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初入中原时儒士的地位
蒙古帝国初期，受草原文明的冲击，中原儒士丧失了其原先的优遇地位，坠入社会的下层。但在耶律楚材等努力之下，儒士的地位悄然发生变化。
尤其是戊戌选试后，中选的儒士们又开始享受到以前部分的优遇政策，这对于正处于金蒙过渡时期的儒士来说无疑是一次改变身份地位的重要事件，也为儒家文化的复兴以及后来宪宗二年（1252年）设立儒户打下了重要基础。
蒙古帝国从1211年成吉思汗亲征黄河流域开始，就开始迈出了入主中原的步伐，直到1234年太宗窝阔台汗灭金为止，蒙古帝国占据了中原，与大理、南宋等政权相峙而立。
蒙古帝国的入主中原，对中原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场浩劫，其铁蹄所过之处，田园荒芜，伏尸遍野，给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因蒙古帝国的入主中原而发生变化。
自西汉以来，随着儒学被奉为正统思想，以儒士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逐渐成为社会中的主流。两宋时期，士人已成为最受优遇的身份集团，在政治上，科举制充分保障了读书人的出路，为士人入仕提供了最主要的途径。在经济上，士人享有多种优遇，如免除徭役身丁、在学学生可享有廪给膳食等等。
这些都可看出，以儒士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并成为万民羡慕的对象。但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入主中原，儒士的这一地位受到了极大冲击，并失去了原有的优渥地位，这从南宋遗民的笔下可略知一二。
如郑思肖《铁函心史》提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辖。”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也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者，谓无益于国也。”
郑、谢二人所说或许因其民族情绪所致而有些偏激，但从中可以看出，在蒙元入主中原后的一段时期内，儒士的地位确实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使其一直在社会中处于主流地位的心理优越感遭到重创。儒士地位之所以会受到如此之大的冲击，这与蒙古帝国的军事性及对汉人及其儒家学术的偏见有着重要影响。
蒙古帝国对汉人以及儒家文化的偏见，我们从太宗窝阔台近臣别迭的言论中便可略知一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别迭此语，是当时现实的一种反映，依日本学者安部建夫在《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中的话来说：“这不单是一句空话，事实上华北的牧地化已经在进行。
随着蒙古军、探马赤军的“奥鲁”营帐向华北移动，作为兵站极低的家族营帐所在地，为了饲育、放牧马羊群，把当地农民精心培植的农桑作物一律砍伐、践踏而毫不顾惜。”蒙古贵族对汉人的偏见可见一斑。
至于蒙古上层对儒家文化以及儒士的偏见，从元初的一些记载中便可以明了。从成吉思汗时代耶律楚材出现在成吉思汗身边起，便有人提出：“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对此，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中认为：“这恐怕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与此观点遥相呼应的则是元初对辽金二代灭亡原因的概括，即“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这无疑对蒙古上层对儒家文化以及儒士的认识有着消极的影响，自然，儒士的地位在蒙古帝国时期也就不会太高。
蒙古统治者对待儒士态度的松动
随着蒙古帝国进一步占领中原地区，统治集团内部对儒士的态度有所转变，这种转变成为儒士得以进入蒙古统治圈的一个重要契机，而在这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便是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是辽王室的后裔，自祖、父时期便世代在金朝廷内为高官，他本人官至燕京行省员外郎。1214年，蒙古大军攻破燕京，耶律楚材出降，此后相继得到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重用，对蒙古帝国后来在中原的一系列政策制订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的极力推动
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活跃在成吉思汗的身边，但其更多的是作为蒙古的巫师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因为在蒙古人的眼中，只有能够与上天交流的人才可以向上天祈福，保佑最高统治者，因而可以在各方面得到优遇。在很多的免税碑文中有“和尚、也可里温、先生、答失蛮……告天俺每根底祝寿有者”这样的记述，从中也可以看出蒙古统治者是典型的神本位论者。
耶律楚材对此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他首先利用自己丰富的天文知识，准确地预测出月蚀情况；并且巧妙地将天象与时政联系在一起，说出女真国内的帝位更迭，从而取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以至成吉思汗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而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之后他又利用“瑞兽赠言”以及收集药材治疗伤兵等事，进一步扩大自己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发言权。
蒙古统治者最早受耶律楚材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在成吉思汗时期，当时耶律楚材提出“且制弓尚须工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的观点，以反驳西夏人常八斤对儒者的质疑，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
从成吉思汗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于儒士的态度有所转变。但这仅仅局限在耶律楚材身上，毕竟在刚刚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集团中，还没有人对儒家的偃武修文、化民成俗和藏富于民的观点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他们眼中，这些观点与其传统的军事扩张性是背道而驰的。
虽然儒士在成吉思汗时期未能得到蒙古统治集团更多重视，但是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时期的活跃，为其在窝阔台汗时期推行复兴儒家文化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路课税使、副使的任用
太宗二年（1230年）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陈时可、赵昉使燕京，刘中、刘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贞使西京，吕振、刘子振使太原，杨简、高廷英使平阳，王晋、贾从使真定，张瑜、王锐使东平，王德亨、侯显使北京，夹谷永、呈泰使平州，田木西、李天翼使济南”。这一事件，无疑在蒙古帝国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众所周知，在蒙古帝国入主中原的初期，整个华北地区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用安部建夫先生的话来说：
当时华北的民众“能活过来的人实属侥幸。当时住在河北的民众、官吏、军人或出于自发，或被金政府强制，大多数迁徙到河南。剩下的少数人（主要是农民）或落草为寇，以掠夺为生；或推戴当地的土豪和侠客为首领，组织地方武装进行自卫。河北一带好不容易地得以安宁，就是因为有率领这些自卫团的首领们维护社会秩序，他们看到金国已没有希望，于是倒向蒙古，接受蒙古的官职，给蒙古人服务，逐渐成为地方上的封建领主”。
而蒙古统治者为了稳定华北局势，也正是依靠这些地方封建领主给予他们很大的权力。这些封疆领主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在地方上有极大的势力。随着统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蒙古汗廷开始考虑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耶律楚材利用这个契机，努力扩大儒士在其中的影响。在讨论如何对待汉人的问题上，耶律楚材与太宗近臣别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结果便是在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设置课税所。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十路课税所的正使、副使都是儒士，多达二十人。用宋子贞的话说：“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如此大规模任用儒士，这在蒙古初期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件事正是耶律楚材努力的结果，毕竟十路课税使的设立是耶律楚材得到太宗“卿试为朕行之”的首肯。
十路课税所的设立，尤其是二十名儒士的任用，对于当时处境艰难的儒士团体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儒士在政治上的大规模被任用，为其在今后复兴儒家文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使得耶律楚材在实施其计划时有人可用，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的推行。
其二，如此之多的儒士被任用，说明蒙古统治者对儒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使得原来蒙古的军事本位思想发生了松动，为后来举行戊戌选试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亲儒大臣的意见被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