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期间，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善，以及朝堂内外崇尚文化及附庸风雅的社会风气，使得隐士这一原本处在社会边缘的特殊群体逐渐走上了主流舞台，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殊阶层，自此，中国的隐逸文化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 、重文轻武 兴办教育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大将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兵变，众将将早已准备好的龙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内应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并胁迫后周幼帝柴宗训禅让皇位。赵匡胤即位后，变更国号为“宋”，并旋即展开了一系列军政改革，而这一系列军政改革，无意间成为了宋朝隐逸文化发达的催化剂。
1.杯酒释兵权，文人占朝堂
五代十国时期，武将篡政以及下克上等事件层出不穷，赵匡胤自己的皇位也属篡政而来，为了避免自己亲手建立的北宋政权在后世重蹈后周的覆辙。
赵匡胤决定清洗扶植他上位的军功集团，和前朝后世开国君主滥杀功臣不同的是，赵匡胤使用的手段比较温和。
他以良田美宅，子孙荣华富贵为条件，并在宴会上向众将表达了对武将篡政一事的不安，成功将散落在各地的兵权重新集中在中央的掌控之下。
在解除了军功集团所掌控的兵权之后，赵匡胤开始对朝堂格局进行改革，五代各国之所以国祚短促，其重要原因乃是武人政治，朝堂之中鲜有文人书生，这也导致五代各国自建国伊始就陷入到战争的旋涡之中。
赵匡胤虽为武将出身，但颇具长远的战略眼光，据《宋史》记载，太祖曾与赵普相谈五代之事，说道：“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由此段我们便可看出宋朝重用文人的政策，同时，宋朝当局给予文官极高的地位以及权力，文臣级别普遍高于武将。在战争期间，一般都以文官为最高统帅，负责统筹全军，指挥作战，武将充当的只是部分战役的指挥以及冲锋陷阵的先锋官。
自宋太祖赵匡胤始，宋朝当局建立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上最完善的文官政治体系。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基本上都为文官出身，有效巩固的宋朝统治，南北两宋三百二十余年，从未出现武将专政的乱象，宋太祖的军政改革可谓是功不可没。
2.人人皆士子，千军过独桥
既然启用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那么书生群体自然成为了当时社会中地位最高的一批人。宋朝当局为了培养优秀的治国人才，多次大规模兴学，学校遍布全国各州县。除了政府出资设立的官方学校外,两宋期间的私学数量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顶峰。
教育行业的发达催生出了各种学派，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教育及学校的普及使得宋代书生的文化素养远远高于前朝，文人骚客层出不穷。
而在科举制度上，宋朝当局则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赵光义在位的二十二年期间，仅进士一科的录取人数就达到一万余人，平均每一年登科入殿的士子多达四百五十余人。而整个唐朝二百八十九年才录取了六千余名进士。
宋代科举录取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阶层都吸收进去，各级科场竞争激烈，不少士人甚至白发苍苍仍然参加考试，可谓是死而后已。科举制度成了读书人成就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而这自然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于科场中失意不得志的读书人，而他们其中就有人选择隐逸于山林，以教书作诗为生。
二、虽隐仍现，政策优待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北宋早期的军政改革以及教育科举制度的发展间接成了隐士文化的催化剂，而宋代隐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政府对待隐士的相关政策脱不了干系。
1.声名显赫，道德教化
北宋初期，天下太平，各境相安无事。盛世之下的隐士不再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而是对自我人生之路的主动抉择与对理想的追求，又或是隐士自己的天性使然。因此宋代的隐逸文化呈现出一种清雅俊逸的韵味。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卓尔飘逸的名言，他们用行动践行着对自我、以及对精神世界自由的追求。如林逋、魏野、都是当时举世无双之隐士。北宋初期的隐士大都为世人所敬仰，而他们的名声自然也从乡野传到朝堂之中。
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朝中大臣以结交隐士为荣，而隐士也因自己的名声受到了皇帝等政府高层的注意，例如林逋，在世期间就曾被北宋朝堂力邀出仕，而在其去世之后，更甚者有北宋皇帝宋仁宗出面，命人操办其丧礼并亲自为林逋题词，赐谥“和靖”。
北宋朝堂及皇帝之所以会对隐士如此重视，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隐士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大部分隐士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较高，正如《宋史·隐逸传》中记载“戚同文，隐士也，祖母携育于外氏，奉养以孝闻。
祖母卒，昼夜哀号，不食数日，乡里为之感动。”钟放“咸平元年母卒，水浆不入口三日，庐于墓侧。”这些在我们当代人眼中匪夷所思的孝道行为，在那个以孝治天下的年代可谓是当局最好的宣传工具。
隐士们自身具备的高尚道德品格，在平时的言行举止中起到了表率作用，感化了周围居民，教化了乡里威风。同时隐士们隐居后教授学生的行为，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乡里的人文环境，促进了乡民的文化素养，在净化乡风民风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2.维稳机器，落第念想
虽然宋朝当局增加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但是官僚职位仍然是社会中的稀缺资源，每届科举考试都有很多学子名落孙山，被抛弃于国家的体制之外，无法实现登朝入仕的人生理想。宋代时期的很多著名隐士，早年都曾有求取功名利禄之心。
如陈抟“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这些郁郁不得志者容易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不安分因素。而隐士以及隐居教书之路被主流社会乃至朝堂重臣所认可的修行之路，则给了这些落第的士子们一个可以释放焦虑及不满的宣泄口。
一方面，隐居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科举失意的书生群体可以借隐逸这一行为表达对科举制度或是官吏选派制度的不满，既避免了因言论及行为过激而罹祸，又可以对外表达出自己的态度。
另一方面，朝堂甚至皇帝对隐居人士的种种优抚政策，也给了这些名落孙山的士子们一线入仕的希望。有的书生将入仕的希望寄托于归隐之事上，希望借此唤起统治者的注意，最终成功进入到体制之内。总之，隐逸文化为失意的学子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扮演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减少了与政府正面对抗的可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结语
宋朝隐士之所以能够从乡野闲散之徒，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绝非是偶然形成的。除了当时朝堂内外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发达的教育及经济体系外，统治者的态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宋太祖建国之后，就将赏赐隐士一事视为优秀文人政策的一部分，后续的北宋政府也通过赐予隐士殊荣的方式向天下所有士子表明，朝廷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
其次五代十国的战乱导致当时的华夏大陆礼崩乐坏，大量读书人被迫逃往山林隐居，而新建立的北宋政权需要这些归隐田园的士人出来担任道德教化的角色，因此招揽他们为朝廷所有不仅仅只是为了给国家招揽人才，还兼具给百姓倡导读书的修行之风，具有意识形态和实际政治的双重意义。
归根结底，宋朝独立的隐士阶层，不过是封建政府用于控制思想以及百姓的另一种手段罢了，利用读书人热衷仕途以及向往隐居生活的矛盾心理，封建统治者打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宣传工具，落第士子的不满被所谓的隐逸文化冲刷的一干二净。
科举考试渐渐由原本为国选才的重要途径变成了士子们沽名钓誉以及皇权挑选忠犬信徒的游乐场，而这又何尝不是两宋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隐士阶层所代表的，并不是隐居清高的高雅文化，而是一块用于遮盖士子们及统治者肮脏行径的遮羞布罢了。
参考文献
1.《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