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唐代,河中地区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决定了其当时的藩镇地位

唐代,河中地区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决定了其当时的藩镇地位

安禄山在天宝十四载起兵于幽州,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进攻太原,另一路在安禄山的亲自统率下南下河北平原,攻下东都洛阳,接着又攻陷长安。尽管唐军此前已收复京师长安,对于唐廷而言,当时的形势仍然岌岌可危,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安史叛军,唐廷决定在要冲之地设置方镇,在原来的河东地区分置了河东、泽潞、河中三个藩镇。与此同时安史叛军和唐军在河东地区展开了拉锯战。

河东地区作为与安史叛军交战的前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再者河东作为唐朝的发祥地,不仅有深厚的政治意义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一旦此地失守,安史叛军可以从河东和河南地区大举向西进军,长安就会陷入夹击的状态。

崔瑞德先生也曾指出:"755年12月至756年6月叛军最初的胜利阶段,它以叛军在憧关的进攻受阻和勤王军在叛军后方河北的起事告终。756年7月至757年11月叛军占优势及其军事力量和地域控制处于鼎盛阶段。”可知在至德二载,安史叛军势力正处在巅峰的阶段,唐廷所能想到解决燃眉之急的有效方略就是在要冲之地设置方镇,河东地区作为与安史叛军交战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就是增设方镇,因此河中镇的设立年代应该是在至德二载。

至于此后先后任命赵讹、王屿、崔寓为蒲同歌三州节度使或蒲同绛三州节度使,正是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防御,其中蒲同孩三州节度使一职还具有防御关于东大门撞关的作用。

不论在河中设防御使还是节度使,其官名有“河中”字样或没有这一字样,河中地区有方镇之置,都应在这一时期。以防御使为长官与节度使为长官,只是等级高下的不同,均可视为方镇。

地理与交通

河中地区的地理范围在唐五代时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至德二载初置节镇时,辖蒲、绛、慈、瞩、晋、同、歌七州,地跨三省之地;乾元二年,仅领蒲、同、掳三州之地,仍跨三省,但辖地范围却大大缩小了;唐德宗兴元初,李怀光的朔方军驻河中时,同州内附唐廷,仅有六州之地。此后,领州多少,变化不一,并于光启元年改名护国军,然治所始终在蒲州。

地理概况

河中镇的辖区虽然变化颇大,但有一点却始终不变,即其核心区域一直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并以蒲州为中心,因此论述其地理概祝时即以此为准。其地理特点是西部与南部皆有黄河为屏障,中条山位于其南面,“其山中狭而延裹甚远,因名。亦曰薄山,又名雷首山。”其主峰是雪花山,海拔1994米,东北端与王屋山、乌岭山相接。

河中地区的战略位置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条山之故,其向北俯瞰着晋南,向南瞰视中原大地,不仅是洛阳与憧关的屏障,也拱卫着长安与西北地区。河中境内既有盆地,又有山区,汾水自北流向西南,纵贯其境,此外,还有谏水、侩水、绛水、古堆水等河流,因此农业比较发达。

唐五代时期河东通往关中必须渡过黄河,其渡口主要有蒲津与龙门,由于前者有浮桥横跨黄河,故最为便捷,而这两个津渡皆在河中地区境内。所谓“南通汁、洛”,是指穿越中条山几处险峻的峡谷,然后渡过黄河,可达中原地区洛阳、沐州;“北阻晋阳”,是说其可以阻断自太原进入关中之道。

太原为河东的政治中心与军事要地,是唐朝的所谓龙兴之地,有唐一代,其要进行关中与唐廷联系,则必须经过蒲津与龙门,因为黄河自今内蒙古折向南,一路奔腾而下,这两处渡口以北河岸陡峭,水流湍急,没有适合作为渡口的地理条件,只能从这两处渡口过河。

由于河中地处唐朝的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唐朝将蒲州与关中的同州、华州、岐州划为近徽“四辅”之一,又把河中的绛州划为天下要冲的“六雄”州之一。在唐朝抵御东来之敌时,河中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其中重要的关隘便是蒲津关,被唐政府列为上关。其余诸关为中、下关。凡是河北、河东向西进入关中,必经此关。故严耕望说:其是“河东、河北陆道西入关中之第一锁钥。”

无论是从军事或者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蒲津关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通常认为渔关是关中东面的屏障,这主要是指其扼守长安至洛阳的大道,如果从防御整个东来之敌的角度看,则蒲津关与渔关具有同等重要的军事意义。

此外,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对京师长安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隋代就“槽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至唐代这种趋势一直沿续未变。河中所生产的池盐不仅供给京师之需,更是供应了整个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蒲津渡与蒲津桥

河中地区在唐五代时期之所以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除了中条山外,蒲津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位于蒲州以西的黄河东岸,也叫临晋关。蒲津关不仅是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是黄河中游的一个古渡口,称蒲津渡,渡口架有桥梁,称蒲津桥。

唐朝定都长安后,这里是通向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必经之地,顾祖禹指出过蒲津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即指蒲津渡。因为蒲津渡连接着今陕西、山西两地,故日“横秦晋”。唐玄宗开元年间,在蒲州设立河中府,府城的西门外即为蒲津渡。唐朝的官骚大道以长安为中心,共有东西南北四条,其中一条“北至太原,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指通过蒲津渡的这条大道。这条道路不仅通向太原,还承担着与河北地区的交通,如果说河中地区是连结西北、中原、华北的枢纽之地,蒲津桥则是这一关键地区的锁眼。

蒲津渡作为交通要冲,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在此修建过浮桥,其肇始于春秋时鲁昭公元年,是我国建桥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座桥。其桥连接了黄河西岸的朝邑县与东岸的河东县。关于朝邑,茅以升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中指出:“黄河上,战国时代秦国在蒲津几次修建浮桥,都是为了进攻韩、赵、魏诸国,企图完成统一大业。后魏时,齐献武王高欢在蒲津建桥是为了进攻西魏。”可见桥梁不仅对发展经济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与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欲想更好发展交通事业,就必须修筑更多的道路,兴建更好的桥梁。

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了加强北方的统治,在提升河中府地位的同时,决定改建蒲津桥。此处黄河河床虽宽,但水流平缓,适合建桥,历代所建之桥大都为竹索桥,容易损坏。 蒲津桥建成后,两岸的水陆运输更加繁忙。

交通条件

河中镇的治所为蒲州,是河中地区包括整个河东道诸州与京师长安联系的枢纽。自太原南下,沿汾水河谷,经汾州一介休一灵石一霍邑一洪洞一晋州一绛州,折向西赴河津龙门,渡过黄河,进入关中;或从绛州向西南至蒲州,这是河东道赴长安的主要干线。从这里赴长安有两条道路,水路是由河入渭,沿渭水西向,乘船直达长安。

这是一条由河中进入长安的最佳通道,河东诸州运送粮食以及大宗贸易商品,多是通过这条水路进入长安。陆路则是穿过蒲津桥,进入关中,经朝邑一同州一下邦一栋阳一高陵一径阳,经中渭桥入长安;或者在高陵经东渭桥,沿着京、都骚道向西进入长安。

河中南通汁洛,则必须穿过位于其东南的中条山,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虞坂与白径两条道路。到达安邑与夏县后,再往蒲州就没有险阻了。反之,从蒲州经大阳津渡过黄河,至陕州后,则可以沿着京、都骚道到达洛阳,再向东直达汁州。

河中与上党的交通道路,需要越过乌岭山,具体走向是:自蒲州向东北,经安邑一闻喜一绛州一临汾,再折向东,经神山县,翻越乌岭山,抵达冀氏县,再经长子县,可达潞州。武宗会昌三年用兵平定泽潞之叛时,但是李彦佐进军迟缓,武宗遂命石雄代替李彦佐为招讨使,可知这条道路可以直达潞州。从潞州穿越太行同之穴径经林虑县,可以到达河北道的相州。也可以自潞州南下,经高平、泽州、怀州,抵达孟州,进入洛阳。

河中与河北中部诸州亦有道路相通,具体走向是:从蒲州至太原,折向东,经榆次、寿阳、娘子关,穿越井径口,到达石邑,然后抵达镇州。这条道路在唐军与河北的安史叛军作战时,比较频繁地走这条道路,如天宝十五载二月,“李光弼、郭子仪将兵东出井隆,与贼将史思明战,大破之,进取郡县十余”,不仅唐朝如此,其实历代王朝均将这条道路作为进出河北的主要道路。

河中也可与塞外相通,仍先从蒲州至太原,然后北上,经阳曲,越石岭关、忻州、朔州、云州,再向北穿过长城,可达单于都护府,然后可至大漠南北。自古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中原王朝北上用兵讨伐,这条道路是常走的路线之一。这条道路也是有唐一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出使唐朝,进出长安,其使团常走的道路,因此其在外交方面也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河中地区具有如此便捷的交通条件,其道路可谓四通八达,再加上形势险固,物产较丰,所以唐代大历年间,宰相元载力荐建中都于河中府,这一段话将河中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说得十分清楚了,也说明唐王朝对河中地区是十分重视的,从政治、军事、地理的角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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