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本质与货币外流
两宋时期，“钱荒”现象的主要成因是什么，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体系的不断发展，货币逐渐成为人际交往中最基础的价值符号。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大体可分为“殷商以前的盖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杂用”、西周逐渐开始的“金铜并用”、南北朝以降的“帛多金少”、宋金元明时期推行“纸币”、明宣宗后废纸币，这五个阶段。
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长河里，货币很早就活跃其中，其变化和发展不仅是推动了经济层面的变化，还延伸至了政治统治、社会关系等诸多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并受到了这些领域的“相同作用力”。
同时，中国古代的货币发展经历了从实物货币到贱金属货币，再到纸币，最终发展到贵金属货币，在不同阶段的货币体系中，其产生的影响因素也是各有不同的。但是其中货币的本质是不变的，正如熊彼特于1939年出版的《商业周期循环论》一书中提出：“货币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可发现的任何外在形式，如一种商品、纸币或其他任何东西，而在于稳定地转移支撑经济交易的信用和债务。”
此外关于货币的本质还有一般等价物说、金属论、数量说、名目论、国定说等，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名目主义还是金属主义，货币都是债务人签发的借据，同时又是债权人可以用于支付的信用，所以货币的真实起源应是货币信用论，在中国古代的帝制社会中便是皇室和政府以其政府信用做保所推行的统治工具。
也正是因此本质的相同，中外历史上的货币经济问题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而且历史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从宏观深入微观是研究历史的基本视角，而且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是所发生的的历史事件确实具有相似性的。如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由于银贵钱贱带来的货币危机，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白银外流，国内白银流通量减少，从而引发货币危机。
当时清政府提出如发行纸币、重钱贱银、铸大钱等的诸多解决措施大体上延续的还是两宋时期政府解决铜币外流的路线，这两次危机在表现形式、解决措施上都有着较高的相似性，在历史上更是前后继承的关系，而不同之处在于清政府时期已是贵金属货币经济体系，两宋时期则是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所以无法将这两次的货币危机简单地进行比较。
再有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特里芬在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提出的“美元荒理论”——即美元如继续保持双挂钩原则，会导致美元持续性的流出美国，从而导致美国国内美元数量不足，进而引发民众恐慌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虽然这只是特里芬教授在理论层面上的论断，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接受了这一判断并及时修订了史密森协定加之维护，可见这一论断是合理且较大概率可能发生的“事实”。
中外货币外流的相似性
美元外流也与两宋时期的铜币外流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从经济学角度看，诚然美元已是一种贵金属货币体系和信用货币体系的结合衍生物，而宋朝时期则是铜铁币为核心的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美元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界货币”，而宋铜币在当时虽然没有控制其他政权的经济命脉，但是却成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货币，从而遭到各政权的掠夺。
如此“相似”的货币问题在中外历史上并不少见，那么这些货币问题之间，尤其是中国古代白银外流和铜币外流都对中国国内的货币经济体系运行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在清朝时期的典型表现是洋钱的流入和私票的兴起，而在两宋时期则表现为“钱荒”危机。
作为正常贸易交换的媒介，货币外流的现象自古有之，但是像两宋时期如此大规模的流失在中国历史实属罕见甚至是只此一家。宋神宗熙宁年间，沈括曾说“四夷皆仰中国（宋朝）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宋人包恢也曾说过，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以高大广深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
宋朝的统治者对此也十分重视，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海外贸易的兴盛由此可观，作为贸易媒介的铜币在其中流转的程度更是可推敲数量何其之巨。诸如此类描述在两宋时期不知凡几，像两宋时期的欧阳修、余靖、张方平、苏轼、苏辙等人都对此有过描述记录。
两宋时期有着如此庞大的铜币外流现象，自然引起了当时和以后研究“钱荒”问题的学者的关注，如《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到“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面对铜钱的日益外流，自北宋以来，政府常常发布禁铜钱出口令“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但最终都是屡禁不止。
南宋时由于钱荒的相关规定有些松弛，时人叶适描述到“南出于夷，北出于敌，中又自毁于器用”。后世的研究者们也都几乎承认或提到了铜币外流是两宋时期“钱荒”现象的原因之一，“铜钱外流—引发铜币流失—进而国内铜钱减少—加剧钱荒”这一理论逻辑是目前学界的针对铜币外流与两宋时期“钱荒”问题之间关系的主流研究观点。
这一点同特里芬教授在对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的表现的形容上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而无论是美元所处的信用货币体系还是铜币所在的贱金属货币体系，其货币体系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被用于国家或国际间经济贸易的结算与支付，其国际经济结算职能是极其重要的。
政府内部铜币周转的困境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及的“政府”其实包括了皇室和朝廷这两个概念，事实上两宋时期的皇室和朝廷在对铜币的职权上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皇室掌握铜币主要是以贮藏财富为目的，而朝廷则更多的是以流通为主要目的将铜币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执行工具，但笔者坚持用政府的概念将两者概括是因为皇室和朝廷都是国家的统治阶层，二者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铜币被制造出来后首先要经过皇室和朝廷共同完成如铜币贮藏、分发等初次分配，然后才会被朝廷投入市场中进行市场流通的再次分配，这就需要在分析中既要对皇室和朝廷在铜币问题上的职权分清，又要理清二者对铜币初次分配所产生的作用为何，才能较为清楚地看清国家上层对货币经济体系的影响究竟如何。
一国之货币与本国之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简单地说就像如今中国的中央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铸造，发放、回拢和调整利率以稳定货币供需平衡的职责一样，两宋时期的政府同样要从事与之相似的工作。这是货币经济体系下政府保障经济体系稳定的最基本的措施，而时代环境的不同导致货币经济体系发展的程度不同，两宋时期的政府（朝廷）对货币问题的管理上不会如今天一般的复杂。
通过归纳可以发现两宋政府的货币政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货币的支出和回拢。关于货币铸造的相关问题需要与铜币的支出放在一起讨论，因为这是两宋时期以铜铁为材质的贱金属货币体系相较于信用货币和贵金属货币体系而言更加脆弱之处——即货币铸造成本问题和牟利问题，而两宋时期恰恰在此存在有大问题。
关于利率的调整，由于两宋时期还没有较为完整的国家信贷机构——银行的存在，所以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对农商税的调节以用来调整市场上的货币数量，其本质是政府货币回拢的一种措施。
总的来说，以内藏库为核心的内库制度在北宋初期的运行中是比较平稳的，新铸币先由内藏库保留一部分以供应皇室开支，使皇家开销不再大肆从市场敛财破坏经济，同时国家所需的军费开支也由此出，这也为朝廷的财政减轻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