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教科书中，第一个朝代是禹建立的夏朝，但西方史学家从未真正承认过。
对于他们而言，首先证据是史料，因为它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所以真实性有待人们商榷。
司马迁在写这本书时，距离夏朝已经过去了1400多年，这就好比让现在的你去记录公元422年的历史，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一般情况下，所描述的历史和成书时间相差不远，才有参考依据，这个时间跨度确实太大。
其次就是没有文物佐证，即便史料记载的是真的，但想要完全证明某个朝代的存在，必须有相关东西去证明。
这些东西我们从来都不曾回避，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夏朝曾经出现过的证据，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和质疑。
神秘夏朝就好比商朝一般，曾经外界也不相信，但殷墟文明的出土，将华夏文明的历史再次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归根结底，还是时间问题，只不过是时间过去太久，有些事情做起来确实很困难。
随着时代的发展，贵州民族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夏朝是存在的，但不属于中国，很可能存在于巴基斯坦，这有没有参考依据？
二里头遗址
从史学界角度出发，只有文物出土才能证明存在，但夏朝一直是扑朔迷离。
中国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史记》对夏朝做了记载，并且司马迁还曾自述看过许多同时期的书籍，因为记不清楚年限，所以表述地不是那么详细。
就在这时，考古界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大量史学家先后来到这里考察。
出土的大量文物经过检测，比如青铜器等等，许多都被确定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这和夏朝存在的时间恰恰吻合。
在诸位看来，这或许是夏朝最真实的佐证，但国外学者还有说法，这里少了文字。
一般文物的出土都伴随着文字，即便没有专业的东西记载，青铜器上刻字总是行得通的，可这些青铜器上均没有。
不可否认，文字的出现和使用被认为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毕竟夏朝在当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阶段，许多日常事务交流或执行，都需要文字。
基于这种情况，我国考古界只能将二里头遗址打上“疑似”的标签。
可转念一想，如果没有文字出现，夏朝是不是就一直不能被佐证？当然我们不排除尚未发现的可能，只不过这个“青铜器上刻字”的说法确实有些不妥。
当时那个年代并不同于封建时期，社会是否发展到了在青铜器上刻字的程度，没有人能做出定论，所以没有文字并不能作为主要的反驳理由。
说到这，诸位可能也明确感受到了笔者内心的观点，我一直坚信夏朝的真实存在。
原来一直被国外否认，真的是我们拿不出证据，但从被质疑到现在，我国对于夏朝的考古和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无形之中也给人了一种动力。
商朝曾经也是如此，殷墟文明的出现打脸了无数人的质疑，所以夏朝的佐证只是时间问题。
教授王长城
本以为这是大多数史学家的观念，没想到贵州民族大学的王长城教授，提出了一个更为犀利的观点：夏朝确实存在，但不在我国境内，很可能是巴基斯坦的哈拉帕文明。
对世界历史稍微熟悉的人都会明白，王教授的这番言论直指“天竺帝国”。
看到这几个字诸位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都是印度，它在过去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南亚北部地区之名，中心在巴基斯坦，这也是人们口中所说的“古印度”。
毕竟还尚未真正找到夏朝存在的证据，所以也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样的猜测笔者认为确实有些荒谬。
以“大禹治水”的典故为依据，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不过也印证了“水患”的真实出现。
《国语》中曾这样记载：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帝舜之子叫商均，“商”是姓氏，商均极有可能就是商契。
这还尚且不说，考古学家在如今还有新的发现，即帝喾、帝俊、帝舜为一人。
既然商朝的始祖都是同一个人，加上商文化遗址的出现，帝舜必然是在此地让大禹治水的。
史学界研究，商朝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河南一带，大禹治水极有可能治理的是黄河。
既然如此，夏朝的研究范围也不可能离开这里，王长城教授的猜测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笑侃人世间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夏朝是否存在”这个话题。
后世确实有类似的遗址出现，唯独少了文字，其实考古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它只要可能或者不可能。毕竟没有出现的并不代表不存在，或许在若干年后真的出现了一些文物作证呢？
文章结尾之时，送给诸位一句话：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辉宏世传延。
不管外界言论如何，国人必须坚持文化自信，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同时也是当代文化的根基。坚持自信心，增强认同感，是每个华夏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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