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虽然与李唐并称，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从未完成统一的任务，大规模的战乱依旧频发，有宋多年来，辽、西夏、金、蒙元，少数民族政权对宋朝形成了长期且巨大的军事压力，期间的战争宋朝胜少败多，不得不屈辱求和以获取片刻安宁。1276年，宋太皇太后遣使奉国玺降元，宋亡。
宋朝最终不可避免的灭亡于蒙古人之手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不仅是秦汉之类王朝的简单更迭，乃是汉人历史上第一次被少数民族彻彻底底的征服。面对社稷的倾覆，天下的沦丧，许多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效仿伯夷叔齐，甘做天水一朝的遗民，故清人邵廷采有云：“两汉而下，忠义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在元初，杭州的宋代遗民过得怎么样？有哪些影响？
元初的杭州
蒙古人的侵宋战争造成了巨大破坏，征服南宋后又在军事上严密监视、经济上贪婪掠夺，实行四等人制等一系列高压措施，面对家国宗庙颠覆和黎民受苦，以天下为己任的南宋知识分子自然不可能熟视无睹。
同时，元朝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又很差，再加上安身立命的科举之路被蒙元长期堵死，而他们又把做刀笔小吏看成一件可耻的事而不屑为之，这样他们便失去了人生的奋斗目标，胸中满是愤懑失望之情。
总之，家国覆亡之恨、自身浮沉之感无不让很多南宋知识分子对元政权充满了浓厚的反抗意识，从而选择做大宋遗民，所谓“兵火之后科举已废，民知为儒之不见用也，去儒而为盗，今江南陳聚群起。”正是这种局面的真实写照。作为南宋的实际都城，杭州也有许多这样南宋知识分子，而且各地的遗民都愿意去和杭州遗民交流酬唱。
杭州在《尚书禹贡》里属古扬州范围。秦一统后为会稽郡下属钱唐县，西汉沿之。东汉永建四年后改隶吴郡。三国时，钱唐县属吴国吴兴郡。梁朝太清三年时，侯景把钱唐县升为临江郡。陈朝侦明元年，又改置为钱唐郡。隋唐时，杭州之名始现，治所均在钱唐县，唐武德四年，钱唐因避唐国号改为钱塘。
五代时杭州为吴越国首都。宋代以来，杭州先后为两浙路、两浙西路路治，建炎以后为南宋行在治所，称临安府。长期以来，南方地区是落后于中原地区的，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长期战乱，大量中原人家迁徙到江南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整个南方地区呈现出一种加速度式的发展。
到了北宋中后期，东南地区已然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这当中以两浙为最盛，苏轼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杭州及其附近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无不为元初杭州众多遗民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良好的经济环境下遗民才可以悠游湖山而不为五斗米折腰。浓厚的文化氛围才可能使得忠君爱国儒家观念得到最大限度地认可并产生数量较多的遗民，同时也使得遗民普遍具有比较优秀的文艺素养。
遗民构成
面对国破家亡与身世沉浮之痛，宋元之际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纷纷选择做大宋遗民，继续效忠前朝。然而各人的际遇不同、各人的性情人格不同，导致他们在元初的生活轨迹各有特点。
隐逸型遗民：
隐逸型遗民和抗战型遗民对宋朝都有着强烈的眷恋、对元朝内心都有抵触之意，但以理想为先的抗战型遗民可以将这种遗民意识落实为积极的抗元行为；而兼具理想和现实的隐逸型遗民的抗元行为则往往是一种消极不合作的方式，他们有着坚定的反抗元朝恢复大宋的思想，但介于理想和现实型之间的妥协性人格又使他们不像抗战型遗民那样为了理想可以不管不顾，各种生存的压力使得他们对现实有一定的退让，所以最终他们选择了一条相对温和的抗元道路。
仕元型遗民：除了隐逸型遗民外，元初的杭州还有许多仕元型遗民，他们或是因为元廷的武力威胁而被迫仕元，或是因为生活清贫的压力而被迫出仕，或是为了保存华夏文化而主动出仕。虽然出仕的动机各不相同，但从他们的言行事迹来看，他们对故国始终都保持着孤忠之心，所任职务又大多是山长教授之类不入流的清贫学官，且在出仕之后常有懊悔之心，故这些人也可算作遗民。
像仇远、戴表元等出任元廷学官之人，方勇先生等人也将其目为遗民。这也因为是出仕学官和归隐湖山相去不远，且迹异而心同。所以许多遗民都做了学官，所谓“如水赴壑，员无穷而缺有限。”隐逸型遗民或者隐于山林，或者隐于佛道，或者隐于都市，他们希望通过隐居不仕来与元廷保持距离，这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式的抵抗，方式温和。
仕元型遗民和隐逸型遗民相比，他们的抗元之路就显得更加温和了，从人格上来说，在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之间，仕元型遗民的人格和隐逸型遗民的相比也更加趋向于现实，但他们依然是遗民。元初宋遗民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参与人数众多的群体性互动交往和个体之间的交往酬唱两种，活动主题与遗民活动无关，故这类群体活动只能看成是文人雅士的宴游寄闲而已，除了这些，还会进行社会活动。
元初杭州宋遗民的大多数在元代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他们要么勉强地出仕清冷学官以求生计、要么隐居乡野躬耕自给、甚至靠亲友接济为生，他们主观上远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主动疏远和元关系，因此其社会活动就显得非常平淡无甚波滿；同时，他们这种不积极的态度也使得他们往往被主流社会所忽略，其社会活动就往往湮没无闻，相关史料的记载就非常稀少且错说零散；此外，在这零散的史料中能留名的些许之人，若非文名远播，则必仕途较为通达，他们在杭州遗民群体里的身份地位都处在上层。
杭州宋遗民的社会活动虽然零散而不可全见，可考证社会活动的遗民基本上也是杭州宋遗民群体中的上层人物，但通过这些史料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元初杭州宋遗民虽处江湖之远，甘淡泊平生，但他们毕竟在艺术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对元初社会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或鼓舞着世人抵触元朝统治的决心，成为了有志之士竞相效仿的榜样；或隐居临泉，以毕生力气精研艺术，领时之风尚，也为后人留下了绝美的诗文书画；或不顾贫老之苦兴学助教，奖掖后进门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着元朝社会的汉化与繁荣，他们是元朝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遗民影响
杭州宋遗民是整个元初宋遗民群体的重要组成和代表部分，通过密集的交流活动，南宋遗民联系到了一起组成了规模庞大的遗民网络，包括元初杭州宋遗民在内的整个南宋遗民群体所散发的遗民精神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诗酒书画间，遗民们宣泄着世事无常的喟叹，抒发着家破国亡的悲痛，他们互助互慰，坚定着为大宋和华夏文明守节的信念；他们怀念故君故国同心反元，以各种方式拒绝和元廷合作；同时这些遗民大多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们隐于丘壑不愿出仕，自然也是元廷的损失。
所以无论是从安定社会维系人心的目的出发，还是招罗贤达为己所用的目的考虑，规模庞大的遗民网络所散发的遗民精神自然是元廷不愿意看到的，故元屡次诏求山林隐晦之士。在频繁的征士下，虽然许多遗民能够抵制住诱惑，但仍有人欣然接受元廷的官职，叶李和赵孟就是在至元二十三年北上大都的，后叶李被封为集贤殿大学士，赵孟更是尊为魏国公。
在频繁的征士活动外，为了进一步的吸引人才和招纳遗民、淡化社会上强烈的遗民精神，包括元初杭州宋遗民在内的整个南宋遗民群体所散发的遗民精神间接地促进了元廷对征士活动和科举考试的重视，而这些措施有助于蒙元政权的进一步汉化，有益于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元朝社会的稳定繁荣。
元初杭州宋遗民在内的整个南宋遗民群体所散发的遗民精神依然鼓舞着世人，辛亥革命志士“通过广刊南宋遗民的诗文来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希望以此来唤醒国人推翻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勇气和决心；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者在神州大地肆虐横行无恶不作，为了鼓舞人民的爱国之情和抵抗日寇侵略之心，浦江当地还特意展览了月泉吟社的组织者方凤的诗文作品。
由此可见包括元初杭州遗民在内的整个南宋遗民群体所散发的遗民精神对于后世的重要意义，他们的爱国忠贞之气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影响不可不谓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