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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成儿
开宝末年,宋太祖视察西京,提出迁都设想,却遭晋王等人接连反对。面对现实压力,官家不得不把此事搁置,并表现出深深地焦虑:“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实事求是说,赵匡胤的理由并非毫无道理,开封地处华北平原之上,无险可守,必须驻扎大量禁军捍卫国都,想要养活几十万部队,粮草、资金、布帛等资源必不可少,筹集、运输这些东西,必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北宋王朝增添巨大负担。
按照宋太祖的想法,先迁都洛阳,再迁都长安,完成后,可以借助地理上的优势,减少京师的驻军数量,一来消耗的军粮大幅减少,二来士兵退伍后回乡务农,劳动力增加,三来运输的钱粮少了,产生的物流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几个月后,赵匡胤驾崩,从此再也没有皇帝想要迁都长安,即使北宋灭亡了,元明清的统治者也没有再打长安的主意。
回首历史可以发现,从秦朝到唐朝的一千余年,长安城魅力十足,吸引了众多王朝在此建都,其中不乏秦、汉、隋、唐这样的大一统帝国,能够在长安称帝、工作是许多人的梦想,诸葛亮奋斗一生,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可是从唐朝灭亡开始,长安城好像失去了吸引力,再也没有实力强大的政权在此建都,包括宋、明这样的中原王朝。赵匡胤的规划没有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后世中国高层的肯定,这绝非偶然,背后反映出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
汉唐之所以定都长安,肯定是长安具备其他城市没有的优势,五代之后,历朝历代选择其他地方建都,必然是长安的优点已经消失,泯然众人矣。我们就以西汉为例,看看长安城到底有哪些优势。
脱颖而出的长安
楚汉战争结束后,汉高祖刘邦开始考虑定都问题,他在洛阳和长安两个地方摇摆不定,都处于人口版图中心的位置,两者距离也不是很远,选哪个呢?功臣们主张洛阳的居多,因为他们的故乡多在沛县,离洛阳更近,探亲方便些,而且从历史经验看,秦朝定都关中,二世而亡;东周定都洛阳,延续好几百年,所以洛阳更合适。但娄敬劝刘邦定都关中,他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关中有秦岭、潼关、武关、散关、萧关等山峦、关隘的保护,安全系数高,但这一点,洛阳同样也是具备,“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乡雒,其固亦足恃”。
刘邦又问张良,留侯说出了关键:“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
长安有两点比洛阳好,第一是经济方面,关中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可以为首都提供充足的粮草和资金,洛阳虽然也有平原,但面积过小,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而关中盆地的平原面积是3万多平方公里,在农耕时代,税收、粮食产量自然相差甚远。
第二是政治形势,刘邦称帝后,面对的主要军事威胁是什么?一个是关东地区的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这些人,他们手握重兵、地盘,是中央政府的隐患;另一个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在冒顿的带领下驰骋草原,俨然一方霸主,但威胁程度最高的还是诸侯王。洛阳靠近关东地区,若韩信等人突然谋反,攻破了荥阳、虎牢关,将很快兵临城下,汉室有灭亡之虞。长安经济条件更佳,离关东更远,留给他们平叛的余地更大。权衡之后,刘邦决定采纳娄敬、张良的建议,定都长安。
由此可见,长安主要有三大优势,位于人口版图的中央,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与军事重心的距离适中,无论关东还是草原,都可以及时部署,做出应对之策;关中是天府之国,经济实力雄厚,不仅能够养活首都的王侯将相及军民百姓,还可以在战争时期为前线提供帮助。秦朝凭借关中地区,足食足兵,扫清六合;楚汉战争中,萧何经营关中,源源不断输送兵马、钱粮,没有物质基础,纵使韩信能力再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土地平坦、肥沃,面积大,灌溉水源充足,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上等田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地区人口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三十,拥有的财富却超过了百分之六十,经济总量傲视群雄。刘邦定都于此,可谓实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统一,占据全国最好的地块,统治全国自然不在话下。
告别帝都的原因
等到北宋建立时,长安城的三大优势都还在吗?第一个还是在的,另外两个变化就比较多了。关中地区的经济,已经养不活长安城的上下居民,该情况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隋书·食货志》记载:“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关中人口太多,当地有限的粮食无法满足百姓需要,遇上水旱之年,本就不足的粮食更加捉襟见肘。开皇十四年,关中发生大规模旱灾,隋文帝下令逃荒,政府官员搬到洛阳就食。连皇帝都要去外地蹭饭,供需矛盾可想而知。
入唐后,逃荒之事反而更多,唐高宗、唐玄宗多次前往洛阳,背景往往是关中发生天灾,甚至连官兵都有饿死的。唐中宗景龙三年,又发生饥荒,一斗米价值百钱,朝廷从关东、江淮调拨粮食,由于事态紧急,作为交通工具的牛竟然累死了百分之八九十。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关中经济养不活京师官民,土地面积固然是一方面,但经济的衰败才是主要原因。自秦朝以来,经过大规模开发,关中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水土流失加剧。土壤也日渐贫瘠,河渠中的水资源的流量严重下滑。
建造、维持繁华的大都会,木材资源是不可或缺的,盖房子、造宫殿、修陵寝要用到,日常生活中煮饭取暖也要用到,可关中地区的树木已被严重采伐,到唐朝中期,当地很难买到建筑木材,必须去山西等外地采购。假如你是木料商人,穿越到长安肯定能挣得盆满钵满。
郑国渠、白渠是关中重要的灌溉水源,可是到唐朝,水量已大不如前。据杜佑《通典》记载:“又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圣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馀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馀,即仅校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人力散分又如彼,欲求强富,其可得乎!”
西汉时,两渠能够灌溉农田四万四千五百多顷,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只剩下一万顷,又过了一百年,只剩下六千两百顷,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七。水资源大幅减少,过度开发后,土壤也变得贫瘠,唐代陕州等关中地区出现了“土瘠民贫”的记载。没有水,土壤肥力断崖式下降,农业生产大受影响,所以唐人非常怀念汉代的关中,感慨自己生不逢时,错过了好时候。
结合《通典》的数据可以看出,唐代关中地区比汉代每年要少收几百万石粮食,可人口却一点都不比西汉少,遂产生巨大的收支差。唐玄宗时期,京畿地区每年只能上交一百多万石粮食,需求量却是一千万石,关中只能满足长安十分之一的需要,布帛、资金的差距比例也是如此。为了稳固统治,唐朝政府必须从外地调拨剩下百分之九十的差额,这个过程非常痛苦。路途远,运量大,交通工具落后,河流变数多。
《旧唐书·食货志下》记载:“昔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犹不能支。”太宗、高宗在位期间,每年漕运二十万就够,当时刚刚经历隋末战乱,人口锐减,吃饭的人不多,官僚机构也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军事上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粮好解决,后面改成募兵制就难办了,都得朝廷筹集。所以漕运数量虽然翻了好几倍,仍然不够长安皇室、官民的开销。
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趋势明显,雨热同期、种植水稻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逐渐崛起,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等谚语,如果还要以长安为都,就必须从江南运输钱粮进京,但是从开封到洛阳的通航条件不佳,从洛阳到长安经三门峡砥柱之险,情况更加恶劣,常有船毁人亡的惨剧发生,甚至出现斗钱运斗米的说法,这是用生命做漕运,用巨资做漕运,物流成本太高了,不堪重负,可又不得不做,赖以生存的物资进不来,百姓何去何从?朝廷如何运转?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办法是最简单的,那就是搬出去。想要让关中恢复到秦汉时期的经济水平,不现实,生态环境恶化到这个地步,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挽回。汴州到长安漕运的艰难,也并非当时的技术水平能够化解。既然人类无法改变环境,那就只好改变自己,放弃长安这个古都,把新的都城搬到漕运更加便捷的地方去。
我们再看长安的第三个优势,与军事重心的距离适中,这在唐朝是没问题的,长安和突厥、吐蕃、关东河北藩镇的距离都适中。进入五代之后,该优势就丧失了,宋太祖登基,从钱、权、兵三个角度大力改革,基本消除了地方官员、将领叛乱的基础,能够给中原王朝产生威胁的,主要是游牧民族。最初为契丹人建立的辽,后来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最后是明朝面临的蒙古和女真,他们常常袭扰河北、山西北部地区,以及山海关外的辽东。
为了能够及时应对这些外患,都城必须向长安的东部或者东北部迁徙,不能往南走,因为军事重心在北方,再结合漕运的需要,开封就显得比较方便,虽然它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可放眼全国,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地方。明朝迁都北京有些剑走偏锋,漕运有元朝整修过的京杭大运河,把江南的钱粮运输过来,也能够迅速应对外敌入侵,但位置偏北,使各地到京师的沟通、物流成本显著提高,而且离边境过近,在王朝军事力量下降的时候,首都有沦陷危机。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嘉靖年间的庚戌之变,崇祯年间皇太极兵临城下,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生态恶化,经济凋敝,漕运艰难,在隋唐时期已经显现,教训深刻。北宋王朝无法解决定都长安后面临的生计问题,还需顺应主要外患调整到东北的历史变迁,尽管开封有较大的地理缺陷,也不得不定都于此。开封的劣势在战争年代会凸显出来,长安的劣势在和平年代就会体现,因为人不可以一日无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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