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唐朝（618-907）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中国帝国主义的高潮。这个帝国在满清王朝之前就达到了最大的规模，成为了一个由宗教、文字和许多经济和政治机构连接起来的东亚世界的中心。
此外，唐朝作家创作了中国伟大的抒情诗传统中最好的诗歌，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学流派。
但就像大多数其他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王朝一样，这也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唐末的世界与最初的世界完全不同，而这个王朝的历史重要性是那个时期发生的变化的结果。
中国人传统上庆祝的军队征服和辉煌的诗歌发生在唐朝的上半叶。
朝廷从未从八世纪中期的一场灾难性的叛乱中恢复过来，几十年之内，中国的政治家和作家们已经开始写一个他们现在生活在其阴影下的黄金时代。对唐朝早期政治艺术成就的赞美在后期有所增加。
在帝国后来的大部分历史中，整个中国或其北部都由非中国人控制，唐朝成为了最后一个伟大的“中国”王朝。
这种观点（否定了军事上软弱的明朝）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唐朝的统治家族——无论是在系谱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五六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边疆“野蛮人”文化的产物。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尤其是在西方，唐朝的下半段是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比第一个更有趣。
以756年安禄山起义为标志的分裂，不仅是这个王朝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中国整个发展轨迹的关键时刻。
日本历史学家台湾教授认为，从8世纪中期开始的从唐朝到宋朝的长期转变，标志着中国从“中世纪”向“早期现代”的转变。
虽然将西方周期强加于中国历史是危险的，但自中国以来的大量研究证实了他的基本假设。
唐朝的放弃关键的经济、军事和社会机构安禄山叛乱后，重组帝国的文化地理，与外部世界贸易关系的扩张，发明新的艺术形式来应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最初的步骤，开始区分后来中国帝国。
过渡中的第一个因素是放弃了那些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220年汉朝崩溃的制度。
在唐初，官方的土地持有模式，至少在北方，是平等地制度，定期将国有土地重新分配给持有和经营土地的家庭。
与这一土地持有制度相关联的是，对所有获得土地的家庭都按照固定的标准征收的谷物、布料和劳动服务税。
唐朝继承的军事制度将外国游牧军队和边境的专业士兵与精锐的军人家庭结合起来，形成集中在边境周围的团队首都长安。
首都本身以及其他主要城市都被划分为有围墙的住宅区，贸易主要局限于特定的市场。社会是由少数最高水平的家庭主导的，他们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享有整个帝国的威望，以及一个较低水平的地区知名家庭。
所有这些继承的制度在王朝的后半叶都被废除了，除了大家族的统治，这在10世纪初随着唐朝的灭亡而结束。
这些变化的首要模式是国家失去了对财产和主体的控制，加上商业化和城市化。安禄山起义后，国家放弃了早期管理土地所有权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以专业士兵取代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军事体系。
随着城市贸易的空间限制被打破，城市生活转向了晚期的商业模式，即商业场所与住宅混合沿着嘈杂的城市街道。
新的集镇在整个农村发展起来，以促进一个由一群新的经纪人和商人主导的日益商业化的农业体系。
与此同时，精英家庭通过科举制度的审查制度，将自己的地位和生计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在唐朝灭亡后就消失了。然而，考试制度本身在后来的朝代幸存下来并繁荣起来。
晚唐与之前朝代的第二步是新的文化地理的出现。在汉朝崩溃到589年隋朝崛起的几个世纪里，许多国家大规模开放了长江流域，以及更南的地区。
在沼泽低地被抽干后，这个新开发的地区，开始实现比中国古代中心地带的黄河流域更高的农业生产力。
长江地区还拥有更好的水路运输，这促进了区域间的贸易，从而促进了当地的专业化。大运河的最高成就短暂的隋朝-运输粮食，主要是大米，从南方一直运输到西北部的长安。
虽然唐末南部的人口仍略低于北方，但安禄山起义后，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导致长江流域成为帝国的经济和财政中心。
这个在人口、文化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南方的原型，由于战略原因从北方的首都控制，延续了中国帝国历史的其余部分
在后期中国帝国模式的第三次转变中，唐朝重建了与外界的贸易关系。在北部和西部，唐朝继续在政治上与游牧邦联和城邦打交道，当陆路贸易没有因西藏国家的崛起而中断时，就会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断断续续地进行。
但在唐末，南方众多的天然港口促进了海外贸易。与前几个世纪一样，许多贸易向东流向了韩国和日本，但在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发展了大量的新贸易。
这种海上大宗商品贸易将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将延续到整个后来的中国，尽管明朝放弃了由国家资助的海上探险队。
新的商业机会促使许多外国商人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定居，也引发了一个散居在东南亚和更远地区的华人群体。
贸易的增加和城市的商业化促进了唐的第四步转变，主要的新文学流派的出现。王朝的前半部分在高唐的黄金时代达到高潮，作为王伟、李波（白）和杜甫的作品的缩影。
这些早唐作家更大的自由和道德严肃，是由于艺术生产中心从宫廷——强调一种高雅的、人造的创作风格——转向了更大的首都和其他主要城市。
诗歌地理范围的扩展在后唐继续，当描写城市生活悲悲的新诗歌体裁出现在长安及以后的妓院和欢乐区。
在同一时期，一些作者将批判性散文散文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最著名的例子是与儒家学者和哲学家韩羽有关的作家，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从首都被流放到当地的行政中心。
在朝代的上个世纪，被公认为中国文人传统一部分的作家首先创作虚构叙事，以探索唐男女的关系和内心生活，因为他们穿越了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
唐朝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对中国帝国的空间重新定义。第一世纪半（从618年到756年），当唐向外扩张基地在长安和二级资本洛阳，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中国北方水道流域，黄河，沿着其主要支流，魏和沼泽。
黄河的路线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通过肥沃的中央平原东部汉关，东北沿海泛滥平原划定中国最生产和人口最多的地区，自早期帝国以来秦汉（图1）。到了唐朝末，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老地铁莱斯再次成了废墟，这两座城市都无法恢复以前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中国在西北地区的传统据点已经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和生态衰退，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贫困的半沙漠腹地。
中部平原已经失去了作为中国文化缩影的光彩，以及人口和经济的主导地位。东北（现在的河北和山东，已经成为一个半野蛮的边界，该地区的一些地区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无法与中国统一。
其余的部分在整个帝国晚期仍是非汉朝“征服王朝”的大本营。逐渐取代黄色河流流域作为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以南为长江流域下游，雨量丰富，植被繁茂，水运丰富。
这个地区，已经稳步发展，在四个世纪的南朝，在唐朝时期成为中国新的中心地带。
唐朝历史上的政治中心是都城长安和周边的关中地区（以魏国为中心），这里是秦朝的古老中心地带（221-206年这是第一次统一中国，还是西汉，秦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继承者。
关中这个名字（“在山口内”）让人们注意到它周围的山脉和丘陵所提供的自然防御。
在秦国和西汉时期，长安的朝廷制定了法律和经济政策，支持关中，歧视山区以外的广阔平原，这个地区在古代被称为广东（“[汉古]山口以东”）。
法院使用法律借口来镇压帝国遥远地区的主要家庭。许多大家庭被强制安置在首都附近，从整个帝国抽取的资金被投资于提高该地区的经济生产力，通常是通过改善水资源控制。
秦朝，正过运河使西北成为中国最肥沃的农业区之一。
西汉继续以有利于关中的方式塑造帝国的基础设施。当该地区的农业产量最终被证明不足以满足法院的需要时，汉朝政府将粮食从较富裕的泛滥平原向东北地区运往首都。
这是中国经济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第一次明显分化。
然而，大宗商品的运输只能通过水运来实现，这在旱季沿着黄河的大部分地区是不可能的，而沿着连接黄河和长安的危险的渭河则非常困难。
汉朝武帝（公元前140-87年）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修建了一条连接长安和黄河的运河。随后是另一条运河，以方便从肥沃的汾河流域运送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