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这是历史上著名的谏臣魏征写给唐太宗的《谏太宗十思疏》。
在文中魏征向太宗皇帝强调了国家根基的重要性，提醒其只有保证根基的稳固才可成就上层的高耸。
魏征是历史上著名的刚勇谏臣，唐太宗是历史上著名的君主，在生前就被中东亚诸民族誉为“天可汗”。明君遇上了贤臣，一起在贞观年间上演了一段佳话。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是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基本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的手中，故此时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君主的圣明与否。
一个明君开辟的盛世可以影响几代，如由唐太宗开辟的“贞观之治”就影响了高宗时代。
他所留下的贤臣猛将帮助资质相对平庸的高宗皇帝取得了有唐一代最大的疆域，获得了灭亡高句丽的不世之功，加上了不亚于“天可汗”的“天皇”之尊名。
而与之相对的，一代庸主的出现又会使前人的努力功亏一篑或后人陷入绝望的泥潭。
如安史之乱后唐中央由代宗起历经数代至宣宗，各代皇帝励精图治，大有恢复前代的势气。
但之后不过几代，大唐王朝就如同枯骨了。明代的嘉靖、万历两朝皇帝多年不上朝，不图治。
耗尽了张居正为大明续上的最后一口气，至崇祯皇帝时明亡已是定局，这时的崇祯再励精图治也于事无补了。
王朝的兴盛与否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这是一件现代人看来很可怕的事情，也是当代历史评论家口中古代社会历史局限性的一个表现。
这种隐患不只在现代被人所觉察，早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了这种风险。但就像一个控制系统确定之后就无法通过改变它的结构来减小误差。
只能增加校正环节来达到稳定与减小误差的目的；古代的人也无法改变君主制度，只能通过增加校正环节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这时的言官们就充当了这个环节。
宋代是古代文人地位的高峰时期，唐末与五代的藩镇动乱让统治阶级对于武将们投鼠忌器，文官们成为了他们最后的依靠。
故此时的文官进谏体系也最为完善与具有代表性。转对、次对到轮对是宋代进谏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也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宋代转对、次对与轮对的发展与差别
1、转对、次对、轮对的发展与具体内容
转对与次对在具体内容上并无太大差别，故本文将转对、次对一起讨论，而轮对与前者的差别明显，本文将单独讨论。
转对这一制度据史料考证最早出现在后唐年间，天成元年五月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七月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转对奏事。”——这是史书中关于转对制度最早的记载。
需要提醒的是这里的后唐与历史上大一统的唐并非继承关系。后唐由唐庄宗李存勖灭亡朱温建立的后梁所立，历代皇帝也不是父子相承，大部分继承者都是晋王李克用的养子。
其中大多数为突厥高度汉化的沙陀部族，也有汉人。不过其都继承了李克用在唐末因平定叛乱而获得的皇姓——李。
后唐最终被同为沙陀部族的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因契丹灭亡。转对制度在后唐被建立后一直到北汉。
由于五代频繁的朝代更替与动乱，或立或废，但基本的内容并未发生较大的改变。
“每五日内殿起居，由翰林学士及文班常参官以次轮流奏对，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采访以闻，仍须直书其事，不得须侯次对。”
宋代的转对制度最早开始于宋太祖的建隆三年，在之后的各代都断断续续举行。
在开始时参与转对的官员如史料中记载的那般由翰林学士与京中的文官为主，在之后的各次转对活动中参与官员的范围有所变化。
元丰改制后，对参与的官员要求提高，要求为常参官以上的官员；在元佑年间又进一步提高了参与转对的标准。
在进入南宋之后，由于时局的紧张与人才的短缺，中央降低了对参与转对的官员的要求，但大体上还都是以在京官员为主。
转对的形式在历代变革中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多数为二至三人一齐进谏。——“诏内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转对，限三人未定。”
次对出现的时间则较转对更早，在唐代巡对官又称为次对官，故次对最晚在唐代已经出现。
由于在本文主要讨论的宋代转对与次对已无明显差别，其内容与变革与转对差别不大，故在此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宋代的轮对出现的时间较前者而言就比较晚了，“绍兴二年八月，诏职事官轮对已周，复令转对。”
宋代关于轮对最早的记载见于高宗时期。之后在各代均有发展，但并未有过多可书之处。
2、次对、转对、轮对的差别
前文已经提到，宋代的次对与转对已无太大差别，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出现的时间。
转对出现在后唐，而次对则最晚出现于李唐。而轮对与前两者的差别在宋代也变得模糊起来，如要细究，其差别主要体现在参与的官员上。
两者相比较，参与转对的官员数量较少，且官职一般较高，大多为京中核心利益集团的成员；而参与轮对的官员数量较多，且官职较低，大多为庶官。
二、转对、次对、轮对对于宋代社会的影响
谈一种政治制度的影响就需要从其设置的最初目的谈起，前文讲到，古代封建王朝设置言官制度的目的就是规避君主制度带来的风险。
而转次轮对制度就是君主专制封建王朝这个庞大系统的一个校正环节。
从具体内容上分析，转对制度要求京城的一部分官员亲自面见皇帝，回答皇帝特定方面的问题，解答皇帝关于此类问题的疑惑。
就这个内容来讲，其是成功的，它成功让相对基层的官员有机会面见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成功让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有机会了解相对基层的社会的具体形式。
从其设置目的与具体的内容来看，转对制度的实施效果应该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事实却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
从查阅的史料中笔者发现，即使在文官话语权最高的宋代，真正的转对、次对、轮对活动的举行次数都是屈指可数的，且常常之间相隔十数年甚至几代帝王。
无论多么完美的制度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要求一定的实施次数，转对制度亦是如此。
笔者又从根本上分析这种制度，发现了它天生所具有的一个致命缺陷——这种制度归根结底还是受制于皇帝与权臣。
史料中记载了多次宋代的转对活动由于具体的风向变得不利于当朝的既得利益者而被取消的案例。
这种天性就使得转对制度的校正作用变得微妙起来，它对君主施加的影响远小于预期，甚至对君主的决策无影响。
仅是增加君主考虑的范围罢了，对于隋炀帝与唐高宗这样的皇帝来讲这样的制度对他们是基本无影响的。
隋炀帝并非天生娇养，他在年轻时就随着父亲混迹于北周的政权争夺中，并在南下灭陈的过程中担任要职。
他对于自己帝国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但这丝毫不影响其统治之后所作的昏庸的决策。
唐高宗生于帝王之家，父亲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其头顶，长年的深宫生活让其对于自己的帝国极为陌生，但对他来讲，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
有以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精英在政治上的辅佐，以及以苏定方为代表的猛将带领着天下无敌的唐军为自己在军事上建功立业，这时最大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天生的缺陷，远不及预期的校正效果以及那屈指可数的实施次数让笔者对于转对制度对于宋代的影响持怀疑态度。
但两宋统治历经300余年，超过了前代的唐与后世的明，转对制度或许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一切都不可知。
总结
以转对、次对、轮对为代表的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规避君主专制所带来的风险而创造出来的校正环节。
其初衷是美好的，但由于各方面的干扰，实际效果很难让人满意，但笔者对于这类制度的评价是积极的，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参考资料
《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徐东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