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钱的流通
两宋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是如何处理“钱荒”的问题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两宋初期铸币量真正大幅增加的是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根据《宋史·食货下二》中所载这一年铸币量达到了“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的规模。但是民间的这种省陌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缓解仍旧持续存在。
两宋时期铁钱仍然流通于市面上，不仅在四川、陕西、河东，甚至是两淮地区也依旧使用着铁钱，同样朝廷也没有放弃铸造铁钱，直至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还在南方诸钱监大铸铁钱，同样是《宋史·食货下二》中记载到“并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限今岁铸三十万缗，铁钱二百万缗。”官方铸钱尚且如此，民间私铸更是不可估量。
可如果只是简单的认为是由于两宋政府（尤其是北宋政府）大量铸行铁钱导致了币值混乱，那么这个想法还是错误的，北宋时期官方大力推行铁钱在经济上看起来是不合理的，有悖于货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为无论是铜币还是铁币都是属于体积质量大、不便携带的，“价低体沉”的贱金属货币，既不便于大宗商品和大规模商品的现金交易，也不便于长途商人跨区域周转贸易，这是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
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没什么直到明朝白银货币化完成，贵金属货币体系确立之前，“钱荒”问题始终存在，因为这是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运转失灵下的一种“必然”结果。重新回到两宋时期大量铸造铁钱的问题上，邓小南先生曾于2018年在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的一次学术交流中谈及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军事环境对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产生了政策性的影响。
那么再回来看北宋时期官方大力铸造铁钱这一行为，既然不符合经济逻辑，那么很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赵宋政权在西北和四川等地区出于军事和外交的目的，与辽、金、夏等政权之间展开了经济战争和货币战争。
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地从西北及四川地区吸收北宋铸造的铜币，而北宋政府为了阻止这一行为则下令在这些地区推行铁钱，形成铜铁钱并行区来阻止铜币的外流。在北宋政府的顶层设计中可能也试图建立一种人为的经济区域化模式，将铜钱区和铜铁钱并用区分裂开，但是一个完整的货币经济体制却不是简单的通过政令可以割裂开的。
两宋时期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跨区域性的统一王朝，政府是无法在国家内部强制通过行政手段将经济完全割裂分区的，若是在商业不发达时期尚且可以一试，但两宋时期是中国商品经济的高峰发展期，漆侠先生将宋朝的经济发展比作是中国古代整体经济发展中马鞍形中的一个高峰，而且还是最高的高峰。
商人在社会上的商业流转行为就必然要带动货币的流转，铜铁币之间的比率差距大，再加之金银和铜币被皇室、官商等社会上层所收拢，长途商人想要进行中转贸易就要考虑带着大量笨重的铁币和铜币前往目的地，长途贸易的苦难可想而知。
况且，由于在民间铜币是“钱轻物重”的典型代表，在交易流通中的铜币很容易被有心之人以更廉价的铁钱兑换收走贮藏起来。也就是说，以铜币为主的东南地区在与西北各铜铁钱并行区做贸易时，铜币更容易被铁钱换走，而铁钱流回东南地区使得铁钱币价贬值更加严重，更难换到作为主流货币的铜钱，这便加重了东南地区铜钱“钱荒”的现象。
除此之外，两宋时期的货币经济体系中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也严重影响着“钱荒”问题的持续性发酵，这便是以北宋时期的“交子”、南宋时期的“会子”、“楮币”为代表的具有信用货币支付体系雏形的纸币对铜币产生的冲击。
钱荒的原因
按照货币经济的发展逻辑来看，信用货币是目前人类除电子货币外体系最成熟的实物货币，如现在的人民币、美元等都属于信用货币，体积轻小、便于携带、币值较大，适合大宗商品和大规模商业交易，与传统的“飞钱”汇兑业务相比，信用性纸币不仅可以满足“异地”取钱，还可以满足“异时”取钱的需求。
纸币原本只是民间小范围使用的信用兑换工具，但是由于相比铜铁钱而言的优越性，后被政府大范围采纳，从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二月起，四川地区的交子改由政府发行，进入官交子时期，并且政府颁布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包括古代纸币发行、流通、兑换的法规。
根据向飞龙在《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钱荒危机与交子产生的关系》中研究可论证交子确实有助于减缓了四川地区的铁钱危机。但为何这种具有“超前”功能的信用货币，最终却加重了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钱荒”现象呢？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要分层次讨论。
首先交子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铁钱危机，其范围并不是本文所讨论的两宋时期在东南地区出现的持续性的铜币短缺的“钱荒”现象，所以交子对“钱荒”的关系本文在此不做过多讨论。而会子和楮币事实上对南宋时期的“钱荒”问题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而这种恶劣影响主要是来自南宋时期推行的“钱、会中半”赋税政策。
即南宋朝廷向地方征调赋税和地方州县向百姓征敛赋税时实行铜钱与会子数量对等的原则，这是南宋时期“钱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征收会子这本无问题，因为会子是官方指定货币，具有结算能力并且朝廷为其提供法偿能力的支持，而且会子这种纸币在发行之初政府宣布以界为限，界满以新换旧，会子在百姓和商人的心中信誉度还尚好，但随着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政府失信于民“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
也就是第三和第四界的会子在社会上并用，南宋政府开始了超额发行纸币甚至是滥发纸币，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军需等大宗事件的需要，但纸币的滥发却给了南宋的货币经济体系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方便读者理解，笔者以人民币换新为例来介绍为什么一旦纸币不能及时更新会给货币经济体系带来危险的原因。
防伪需要
纸币同样会存在假币问题，而且由于古时候的技术问题，仿制货币的难度要比现在相对容易，而一旦假币泛滥，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多就会造成纸币贬值，纸币就更难兑换到铜币，所以会给人们铜币难求的现状；第二是流通需要，一个国家的货币结构不可能一成不变，好比建国前人民币曾有过万元面额的大钞，但后来通过币制改革使得人民币面额缩小价值提高，使得10元面额的人民币就能等价过去1000元的大额人民币，也就是说人民币会依据人们生活的需求进行改版调整。
而南宋时期的纸币与人民币相比还需要通过与铜币的兑换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因为在南宋社会这两种货币（指会子和铜币）并行流通且铜币价值高，纸币的价值全靠与铜币的兑换比率来实现，而南宋时期多界会子同时流通。
很大概率会发生同为会子但兑换比率不同的问题出现，且这种兑换由于国家军事财政的需要，铜钱向西北地区的开销越来越大，东南地区的百姓和商人手中的会子就会越不值钱，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华民国时期的经济情况进行比较也可以较好地理解。
是为了应对旧版纸币流通量的减少，纸币在市面上流通一段时间后就会不可控的出现破损，使得部分纸币退出市场造成纸币短缺，此时就需要政府及时更新以保证流通中纸币的总发行数维持稳定，而南宋政府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导致纸币恶性膨胀。
由此可见，由于南宋时期会子这种信用货币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可逆的经济问题，从而导致“钱荒”问题的存在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