则极引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全国性质的动乱。
他向宪宗分析：“目前两河（指河北、河南）藩镇中嚣张跋扈的节度使，都采取分散指挥权的方式管理属下将领。这就使得藩镇各将领之间势均力敌，互相防范，谁也不敢带头作乱。节度使们都认为这个方法是长久之计，但在我看来，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足以服众的将领是可以安定藩镇的。如今田怀谏不过是个乳臭小儿，政务军令无法自己决断，军府大权必流入他人之手，加之诸将之间厚薄不均，怨怒定起。那么过去他们的所谓分兵之策，转而会成为内乱之由。田氏恐怕不是被屠戮，就是沦为阶下囚，何烦我们亲自出兵。
且一旦他们中的某位将领得到藩镇权柄，必为邻近藩镇所厌。他们如果不倚靠朝廷而求存，则必为邻道所灭也。所以臣以为不必出兵，不过数月，必有自愿在军中效力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惜爵禄来重赏这些人，使得两河藩镇因担心他们麾下将领仿效生乱，而争相贡顺于朝廷，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事后，局势发展果如李绛所料。田怀谏因年幼，军令都由家僮蒋士则下达，众将领不服。推举田怀谏堂叔田兴担任节度使，贬黜了田怀谏一家。田兴一上任就向朝廷申请指派管理人员，缴纳赋税。
由此可见，宪宗与他爷爷德宗相比，宪宗更英明，也更能听人劝，而且考虑问题知道轻重缓急，有大局观，与宰相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君臣之间相得益彰，这才出现了”元和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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