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在南方各省中，四川具有很多其他省份不具备的优势，气候温暖湿润，河流纵横，土壤肥沃，农业生产、丝绸纺织业、茶叶种植都非常发达。四川周边群山环绕，易守难攻，远离中原，较少受到战乱骚扰破坏，自古以来一直是人烟稠密、经济繁盛之地。南宋中后期，四川人口率先突破一千万，在全国各地区中首屈一指。
然而几经时代变迁，到了明末清初，这种局面有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大逆转，四川人口急剧减少。康熙二十四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上奏康熙，经户籍调查，四川全省只剩9万人口，尚不及内地一个小县城的人多。四川境内城镇为墟，良田抛荒，很多地方成了草莽荆榛、野兽纵横的史前世界。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清朝被迫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人口大迁徙：“湖广填四川”，从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等地大批量向四川移民，以充实恢复四川人口。这次移民行动前后历经百余年，数百万人口迁入四川，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四川人口规模才渐次恢复，但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四川原住民十不存一。
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正如《四川通志》所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战乱屠戮是引发这次人口锐减事件的最重要因素。那么问题来了，明末清初时期，农民军张献忠和清朝军队，都曾长期占据四川，谁才是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张献忠和清军谁才该背这个黑锅？
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曾在四川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屠戮，应该为此次事件负责。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如《蜀警录》、《蜀中广记》、《蜀碧》、《蜀龟鉴》等，都对张献忠屠戮川人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记述，可谓众口一词。
另一种看法认为，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因为清军为了镇压四川境内的反清运动，进行了长期的杀戮和灭绝人性的烧杀劫掠，酿成了这场悲剧。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都是伟大的农民英雄，《蜀警录》《蜀碧》等史料，都是地主知识分子出于对农民英雄张献忠的痛恨，而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双方意见不一，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客观地说，张献忠是导致人口锐减的元凶首恶，清军则是帮凶。史料记载显示，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第一次入川，到顺治三年（1646年）年底，四川一直是张献忠最要的活动区和后方基地。从1644年开始，张献忠大军更是盘踞四川长达近三年。
不仅张献忠占据四川时间最久，而且也完全具备屠戮川人的动机。明朝末年，西北中原各地天灾人祸，饥荒连年，大批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而四川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依旧是一方乐土，百姓照常安居乐业，并未发生一起农民起义。
因此张献忠入川后，并未像在其他地区一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恰恰相反，四川百姓对于打扰他们安宁生活的张献忠极端仇视，视之为强盗贼寇，张献忠无论征集粮草还是征调民夫士兵，都极为困难，不得不施展烧杀劫掠的老本行强取豪夺。如此一来，激起了生性顽强的四川人的强烈反抗。他们要么自发组织乡勇民团，要么参加明朝官军，用各种方式反抗张献忠。
《明末农民战争史》记载，“川人性戇直，特明顺逆，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本想在四川割据称霸，但四川人的激烈反抗让他片刻不得安枕，号令不出成都百里外，设置在各地的官吏屡屡被川人杀死，因此对四川人也极为恼恨，称之为“蜀獠”，便采用更加凶暴的杀戮手段对付川人。
相比之下，清军迟至1646年十一月才第一次大举进入四川，围攻张献忠的大西军。肃亲王豪格带领的八旗兵战力强劲，在西充凤凰山之战中，清军神箭手雅布兰一箭射死张献忠，大西军就此土崩瓦解全军溃散，清军几乎没经过什么像样的大战就歼灭了张献忠所部。史料记载显示，当时四川各地已经城镇荒凉，人烟稀少，致使清军筹措粮草极为困难，不久很快撤军退出四川。
1652年，大西军余部刘文秀挥师北上企图重占四川，清军在平西王吴三桂带领下也南下入川，击败刘文秀。但清军取胜后并未乘胜进占四川全境，理由很简单，所到之处一无人烟二无粮草，根本无法驻扎，不得不千里迢迢从陕西运送粮草。
清军进入四川时间较晚，屯驻时间也极为有限，且当时四川各地人烟断绝的局面已经形成，可见清军并非是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元凶，顶多是帮凶。另一方面，当时记载张献忠屠戮四川的众多史料，也根本不可能都出自伪造。最有说服力的是当时成都有两个西洋传教士利类司、安文思，他们的回忆录《圣教入川记》也记载了大量张献忠屠戮川人的事例。这两个外国人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完全没有必要去编造谎言污蔑张献忠。可见，张献忠正是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元凶。
参考资料：《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明史》《清圣祖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