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张居正是明朝的“改革家”。其实，这是太抬举他了。
他不过就是明朝末期的一个聪明的“抓钱手”而已。
他的“改革”，有什么政治意义吗？改变了明朝末期，一路向衰的社会生态吗？
他不过就是搞到了一些钱，满足了明朝末期朝廷财政上的苟延残喘的需要而已。
下面，我们就来好好地掰扯掰扯这个事。
张居正的“改革”，又称“万历中兴”，是明朝万历皇帝明神宗未成年时期，由宰相张居正主导的一次革新运动。
具体来说，在政治方面，张居正颁行了《考成法》，以通过“立限考事”、“以事责人”来整顿吏治，通过将每件要办的公事，都落到到个人，来保证每件公事都必须得到办理。
在军事方面，张居正就是以“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指导方针为大明王朝的边防新政。重点是加强北方边境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
而这些政治、军事上的改革，其实不是目的，只是为他真正的改革目的，打下一个基础、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而已。
那么，他的真正改革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搞钱，就是在经济方面，他要推行一种“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
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税，总共合并为一条，按纳税人所拥有田亩的面积，来统一计算应缴税额，最后折算成银两进行征收。
这个“一条鞭法”的改革如果能够成功，那朝廷就有钱了，就可以扬眉吐气地去做其它的事了。
那么，推行这种“一条鞭法”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就是要对天下的田亩进行重新丈量，就是要清查出那些豪强地主，在他们“兼并土地”的过程中所隐瞒下来的土地面积，然后，根据这些实际的土地面积去征收税款。
这就等于是虎口夺食呀！
这就等于是把那些富人们已经吞到肚子里的、他们应缴的税额，又硬生生地从这些富人的肚子里给掏出来呀。
那么，为什么已经步入生命晚期的大明王朝，还会有这样的一次改革呢？
这样的改革为什么又能够成功呢？它所依赖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自己，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到大明王朝的那些皇帝，特别是从明英宗朱祁镇以来，到明神宗朱翊钧之前的那些皇帝。
从那些皇帝的种种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到，张居正改革所依赖的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从明英宗朱祁镇遭遇“土木之变”，到他在“夺门之变”中再次登基，虽然随着大明王朝的由盛而衰，大明王朝的皇帝们，已经难以有效地行使“皇权”，已经难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他们却都是没有屈服、没有躺平的。
这一点，就是明朝皇帝们和宋朝皇帝们的一个显著不同。
相对宋朝那些委曲求全、甘做傀儡的皇帝们，大明王朝的皇帝们，都是一直在以各种方式，维护着自己做皇帝的尊严，履行着自己作为一个皇帝的责任的。
我们先看明英宗之后的明宪宗朱见深。
明宪宗朱见深，作为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这段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的亲历者，他和他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一样，也是经历了一段关于个人位子的失而复得的悲喜剧的。
不过，他父亲的位子是皇位，他的位子是太子之位；他父亲是皇位的失而复得，他是太子之位的失而复得。
当然，他由此就也会和他的父亲一样，对自己手中的权位，对“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
那么，他是否会因为官僚集团的强大，就选择躺平，无所作为呢？
不，他没有选择躺平。
他一上台，就利用官僚集团之间的内斗，打击一派，扶持一派，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开创了一个“传奉官”的任用官员的“制度”。
就是不经过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不经过吏部批准，就直接由他自己下诏，任命某人为某某官员。
这样的官员，当然就跟那些通过正常程序获得官职的官员们大不一样，他们就等于是皇帝向那个官僚集团中掺入的一些“沙子”。
有了这些“沙子”，那个官僚集团，就难以相对皇帝形成一个铁板一块的同盟了，就难以随心所欲地背着皇帝，做什么对皇帝不利的事情了。
另外，在他登基的第13年，他又设立了一个西厂。
这个西厂，在性质上和明成祖朱棣所设立的东厂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由皇帝的亲信宦官所掌握的特务侦缉机关，它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就可以随意地监督、缉拿臣民。
而她的权力，是更加超过东厂，活动范围由京师遍及全国各地。
她实际上就是皇帝权力的过界延伸，是对官僚集团的权限的剥夺和挤压，所以，肯定为官僚集团所不满。
所以，就有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上书提议，撤销西厂。
面对官僚集团的抗议，明宪宗没有坚持，直接同意撤销西厂了。
但是，很快，商辂和项忠这两个带头上书的人，就先后被罢免官职。
然后，西厂又恢复了。
这一回，看谁还敢再提出反对呢？
这就是明宪宗对待官僚集团的措施。
当然，他的这些措施，只能是针对官僚集团，是无法对付官僚集团背后的那些富人集团的。
事实上，他的西厂，以及他向官僚集团所掺的那些“沙子”，都是可以被富人集团所收买的。
所以，他的这些措施，无法扭转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这个总体趋势。
那么，到他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明孝宗朱佑樘的个人经历，和他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大不一样。
明宪宗朱见深，虽然相对朝中那些大臣十分精明，但是，相对后宫的女人和太监，以及御医们，他却防不胜防。
就是说，他只注意前面，却不注意身边和身后。
按照史官们的记载，他宠幸万贵妃，而万贵妃自己不生孩子，却也不许别的宫女生孩子。
所以，明宪宗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儿子。
直到有一天，在他无意中叹息“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对他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
他这才大吃一惊，见到了自己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
但是，史官们的记载，也是十分奇怪。
在明宪宗发现自己有儿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chang后，明孝宗朱佑樘的生母纪氏，就在宫中暴病身亡了；告诉明宪宗实情的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了；明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孙子会被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了。
可是，万贵妃还是受到明宪宗的宠幸，甚至，万贵妃病死，明宪宗也因为悲伤过度，而跟着离开了人世。
那么，这样的记载合不合常理呢？值不值得我们相信呢？
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明孝宗朱佑樘，就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女色，勤于政事”。
在他的领导下，大明王朝在这一时期，就没有“宦官乱权”，只有“名臣辈出”，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虽然，后来也有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祸乱朝政”，但是，为首的李广，很快就“畏罪自杀”了。
然后，又从李广家，搜出了他贪污、受贿的账本。
于是，明孝宗又“幡然醒悟”，开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勤政时期”。
但是，他的两个“勤政时期”，和中间的一个“奸佞之辈”“混入宫中”“祸乱朝政”的时期加起来，也就18年而已。
因为他努力的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以至于他年仅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了。
然后，他死后，他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就又跟他不一样了。
朱厚照15岁即位，在即位刚刚四个月的时候，就微服出宫，到外面去游猎了。
当然，他的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人支持和怂恿，肯定是做不到的。
而那些支持和怂恿他的人，就是他身边的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被人们称之为“八虎”。
由于他父亲留下的那一套大臣班子，非常地“廉洁、刚正”，所以，那些“廉洁、刚正”的大臣们，不能容忍“八虎”教坏了皇帝，就联名上书，要求严惩“八虎”。
即位刚刚四个月，才15岁的朱厚照，见到那些大臣们声势浩大的进谏，当时还真有些架不住，就想“顺从官意”，除掉“八虎”。
但是，在被刘瑾当面哭诉之后，他的心，又软了下来。
他反过来惩治了那几个首先进谏、要求严惩“八虎”的大臣。
然后，作为众官之首的内阁成员谢迁、刘健，就义愤填膺，双双以“告老还乡”作要挟，要求这个嘴上无毛的小皇帝收回成命。
但是，小皇帝却不知天高地厚，欣然地批准了这两个老家伙的“告老还乡”。
这下，在明孝宗时期“廉洁、刚正”的那班大臣们，一下子就都不再“廉洁、刚正”了。
他们一扫之前的惺惺作态，甘愿为嘴上无毛的小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后，我们现在讲，万历皇帝“不上朝”，可你们知道嘛，最早不上朝的，还是这个15岁就登基亲政的朱厚照。
但是，他的“不上朝”，并不是不管事，只是他不愿听那些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唠叨而已。
在不愿上朝的同时，他还是通过司礼监传达圣旨，命令内阁执行，保证朝政运转的。
当然，相对“不上朝”，朱厚照更特殊的，还是他离开皇宫，在皇城之外兴建另一个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那就是“豹房”。
还有，他又到宣府营建“镇国府”，并且把这个“镇国府”作为自己“家里”。
除了他在“豹房”的亲随，他下令，大臣们一律不许来他的“家里”。
但是，虽然他不许大臣们前来他的“家里”，大臣们的奏章，却是要一件不少地送到他的“家里”来的。
很遗憾的是，这个对待大臣们的态度，跟他父亲完全相反的朱厚照，也和他父亲一样，是英年早逝，甚至还要早逝，年仅三十一岁就死了。
而且，他风流成性，却又没有生出个一男半女。
所以，他的皇位，是传给了他的堂弟朱厚熜的，也就是著名的嘉靖帝。
这个嘉靖帝和他的堂兄朱厚照一样，也是少年登基。
而且，他还比他的堂兄小一岁登基。
朱厚照是15岁登基，他是14岁登基。
虽然他们都是少年登基，可他们都是一样地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上位，就跟官僚集团对抗，并且还旗开得胜。
嘉靖帝朱厚熜，是生长于湖广安陆，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钟祥市的兴王府。
在他12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他就接替他父亲成了兴王。
所以，他是在湖北省钟祥市，以兴王的身份接受太后的诏书，然后，前往北京登基为帝的。
这样，他在抵达北京城外的时候，就和官僚集团发生了第一场冲突。
根据当时的文官头子杨廷和的安排，因为他这时还不是皇帝，仅仅是皇子，所以，他不能由北京的大明门进去，只能由东华门进去，先居住在文华殿，等到登基之后，才能入宫当皇帝。
但是，朱厚熜不接受这种安排，他的理由是：“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双方互不妥协，最后只好由皇太后下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经过这第一回合后，紧接着，朱厚熜又在谁为嘉靖帝的皇考，也就是谁为他的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他的生父的尊号的问题上，与官僚集团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斗争。
这场斗争被称为“大礼议之争”，最后的结果是，嘉靖帝的生父被追尊为兴献帝，后来又加封为献皇帝；他的生母为兴国皇太后。
通过“大礼议之争”，当时的官僚集团的头子杨廷和，被削官为民。
而嘉靖帝，则在理论和礼仪上，都为自己树立了正统的地位，实现了权力上的独揽乾纲。
而他也是利用独揽朝纲的大权，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获得了很多的赞美之声。
但是，经不住富人阶层的拉拢利诱，明朝的官僚阶层，总是会在清理整顿后不久，就会又进入新一轮的因循败政之中。
所以，在嘉靖十八年后，励精图治的朱厚熜，就渐渐地就觉得，对于自己治下的这个政治生态，自己是无能为力了。
嘉靖二十一年，也就是西元1542年十月，爆发了所谓的“壬寅宫变”，嘉靖帝差点死于几个宫女的谋杀。
从此之后，堂兄朱厚照的“不上朝”，在他的这里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而朱厚照的“不上朝”，只是不想听大臣们的唠叨；朱厚熜的“不上朝”，就真的是不想管事了——随你们怎么地。
嘉靖帝死后，是他的第三子朱载垕hòu继承了皇位，因为，他前面的两个儿子都先他而去了。
相对于前面的两个父辈，也许是年岁较长、比较懂事的缘故，30岁当上皇帝的朱载垕hòu，就不再与官僚集团对抗。
他“宽仁大度，勤俭爱民”，被后人称为“明主”；却也因为沉迷媚药，导致荒于政事，在位仅仅6年，就因病去世了，终年36岁。
但是，他这6年的时间，依靠大臣们的尽力辅佐，也是获得了一个新气象，史称“隆庆新政”。
他这个“隆庆新政”最主要的就是两件事，“议和”与“开关”。
这个“议和”，名为“隆庆议和”，就是明朝用投奔明朝的蒙古鞑dá靼dá部落首领俺an答da的孙子，与蒙古交换背叛明朝、投奔蒙古鞑靼的汉奸赵全；然后，明朝封蒙古俺答为顺义王，双方开展互市贸易，互通有无。
这个“开关”，就是隆庆元年，朱载垕登基之后，宣布废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贩运商品到东、西二洋进行买卖，史称“隆庆开关”。
那么，这两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表明大明王朝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办法硬扛，对内对外，都只能寻求妥协了。
“议和”，就是表明大明王朝在对外政策上，放弃了对北方蒙古的压制，从此不再自高自大，只求能够妥协求和。
“开关”，就是表明大明王朝在对内政策上，不再致力于控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再限制富人们发财，也就是终于对富人阶层实行妥协了。
那么，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就是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流民叛匪会进一步增多，大明王朝会进一步地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了张居正，有了张居正的改革。
那么，张居正以及张居正的改革，所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在大明王朝已经筋疲力尽，对内对外都只能寻求妥协的情况下，会出现张居正这个人、以及他的改革呢？
我们有没有发现，即使大明王朝的那些皇帝，他们的处境十分地困难，但是，他们的个性，与大宋时代、特别是南宋时代的那些皇帝的个性，也是大不一样的？
他们都有那种大无畏的、与官僚集团斗智斗勇的臭脾气。
而且，他们还往往都是胜利的一方。
比如，少年嘉靖帝，还没有进北京，就敢于为了怎么进北京，而跟官僚集团据理力争。
这不单是在宋朝不会有的事，就是在汉朝，那也是不可能有啊。
我们看看汉朝的那个“汉废帝”刘贺，在位仅仅27天，就被废掉了。
那么，他是怎么被废呢？
不就是他对当时的权臣霍光，过早地表露了异心，让霍光对他产生了警惕，他才被废的吗？
而这时的少年嘉靖帝，包括明宪宗朱见深、明武宗朱厚照，都有在还立足未稳的时候，就冒犯权臣、甚至整个官僚集团的行为。
但是，他们却都能够好好地继续当皇帝，并没有因为自己言行的出格，就被立即废掉。
这是为什么呢？
汉朝官僚的背景，是门阀；明朝和宋朝官僚的背景，是科举。
这就决定了汉朝的官僚个人，有实力决定一件事情；而明朝和宋朝的官僚个人，是没有实力决定一件事情的。
明朝和宋朝的官僚，必须经过商议，才能够共同决定一件事情。
这就是汉朝的立足未稳的皇帝容易被废掉，而明朝和宋朝的立足未稳的皇帝，不容易被废掉的原因。
那么，明朝和宋朝，相对又有什么不同呢？
明朝相对宋朝的不同，就是明朝的一些读书人，从宋朝的历史中，得出了“商人误国”的印象，更是得出了“求和必亡”的教训。
所以，明朝的读书人中，鄙视商人、具有民族气节的人，就相对更多。
而民族气节的本质，就是集体主义。
崇尚集体主义，那就必然服从朝廷、尊重皇帝。
也就是说，明朝的读书人中的保皇派，相对宋朝是要更多的。
当然，不光是保皇派要更多，另一方面，明朝所统治的范围，比宋朝更大。
这就决定了背靠富人阶层的那些自私自利的读书人，他们也会因为他们所背靠的富人阶层的地方性不同，而分成很多的派别。
然后，这些不同的派别会相互掣肘。
当官僚集团中，这些不同的派别相互掣肘的时候，皇帝，也就正好利用他们之间的相互掣肘，来表达自己的个性、谋求自己的目的。
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张居正，才有了张居正的改革。
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就考中了进士，然后进入翰林院学习，冷眼旁观了内阁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从而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得到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的经验。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他再次回到翰林院供职，这时，他的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的政治谋略，就已经形成。
隆庆元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隆庆六年，明穆宗朱载垕hòu驾崩，年仅十多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就是万历皇帝。
这时，内阁首辅高拱，因为在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斗争中失败，被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贬回原籍。
于是，张居正就担任了内阁首辅。
这时，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当然是做不了什么主张的，一切都是由张居正说了算。
所以，独揽朝纲的张居正，就开始了他十年的改革。
张居正知道，他是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的，他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所以，他的改革，其实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改革。
他只是力求，大明王朝不要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手中灭亡而已。
也正是这一个浅层次的改革，就更加显示出了张居正的为官老到，与他对于世事的洞若观火。
张居正和王安石的背后，都有一个神宗。
张居正的背后是明神宗，王安石的背后是宋神宗。
但是，王安石背后的宋神宗，看上去是可以作为依靠的；而张居正背后的明神宗，明显地是不可以作为依靠的。
这就导致王安石的书生气浓厚。
他依靠了宋神宗，结果，当然是靠不住的，所以，他的变法就失败了。
而张居正，因为知道自己没有依靠，所以，他就比王安石少了一些书生气。
他比王安石看得更深远。
他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
所以，他就成功了。
那么，张居正的边界在哪里呢？
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富人阶层和官僚阶层之间；一个，是在规矩与实力之间。
在富人阶层与官僚阶层之间，张居正的改革，是只针对官僚阶层，没有针对富人阶层。
比如，他颁布了《考成法》，这是针对官僚的，就是为了整治官僚阶层的不正之风。
但是，相对当时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土地兼并”，他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呢？
没有。
因为，他知道，官僚阶层，他得罪得起；而富人阶层，他得罪不起。
所以，他敢于颁布《考成法》；但是，他绝对不敢出台什么《土地法》。
他知道，只要他敢出台《土地法》，那他一定死得比商鞅还惨。
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出台《土地法》，他就没有注意到土地问题。
比如，配合“一条鞭法”的税收政策，他还进行了土地的丈量。
这就说明，他是深刻地知道，“土地兼并”，是使得大量的土地改变了它们的主人的。
正是因为大量的土地改变了主人，才使得政府的税收减少。
因为，土地原来的主人变成了流民，交不起税了；土地现在的主人，又没有进入政府的花名册，他们又不会交税。
那么，张居正的这个对于土地的重新丈量，不也是得罪了那些富人阶层吗？
是的，他确实是也得罪了那些富人阶层。
但是，依照田亩纳税，这是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老规矩，不是他张居正发明的，有土地不纳税，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如果有土地不纳税，那要不要让那些土地物归原主，让它们原来的主人来纳税呢？朝廷，可是不允许“土地兼并”的啊。
所以，他张居正没有要主动触犯富人阶层的利益，他只是要求富人阶层不要偷税漏税，不要为了一点小钱，而和朝廷过不去而已。
这样，因为他是有理有节，让富人阶层没有正当的理由反对他，而且，也不值得大动干戈地去反对他，所以，他所遇到的阻力，就相对较少。
这就是他的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
这也表明了，张居正不仅是一个有理想的官僚，他更是一个成熟的、有分寸、有方法的官僚，他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成功，而不是最大的失败。
但是，正是因为他的理智，正是因为他仅仅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他的改革，也就是治标不治本的。
毕竟，这是大明王朝已经步入晚期的一次改革，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个王朝走向末路的必然趋势的。
最根本的是，她不可能制定出一个阻止“土地兼并”的政策，不可能制止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的趋势。
也就是说，她不可能触及到这个社会的根本矛盾，不可能解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不可能改善穷人和富人之间越来越恶化的社会关系。
她只是改善了政府的收税方式，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使政府的日子，相对好过一点而已。
但是，政府的日子好过，穷人的日子不好过，这个社会，能够靠政府的日子好过，来一直维持下去吗？
所以，这样的改革，其实，不过就是一种扬汤止沸的自我麻痹，是并不能阻止大明王朝向她的末路狂奔的趋势的。
而在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个人命运来说，虽然，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了，他的个人遭遇，却也不算那么糟糕；相反，张居正的改革虽然成功了，但是，他的个人遭遇，却比王安石要糟糕得多。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王安石的改革，没有对富人阶层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而张居正的改革，是对富人阶层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的。
在张居正死后的第四天，他和他的改革班子，就遭到了清算，他也被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下令抄家，还险遭开棺鞭尸。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照顾到万历皇帝的感受，生前对万历皇帝过于严厉，所以，就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报复。
其实，万历皇帝，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去报复一个大臣。
他如果真有那么大的能耐去报复大臣，他怎么会在后来三十年“不上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呢？
事实上，张居正是一座山，而万历皇帝，不过是这座山背后的一只小船。
当这座山崩塌之后，这只小船，就在山体崩塌所激起的惊涛骇浪中，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了。
由于需要万历皇帝配合扳倒张居正，所以，在最初，官僚集团还算把万历皇帝当一回事，这就有万历皇帝亲政后的所谓“万历三大征”。
所谓“万历三大征”，就是先后在大明王朝的西北、西南边疆，以及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这三次军事行动，都不是由万历皇帝“御驾亲征”、直接指挥的，不过是朝廷拿钱，地方上去拼命地打仗，由此，在官僚之间进行再次的权力分配而已。
由于在一次次的行动中，万历皇帝总是成为任人摆布的木偶，他既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更感觉不到自己的权威，所以，渐渐地，他就厌倦了这种只看别人表演，自己却只是跟着配合的无聊生活 ，他就开始沉湎于酒色，自我麻痹。
后来，因为立太子的事情，这不是天下大事，而是他皇家的家事，他却与内阁你来我去，争执长达十余年。
所以，从万历十七年开始，他就干脆不理朝政了，不再上朝，不再接见朝臣。
那么，万历皇帝的“不上朝”，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万历皇帝“不上朝”，国家机器还能够维持运转，说明了这个国家机器，是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万历皇帝“不上朝”，也没有人说要把他赶下台，不要他这个皇帝了，说明了这个国家机器，还是少不了他，他是看似无用，而实际上有用。
万历皇帝“不上朝”，说明他这个皇帝很无能，他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万历皇帝“不上朝”，说明他这个皇帝很有个性，他是不愿做别人的傀儡的。
万历皇帝“不上朝”， 充分地展现了当时富人阶层通过官僚阶层掌握政权，“垂拱而治”的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