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派出脱欢大军，出征陈朝的真实目的与规模分别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陈朝派往中国的使者除了履行本职以外，往往还肩负着打探情报的任务，至元二十年（1283）七月，出使中国的陈使黄於令、阮章带回了元军即将入侵的消息：“太子阿台、平章阿剌於湖广会各处兵五十万，期明年入寇”。
从后来元军入侵的史实来看，陈朝使者带回来的消息基本是准确的，只是军队统帅变成了镇南王脱欢、平章阿里海牙等人。至于元军入侵的人数，越南史籍所载的五十万人被大多数越南史学家所采用，中国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也很少有中国史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同时期元朝派发征缅的军队不超过两万人，第一次远征日本的军队不过三万余人，遭到失败后，很快动员了十万大军再征日本，两相对比，此次元军入侵的人数虽不会太少，但远不应达到五十万之众，越南史学家为了夸耀反元侵略胜利的战功，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默认了这一说法。
脱欢出征的目的
那元朝此次入侵，出动了多少人呢？笔者认为元军人数不低于三万，不高于十万，当在六至八万左右。原因有五：第一，1258年蒙将兀良合台出兵安南的人数约为三万，虽然攻破了安南国都，但最终因无力持续作战退回云南。
1284年脱欢出征的目的是要在安南建立有效统治，在汲取兀良合台出兵安南的经验后，所领军队人数必将超过三万，第二，脱欢此次征伐安南失败后，不久便率十万大军卷土重来，参考元朝两征日本的史实，第一次失败后，第二次出动了更多的兵马进行报复，因此脱欢第一次出征所率军队人数不会超过十万。
从元军此次入侵的战略部署来看，共从广西、云南、海上分三路进军，脱欢率领的主力军在攻打内傍隘时“分六道进攻”，元军规模应当不小。
据越南史料，在陈军大破元朝乌马尔军的战役中，“二帝追之不及，获其余党五万余以归”，以及元军败退时“裨将李璀收余卒五万人，以铜器匿脱欢其中，北遁至思明”，元军人数似有十万之众。但这只是越史单方面的说法。
《元史》和可信度颇高的《安南志略》并没有相应的记载，越南史料中提到的人数一定是经过夸大的结果，不过能够推断出元军总人数应不少于五万。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五月丙寅条载：“敕阿里海牙调汉军七千、新附军八千，以附唆都从征”，唆都率领的一万五千人只是海上攻陈的军队，属于副攻。蒙古人不习水性，所以忽必烈拨给他的都是汉军和新附军，镇南王脱欢所在的以蒙古人为主的陆路攻陈军应至少三倍于唆都军。综合以上分析，此次元军总人数应在六七万左右。
至元二十年（1283）底，蒙古人枕戈待旦的消息传来后，陈朝在“外柔内刚”理念的指导下，一面整军备战，一面上书请罪。冬十月，陈仁宗“亲率王侯调水步军习战”以及令“兴道王陈国俊”在全国范围内整军备战。
面对元朝大军入侵这样的国之大难，圣宗、仁宗以及陈朝百官早就多次合谋确立了“外柔内刚”的对元方针，怎么会去向“天下父老”问计呢？就像越南后黎朝史学家吴士连说的：“圣宗盖欲以察下民爱戴之诚，且使闻谕问而感激奋发也”。
后来受到鼓舞的老百姓配合军队坚决地执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成为了安南抗元能够胜利的重要原因。1284年底，元朝打着借道征占城的幌子将大军开拔到了陈朝边境，并要求安南“添兵助粮”。
研究中越关系的学者看法
有研究中越关系的学者认为：“忽必烈对安南的定位远没有占城重要，只是元军海陆征伐占城受挫时，安南与占城陆路连通的优势才受到忽必烈的关注，但并不意味其战略定位超过占城，其仍然从属于元廷征服占城，以占城为据点出征海外的计划。”
这种结论是基于占城在南海航路和海洋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得出的，时人黎崱著述道：“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
山本达郎先生也认为“占城是南海要冲，中国至暹罗湾、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印度洋方向去的航线都要经过此地，世祖以此南海要冲为根据地，意欲籍以统治广大的南方诸国”。至元十九年，占城拘禁元朝国使“既服复判”，打乱了忽必烈的海外扩张计划，因此元朝发大军征占城，脱欢入侵安南只是从属于征占城的附属计划而已。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在元朝的战略中，安南的地位是要高于占城的，攻打占城只是脱欢大军侵略安南的借口而已。其一，安南南境毗邻占城北部，又至中国广西“水陆皆便”，此外还与暹罗、真腊等南海诸国接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所以忽必烈欲经略南海，必先控制占城，若要控制占城，必先征服安南，如果说占城是忽必烈南海扩张计划中的桥头堡，那安南则是战略地位更高的支撑桥头堡的大后方。元朝统治阶级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交趾与真腊、占城、云南、暹、缅诸国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因其粮饷以给士卒，庶免海道转输之劳”。
其二，占城实力弱小长期向安南朝贡，从中国出发“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若是要攻打占城只派水师即可，完全不需要令脱欢率大军出广西和纳剌丁领兵出云南予以配合。
事实上，后来从水路到达占城的唆都军只是一支偏师而已，在击溃占城主力部队后，便奉命北上安南，配合脱欢大军对陈朝军队进行南北夹击。其三，受到元朝军力震慑的占城国王于至元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便弃甲投戈，令其孙济目理勒蛰等“奉表归款”。
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蒙古人本来就有联宋灭金后，又将枪口调转对着盟友的劣迹，再加上熟知“汉家故事”的陈氏对于“假途灭虢”的典故定不陌生，陈朝必然不会轻易借道。
事实上，陈氏的做法是沿用“外柔内刚”的策略，一面告饶、婉拒，一面派兵遣将加强防御。至元二十二年（1285），随着元军抵近边防，陈朝多次向元军派出使者乞求缓师，均被镇南王以大军之目的“实为占城，非为安南”的理由拒绝。
直到战争爆发的前一刻，陈使还向元军哀求“保护本国生灵，庶免逃窜之患”，而实际上，元军入境的每一处关口都有陈朝重兵镇守，蒙古人在“急保县”、“村李县”、“可离隘”“洞板隘”等地都遭遇了陈朝守军的抵抗，以致于一时间“不能进”。
战争的天秤很快就倒向了元朝一方，能征善战的蒙古人没花太大力气，便突破了陈朝设置的重重防线。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陈朝兴道王陈国俊在万劫（今海阳省至宁县）收拢各路兵马二十余万，企图与元军一战。
安南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依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蒙古人先后攻陷万劫（今海阳省至宁县）、普赖山（今北宁省东北桂阳县）直逼安南国都。
在元朝胜利进军的过程中，陈朝向镇南王送信，承认安南所有的过失是“太子所行伟误”造成的，乞求元军退师，但并没有提出如何惩办“祸首”和奉行“六事”，只是承诺“当具贡物驰献，复有异于前者”，说明陈氏仍然试图用外交软化敌人的攻势。脱欢不为所动，元军于正月十四日攻入升龙城。
陈朝没有死守国都，而是主动沿红河撤退到下游地区，留给蒙古人的只是一座空城。与此同时，纳剌丁率领的元军从云南方向进攻，击败沿途守军后进入昇龙与脱欢会师。唆都率领的军队从占城北上，攻入安南腹地试图配合脱欢军对陈氏进行两面夹击。
这一时期，安南各条防线陆续崩盘，二帝为躲敌人追兵，四处躲藏，一些陈氏的统治阶级出现了动摇，投降了元军。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陈朝一面收拢溃兵，坚持抗战，一面继续坚持通过外交手段乞求元军退兵，“遣人送安姿公主圣宗季妹于脱欢，欲舒国难也”。
四月时，陈朝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先是，陈国峻指挥军队向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清化修整后又率兵北上切断了唆都军于脱欢军的联系。接着，各地陈军都有捷报传来，元军在西结（今海兴省块州）、章阳（今河西省常信）等地先后遭到失败，陈军主力乘势打败了蒙古人布置在红河上的军队，向昇龙城进发。
总的来说，为了避免全军覆没，脱欢决定班师。在回国的路上，元军遭到了凶猛的追击和紧密的伏击，最终唆都等将领战死，脱欢藏匿于铜管中，才逃过了陈军毒矢的射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