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30日凌晨2点左右，在西柏坡无线电总台的屋内，年仅16岁的女报务员苏采青准时打开电台，做好了对接上海隐蔽战线发来电报的准备工作。
女兵苏采青
在苏采青的工作日志上，清楚地写着这是她奉命对接上海同志的第72天。
虽然不曾见面，尽管也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但在苏采青的心中，她和这位上海的同志已经很“熟悉”了。
她熟悉对方的“指法”，深知这个人在发报上的功力很深，她在这两个多月的对接中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
“嘀嗒嗒嘀，滴滴滴，嗒嗒滴”，电台中突然发过来三个字母MSG，这是英文字母“我有报文要发”的意思。
尽管信号很微弱，但苏采青很兴奋，因为这是那位同志的指法，她赶紧准备好收报纸和铅笔，接着又戴好了耳机。
她知道，这位远离西柏坡指挥中心2000多里的同志，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发报充满了危机四伏的危险，她不能漏听对方发过来的任何一个数字。
因为漏听了数字或者字母，就需要对方再重复发一次，这会浪费对方的时间，也就变相增加了这位同志暴露的危险。
在闪念间，电台信号闪烁，苏采青的铅笔刷刷刷地在电报纸上写下一串串数字。
作为报务员，她不知道自己抄收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她只负责抄写完成，然后把报文交给译电员就算完成任务了。
在紧张的抄报气氛中，对方的信号突然中断了，她斜眼看了看电台上方悬挂的钟表，指针停在了凌晨2点20分。
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上海的同志不能用大功率电台发报，那样就很容易被敌人的侦测车跟踪。
五分钟之后，对方的信号闪烁，报文又开始发过来，苏采青一阵惊喜，又赶紧戴上耳机抄写起来。
这一次，苏采青明显感受到了对方的不一样，发报明显加快，指法有些慌乱，甚至还发错了两个数字，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正当苏采青无比诧异的时候，对方的信号突然又没了，她一阵紧张，心中出现了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
苏采青握笔的手心里全是汗，她不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按照有关规定，她不能发报询问对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滴滴滴嗒，滴滴滴嗒，滴滴滴嗒”
突然，对方传来一串信号，这“滴滴滴嗒”的信号翻译成字母是“V”，而对方连发了三个“V”。
当苏采青写下这三个V，大脑中“轰”的一声嗡嗡嗡作响。
这三个V，是双方事前约定的紧急警示暗号，意思是对方出现了异常危险。
深冬季节的西柏坡，室外滴水成冰。
但此时电报室内的苏采青，早已是汗透衣背，眼角也浸满了泪水。
时空交换，再回到半小时前的上海。
在我党地下联络员李白的家中，他正在二层小阁楼上准备发报机。
楼下院内，他的妻子裘慧英就站在上了门栓的大门后，随时倾听来自大街上的异常声音，做好了为丈夫发出警报的准备。
在屋内的双人床上，躺着李白和裘慧英刚满三周岁的儿子李恒胜。
这一个看似普通的三口之家，却架起了西柏坡到上海之间的“空中桥梁”，就连毛主席、周总理和龙潭三杰之首的李克农也知道这一家三口的存在。
是啊，当年在延安的李白，就是不可多得的无线电奇才，自从他于1937年10月被派遣到上海，已经是12个春秋了。
这十二年以来，他进过日本人的监狱，被臭名昭著的“76号”刑讯过，但他没有泄露过党的半点秘密。
这十二年以来，他每天都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每次前脚跨出大门后，他都时刻做好了再也不能回家的准备。
尽管李白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自从有了老婆孩子以后，他就特别想活着看到解放的那一天，希望能背着儿子、牵着慧英的手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
凌晨2点发报，是李白规定的，这是他长期深潜白区总结的经验，这个经验曾经让他在十二年的卧底生涯中安然无恙。
经验之一是，凌晨两点，敌人容易懈怠和麻痹大意，无线电侦测车会停止工作；
经验之二是，凌晨两点，万籁俱寂，负责警戒的慧英，能很容易分辨危险来临前的异响声，方便发出警示；
经验之三是，凌晨两点，空中的无线电波最少，上海的商业电台都在静默，造成空中的信号干扰很小，自己的7瓦功率电台才能把信号传到西柏坡。
凌晨2点整，李白开始发出“MSG”也就是“我有报文”的信号，他用收音机改装的7瓦功率电台信号很弱，他几乎是把耳朵紧紧贴在耳机上才能听见声音。
今天这份电报相当重要，是敌人的长江兵力布防计划，他必须尽早发过去，避免更多的解放军战士付出生命的代价。
李白的发报技术炉火纯青，他不会打错任何一个数字，信号闪烁中，滴滴滴嗒嗒嗒的电波声跨越2400里的空中走廊，变成了苏采青铅笔下的一个一个数字。
突然，他听见妻子裘慧英急促脚步的上楼声，还有大街上尖锐的哨声、噪杂的踢踹大门声、呵斥声、怒骂声……
“静安（李白化名李静安），快停下来，敌人在挨家挨户搜查……”裘慧英一边紧张地说话，一边从阁楼上拿出一个皮箱来，并示意李白赶紧走。
此时此刻，儿子李恒胜被吓醒，发出了哇哇哇的哭声。
李白停下来，侧脸看了看妻子，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电报必须发完，你抱着儿子先走，明天在江边码头见面。”
李白脸上的汗水滴在情报纸上，他一边快速地发报，一边把发完的报文纸塞进嘴里用力咀嚼。
当敌人用脚踢开屋门的时候，李白才连着向西柏坡发了三个字母V。
当苏采青抄收完三个V，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收到三个V，也是唯一的一次。
她呆坐在电台旁，默默期盼着对方的信号重新响起来，但直到天亮再也没有出现那个熟悉的信号声。
她只好把抄收的电报交给值班领导，并汇报了“三个V”的紧急情况，值班领导还安慰她要沉住气，说不定上海的同志只是遇到了一次普通的意外。
苏采青心理上也好受了许多，她也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事，并期盼着第二天凌晨2点快点到来，到时候那位同志准时出现发报就说明没事了。
但是，当天下午，她就接到了通知，“终止联络上海的同志。”
作为一名普通的报务员，她不知道那位上海同志传来的电报，是一份价值连城的长江防线布防图。
在接下来的70年里，苏采青时常会想起那三个危险的警示信号，并下意识地冒出一个想法来，“上海同志，你是谁？你脱离危险了吗？”
李白被捕了，关在敌人警戒级别最严的上海保密局监狱中。但万幸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受到牵连。
在接下来的38个小时中，李白遭受了敌人所有的30多种酷刑。
因为李白被捕时，把情报吞下肚子，砸坏了电台，只留给敌人一个完好的电健。
敌人恼羞成怒，再加上“铁证如山”，根本不需要李白承认是不是我党的人，就可以断定他的身份了。
于是，敌人一步到位，直接从残酷的老虎凳开始了对李白的刑讯。
刑讯室内，阴森恐怖，李白的脚后跟下垫着五块蓝色的砖，李白脸上满是豆大的汗珠，他仿佛听见了绳子撕裂皮肉和自己小腿腿骨断裂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敌人开始把烧红的煤炭一块一块放在李白的胸膛上，整个审讯室内又充满了皮肉烧焦的味道。
李白昏过去了，又被一盆子冰水泼醒，冰凉的水减轻了些许痛苦，但敌人又开始疯狂地给他灌辣椒水。
最后，敌人用铁钳子拔光了他手脚上的所有指甲，然后又向指甲的缝隙处砸进了长长的铁签子……
对于种种酷刑，李白并不陌生，早在1939年的魔窟“76号”中，他已经在这魔鬼的炼狱中走过一遭了。
他知道，只要扛住敌人的刑讯，就可以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他不怕死，对于这种“扒皮抽筋”“敲骨吸髓”式的酷刑都能承受，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
只是，他再也不能背着儿子，牵着慧英的手去一次天安门了。
在意识模糊中，李白仿佛看到了老婆、孩子向他跑来，儿子李恒胜还大声喊着爸爸，爸爸……
李白被捕第二天，在西柏坡的李克农就接到了主席的指示，“你要亲自组织好对李白同志的营救工作。”
李克农，这位中共谍报史上的奇才，“龙潭三杰”之首，中共唯一一个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就被授予上将的开国元勋，此时此刻正叼着烟袋陷入沉思之中。
他知道李白是跟随主席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他参加过长征，经受住过日本人和汪伪特务的严刑拷打，他被捕后决不会叛变投敌。
但是，国民党败局已定，曙光即将普照祖国大地，他李克农必须让更多的谍战精英们活下来，去拥抱为之奋斗终生的新中国的黎明。
于是，李克农向上海多个地下党小组发出了紧急营救李白的命令。
但是，此时的李白，被关在死牢之中，就连送饭的人都无法接触到他，组织营救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1949年4月1日，距离渡江战役还有不到二十天，由于国民党没有布置好长江防线，于是就搞了一次假和谈，还假模假样地向北京派出了谈判代表团。
双方第一次坐下来谈判，我方代表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为了表达谈判诚意，双方应当主动释放部分在押政治犯。”
在我方提供的释放名单中，就有关在上海保密局监狱的李白同志。
但是很遗憾，敌人根本不是真和谈，而是为了拖延时间构筑长江防线，再说释放李白的最高权限在老蒋手里，敌人根本不会考虑在内。
自此之后，李白的消息断绝，李克农多次致电上海组织营救，也是无力回天。
1949年6月1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十天，一封编号为“008”的特急电报就摆在了公安局长李士英的办公桌上：
“兹于1937年冬，延安派往上海地下党之李静安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核查。”
来电查询人，就是李克农将军，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李白的营救工作，但苦于远隔千里之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通过上海市公安局的寻找，最终在上海郊外的树林中，挖出了十二具被反绑住手脚的遗体。
当在现场的裘慧英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并冲上去抱住一具瘦小枯干的遗体大喊着“李白，你看看儿子吧”，现场的人无不掩面哭泣。
后来查明，李白和另外的11名宁死不屈的革命者，于1949年5月7日，被枪杀在上海郊外的戚家庙。
在牺牲的前两天，裘慧英曾抱着儿子来监狱看望他，儿子李恒胜隔着铁栅栏伸进小手去要李白抱一抱。
于是，李白就让敌人把门打开，他只要求抱一抱儿子，但是敌人没有同意，这也成为李白同志牺牲后的最大遗憾。
李白牺牲二十天后，上海迎来了解放的曙光。而李白同志，却永远倒在了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革命事迹，扔将被尘封进历史的记忆之中，直到70年后才会迎来世人的瞩目。
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全国上映，迎来万人空巷的观影热潮。
苏采青也坐在影院内边看边抹眼泪，但她不会想到影片的主人公李侠，就是她日思夜想要找的人。
2005年年底的一天，已经退休在家的苏采青闲来无事，翻看家中的一摞报纸，突然一篇文章的标题引起了她的注意：《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李白》。
她赶紧读完这篇文章，发现这是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父亲被捕的过程，其中提到被捕时间是1948年年底，苏采青隐约感觉就是他，但仍然没有确认。
又是三年过去了，苏采青偶然间又在《中国电子报》上看到一篇老文章，里面有李克农发给上海市公安局的电报。
其中有一封电报写到：“李静安同志于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和总台联络的过程中发出了危险的警示，被捕时间可能就是当天。”
这一下不用再怀疑，当年那位发出三个V的“上海同志”就是李白无疑。
因为，苏采青早就把“1948年12月30日”这个日子深深烙印在脑海中。
2010年，苏采青来到了上海李白烈士生前发报的小屋内，这里已经变成了烈士的故居，一切摆设照常，只是不见了当初的主人。
只有那张发报桌，仿佛在向苏采青诉说着主人的故事。
当苏采青面对这张桌子，她仿佛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当她轻轻抚摸桌子表面，泪水早已洒落眼前。
2019年，在李白烈士牺牲70周年“跨越时空的回信”节目中，苏采青坐在当初的那部电台前，用如泣如诉的眼神遥望天空之中，发出了跨越时空的电波：
“李白前辈，您期盼的黎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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