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仲永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这个故事的主角，正是生活在宋代。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神童”最多的年代，大词人黄庭坚，晏殊，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都是从大宋神童成长起来的人才。
当然，有成功的神童，就有不成功的神童，比如伤仲永故事里的方仲永，就是一个典型的小时上佳，大时了了的例子。那么宋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真真假假的神童呢？
一、科举制度完善以来，国家重视对人才的从小培养，为此专门设立了童子试，推动了神童文化的发酵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一个聪明可爱的孩童，当然值得人们去欣赏宠爱，但是将之发展成一种文化，甚至有人刻意打造自家孩子是神童的形象，就不是单纯的喜欢聪明孩子能解释的了。实际上正如汉代察举制以后，社会上各种名人故事层出不穷一样，宋代神童文化的兴盛，从根子上来说，还是名利闹的。
自从隋朝创建科举制度以来，经过唐朝三百年的发展，到了宋代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选官制度，而宋朝又实行极度的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全国上下，从庶人到贵族，无不以培养孩子成为进士为荣耀之事。
当然从国家层面来讲，宋朝政府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各种官学，类似于今天的公立学校，专门负责培养士人。而且在作为国家抡才大殿的科举制度之中，也设立了童子试的形式，来专门从全国选拔聪明灵秀的小孩子，作为以后的官员预备役培养。
这里头就涉及到了一个利益，科举的名额是有限的，大宋那么多读书人，不可能每一个都能在科举制度中胜出，势必要有很多人落选。
而童子试虽然只是一个针对小孩子的考试，但因为皇帝都认为国家出现神童，是上天认可自己的表现，所以对通过童子试的小孩子，一般都比较重视，长大以后通常都能够做官。
再加上童子试考试内容势必要简单一些，这样一来，简直就成了为读书人量身定制的捷径。于是在这种氛围之下，神童文化层出不穷，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父母从小就认真培养的缘故，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不过是父母想要帮助孩子走捷径，刻意营造出来神童的名声而已。
二、因为童子试选拔出来的神童们，如果具有真才实学的话，其漫长的政治生命，几乎决定他以后势必要位居宰辅很长时间，这对于其他官员和皇帝来说都不是好事，所以宋代以后，朝廷开始刻意打压神童
宋代是神童文化的发展时期，也是神童文化的巅峰。巅峰之后，自然就是衰落了。虽然宋代因为皇室对与神童文化的推崇，出现了很多假的神童，但正如前面所列举的那样，宋代的神童们，很多都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精英人才。
但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后迅速衰落，并非宋代以后天下间就没有神童了，而是随着古代中央集权的加强，官僚体系的成熟，那些经过十年寒窗，层层选拔出来的官僚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神童有真才实学，那么当他在十几岁甚至几岁就已经取得科举考试的名次的时候，等于比别人早了二十年进入官场。
这样一来就造成一个现象是，神童正当年的时候，他在官场是已经具备非常雄厚的实力和资历了。以后被选拔进入内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古代又没有退休制度，尤其是统治集团高层，这样一来一个神童只要他自己的寿命有保障的话，几乎就要在宰辅的位置上坐几十年，啥都不用干就是一个妥妥的三朝元老。
这种现象的产生，对于其他封建官僚，包括皇帝在内，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对于官僚来说，首辅的位置上坐着一个比自己还年轻的人，自己还有啥希望？对于皇帝来说，一个臣子历经好几个皇帝，他在官僚和民间的威望和势力，都有可能威胁到皇上的权力。
这样一来，神童就变成了众矢之的，皇上和高层大员们都不希望看到，自然也就慢慢的淡化了这种文化。
三、神童文化的产生与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古代人才没有其他出路，只能当官。官本位的制度下，神童的存在对于其他人而言就是一个障碍
正如前文所说，宋代以后皇帝和大臣们发现神童会成为自己的障碍和威胁，所以才不允许神童文化继续发展，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依然有那么多少年天才，却不影响政府稳定呢？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古代社会除了当官以外，读书人几乎没有别的出路，这就导致整个社会所有的精英人才都紧盯着官位，这时候神童的出现，就成为官僚系统上下流动的障碍，成为皇帝眼中的威胁。
但现代社会不同，因为学科的分类，社会分工的细化，少年天才们不必执着于当官，在社会其他领域，也能够做出一番他人羡慕的成就。
所以说，神童文化最宋朝以后迅速衰落，除了是人们认识到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之外，更本质的原因，实际上还是就业渠道过窄导致的激烈的竞争所致。
四、结语
站在今天的角度，神童文化也无所谓对错之分，顺其自然的，有教育方法的天才儿童，对于社会，对于他自己来说，当然是一种幸运。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天分，生生被父母打造成神童形象的普通孩子来说，这种文化就是拔苗助长，是违背教育原则的。
中国古代神童文化的衰落，虽然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官僚群体和皇帝的反对而造成的，但这种现象实际上为古代儿童教育做了贡献，至少避免了像方仲永这样的现象更多的发生。
参考文献：
《宋史》
《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