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王朝统治时期(1368—1644),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晚期。
从明英宗时起,政治就日益腐败,宦官专政、奸佞当权的事就已出现。
这里要说的是荒唐的万历皇帝。
万历初年
万历初年,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朱翊钧即位时年纪还小,朝廷事务实际上由大学士张居正主持。
张居正看到统治危机的严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通过统治集团内部的整顿,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政权机构的效能,重新稳定朱明王朝的统治。
他的整顿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力有所增强。
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一亲政,立即改弦易辙,使这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半途而废。
从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着腐败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万历帝的不理政事
万历时期政治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
朱翊钧成年累月深居宫中,“万事不理” ,不以国事为念。他自称“静摄”,实际上是在宫中鬼混。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做处理,以至朝廷官员无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
史载,在万历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搁置,往往在递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自还家。
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 ,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
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
万历帝的贪财
此外朱翊钧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去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
这实际上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在地方上公然劫夺。矿监税使和他们的爪牙无恶不作,曾激起了许多城镇人民的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市民运动”。
朱翊钧在位期间,除了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一战的惨败,使得辽东的军事对抗便牵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
万历帝死后的明朝
朱翊钧死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
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轻不懂事喜欢弄木工活,大权旁落,宦官们窃柄弄权把持朝政。
太监魏忠贤同熹宗的媬姆客氏相勾结,上下招权纳贿,把国事弄得腐败不堪。
明神宗、魏忠贤等既贪财好货,自然上行下效,养成一派贪污风气,出现“官以财进,政以贿成”。
魏忠贤任用阉党周应秋为吏部尚书,公然按官职大小索价,每天得贿银一万两,人称“周日万”。
到了崇祯时,有人说:“贿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变黄,黄变白’之谣。” 意思是官吏行贿原先用银子,后来改用金子,再后来又改用光彩夺目的珍珠。
官员们的职位既然是花钱买来的,上任之后自然要竭力搜括,追本求利,满载而归。贪官污吏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压榨,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这也是为何后来有李自成等大批农民起义军的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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