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唐代时,河中镇在不同节度使时期,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如何?

唐代时,河中镇在不同节度使时期,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如何?

河中镇自设置以来,除了特殊时期,如仆固怀恩、李怀光担任节度使时与中央政治关系非常紧张外,其余时期都与唐中央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节度使的任命大都出自朝命,这与其他藩镇包括近敬藩镇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

中央对河中的有效控制

由于河中镇属于近敬藩镇,唐中央对其节度使的任命十分重视,大都选择对朝廷的忠顺之臣充任,以达到了对河中镇有效的控制。

河中镇前期与中央关系

河中自乾元元年设置藩镇以来,共有十八位节度使或观察使。这十八人中属于武臣身份的八人,占44%,文臣占56%,文臣占多数。从唐代诸镇节帅的情况看,文臣一般对朝廷比较恭顺,极少有举兵对抗朝廷的情况发生。即使这44%的武臣,除了李怀光等外,绝大部分都对朝廷是恭顺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唐中央与河中镇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唐廷也实现了对此镇的有效控制。

其中在广德二年唐廷一度废去了河中镇的建置,河中地区在这一段时期虽然不设节度使,但是郭子仪仍可以副元帅、河中尹的名义节制这一地区,河中的具体行政事务却由河中少尹或朔方节度副使负责。担任这些官职人员现能考知的有严郧、赵惠伯、王栩以及李良金等人,其中李良金为朔方节度副使的幕职官,掌管河中营田之务,营田事务归朔方节度副使掌管,李良金只是代其长官掌具体事务而己。

前面己经提到郭子仪率领将士垦田种粮之事,结合这些记载可以断定唐廷在军事形势紧急的情况下,把河中作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在和平时期则作为粮食军资基地,以保证京师及近轰诸军的后勤供给,在这一时期的河中少尹,也不尽是朔方军系统的人,如王栩就与其无任何牵连,是从容管经略使直接调任河中的。

唐廷恢复河中镇节度使之置后,在李光弼之后,即调李国贞任河中节度使,后来又把神策军系统的将领李昇任命为河中节度使,以及赵批、王玛、崔寓、萧华、王昂、杜亚、李承、李齐运、唐朝臣等人,均非朔方军系统之人。在分析河中镇前期的这些节帅人选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军事形势紧张之时,其节帅往往多用武臣,甚至为朔方军系统的将领,军事形势和缓时期则多用文人或朔方军系统以外之人。

还有一种现象,在这一段时期内,凡河中发生的兵乱无一不与朔方军有关系,李国贞的被杀自不待言,王翔曾任过河中留后,这位凌正就是朔方军的军官,反映了朔方军人对其系统之外官员的排斥态度。

这一时期河中镇与唐中央的政治关系基本维持着正常的状态,尽管出现过仆固怀恩与李怀光之叛,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唐中央对功臣的猜忌所导致的后果,责任并不完全出在地方藩镇这一方。在唐代宗时期幸赖有郭子仪这样的忠顺之臣,才化险为夷;在唐德宗统治前期,幸有李昇等神策军系统的将领全力平叛,才使朱批、李怀光叛乱得以平定,使唐廷转危为安。

其实皇帝对功臣的猜忌,并不完全以地方藩帅或禁军将领为界,试看李昇立有如此大功,又在对吐蕃的战争建立奇勋,同样也受到猜忌。因此,在分析河中镇与中央的关系时,唐中央对待地方藩镇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能仅从地方藩帅的对中央态度入手。

浑瑊主政时期与中央的关系

其实朔方军在灵州还有一部分军队。自此以后,朔方军的概念,就仅指原来灵州的那一部分了。这表明朝廷限制、削减朔方军的目的己经达到,虽然这期间引发了诸多矛盾和战乱,但对中后期的唐廷而言,他们宁愿损失朔方军,也不允许它威胁到自己。这是肃、代、德三朝有关朔方军的基本政策。故浑瑊任节度使时的河中,已经是独立的方镇,与朔方军没有必然的关系,尽管他本人也出身于朔方军。

浑瑊的先祖属于铁勒族浑部,为铁勒九姓浑部酋长,其父亲浑释之和浑瑊都是在朔方军服役且多立战功。天宝五载,浑瑊十一岁时,就随父从军,并立下了赫赫战功,平定安史之乱当首推郭子仪和李光弼,而身为郭子仪手下重要将领的浑瑊同样是功不可没。浑瑊自兴元元年开始担任河中节度使一职,一直到贞元十五年十二月蓖于河中节度使职位上,时间长达十六年。

浑瑊被委任为河中节度使时,李怀光之叛尚未平定,所以当有人提出赦免李怀光之罪时,李昇坚决反对,其所提出的五不可之一,也就是说赦免了李怀光,新任的河中节度使浑瑊就无法安置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浑瑊与马隧并肩战斗,终于于贞元元年八月平定了此次叛乱,也就是说从此时起浑瑊才算正式就任于河中了。

浑瑊虽为少数族人,然对朝廷颇为忠顺,与唐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切唯朝命为重。浑瑊虽在河中,一旦边地有警,遂率军前去抵御,这一点与郭子仪坐镇河中时颇为相似,只是其地位没有郭子仪高罢了。贞元三年三月,自去年冬至今春,大旱,吐蕃羊马多死,粮运不继,李昇攻克摧沙堡,马隧、浑瑊举兵进逼盐、夏,吐蕃大惧,急忙提出与唐朝订盟和好,唐廷允诺。五月,浑瑊从前线经咸阳回到长安,接受朝命任清水会盟使。

双方约定各以兵三千在坛之东西,坛下只许留四百人,而吐蕃却暗伏精锐骑兵数万于坛西,“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被吐蕃扣留,浑城不知。结果吐蕃突然发难,浑瑊骑匹马突围而出,“流矢雨集而不伤”,随从将吏六十余人被俘。这次会盟失败,责任不在浑瑊,主要责任在宰相张延赏,德宗也要负有一定责任。

浑瑊从长安出发时,李昇再三告诫要提防吐蕃有诈,浑喊自然不能违背帝命。此外,马隧也有一定的责任,正是他轻信吐蕃,力主和谈的。结盟失败,浑瑊整顿军队,退屯奉天。可知浑瑊为了唐廷安危可谓不遗余力。

他除了负责京西北的安全,对付吐蕃侵扰外,有时还会奉命对付叛乱藩镇。如贞元三年正月,淮西节度使陈仙奇归顺朝廷,奉命调本部军队五千人到京西北防秋,即防御吐蕃的侵扰。不料陈仙奇被其部将吴少诚所杀,吴少诚自任留后,并遗人秘密招回淮西军,浑瑊奉命派其将白婪勒率军追之。

自贞元四年以后,由于吐蕃对唐朝侵扰方向主要转向了西南方面,故剑南西一带战事较多,关内道虽不免仍有骚扰,但规模小,次数亦大大减少了。在这种清况下,浑城除了定期入朝勤见皇帝外,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治理河中方面。由于皇帝对浑瑊不猜忌,所以河中镇与唐中央的政治关系就比较和谐,相安无事,浑瑊也得以善终。浑城虽为胡人,但好读书,这在唐朝众多蕃将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杜确、郑元主政时期与中央的关系

浑瑊死后不久,德宗还未来得及安抖卜河中节度使的人选,河中地区就己出现了不安定,浑瑊在朔方军经营多年,在军中素有声望,除了中央对其的信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很好的协调河中地区和中央的关系,能一直坚守郭子仪时期秉承的对中央绝对恭顺的态度,故军中也相安无事。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河中军将仍然不可避免的带有朔方化因素,因此浑减刚死,代表中央监军的丁文雅由于不能很好的安抚将士,从而引发了骚乱。由于这支军队在郭子仪、浑城时期长期养成的忠于中央的优秀传统,故随着杜确的到任,再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河中地区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浑瑊的去世也标志着朔方军势力在河中地区不再占有主导作用,唐德宗为了解决中央与河中地区朔方化的矛盾,于是以中央派遣官员的形式取代了边将出身的节度使。杜确初任职时为观察使,就是河中地区中央化的标志事件。

关于行军司马的职能,行军司马在藩镇主要掌握训练士兵、教授战法等偏重于军事职能,到了德宗时期,行军司马接任节度使者不乏其人,如樊泽于兴元元年以行军司马身份接任山南东道观察使,再如贞元十一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德宗以行军司马接任节帅,很可能与德宗的施政理念相关。德宗在即位之初,对河北及跋启藩镇不再姑息,而是以武力进行征讨,最终引发了径原兵变,自此之后,河朔地区父死子继的“河朔故事”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变化,故德宗朝后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藩镇战争,德宗朝也以此为契机加强了对藩镇的控制。事实证明德宗对行军司马接替藩镇长官的任命,在一定范围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间接控制,德宗以行军司马郑元为节度使正是中央控制河中镇的有效手段。除此而外,贞元十九年三月王愕为淮南节度,五月裴翁为淮南节度,刘昌裔为陈许节度,十一月阎巨源为振武节度,二十年正月裴汾为娜坊节度,皆以本军行军司马继任节度使。可见德宗时期此制之盛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储将于其军”,可以减少本军对外来节度使的抵制,减少矛盾,有利于维持唐中央与地方藩镇的良好关系。

关于杜确其人在河中任上的作为,史籍中极少有记载,两《唐书》也未为其立传。至于郑元,是一位能吏。至于他们与唐中央关系,史籍中也极少记载,说明双方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关系,河中镇内部也保持着稳定,这正是唐廷所希望的。之所以将这两人列入一小节进行论述,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唐中央对地方藩镇的方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能不论述清楚。

唐德宗统治后期发生的这些变化,有利于维持国内政治的稳定,故社会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百姓能保证基本的温饱,唐中央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虽然德宗不免有聚敛的名声,但如果政局不能稳定,经济不能发展,即使聚敛也是有限的。德宗积累的巨大财富,为宪宗后来进行的削藩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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