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靖康之变”谁之过:是什么造成了北宋的灭亡和汉民族的巨大耻辱

“靖康之变”谁之过:是什么造成了北宋的灭亡和汉民族的巨大耻辱

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初,金国大举南侵,兵临北宋都城汴京(开封),当月二十五日,汴梁外城告破,宋钦宗赵桓出城请降。

仅仅23天,这个存在了167年的庞大帝国,便在金人的铁蹄下轰然倒塌。但客观地来说,靖康之变时的北宋,谈不上多么鼎盛,但也根本没到风雨飘摇、穷途末路的地步。

徽宗执政期间,虽然洪涝蝗灾时有发生,但对于广袤的国土而言,并非灭顶之灾;山东、江南几乎同时爆发了宋江、方腊农民起义,但不久即被招安或镇压。

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靖康之变发生前不久,北宋的版图还在向外扩张。

1104年,徽宗于青海河湟地区设立陇右都护府,北宋的疆域第一次抵达了西域腹地;1119年,宋军攻克横山之地,几乎将多年的心腹之患西夏逼上绝路。这哪里有半点亡国之兆,分明还有几分复兴气象。

所以,面对靖康之变,在令人无比痛心惋惜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强盛、繁华的北宋帝国,轻易而迅速地走上了灭亡之路?

千年不绝的“南北战争”

纵观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中原王朝绵延数千年的交战史,如果非要为双方的战争找到原因,无非就是一场关于生存权的争夺。

北方苦寒之地,不适合农作物的种植,也没有培养商业社会的土壤,好在水草丰美,尚能放牧牛羊。

因此,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这些赫赫有名的游牧民族,无论多么强大,基本上都只能逐水草而居,根本不具备抵抗自然灾害和恶劣气候的能力。

如遇丰年,尚能自给自足,但草场毕竟有限,各部落之间,也会因为彼此抢占生存空间而爆发战争。

而一旦灾荒发生,或者严寒天气降临,草料减产、牛羊死亡,就会严重威胁整个种族的生存。

因为彼此紧邻的地缘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将视线投向南方广阔丰腴的中原地区。而南下抢劫,就成为了便捷而必须的生存之道。

站在汉民族的立场,这样的行为当然是一种野蛮的侵略。

但对于游牧民族本身而言,在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面前,所谓的道德约束和正义与否,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弱肉强食从来都是残酷却最真实的丛林法则。

当然,作为应对,中原王朝在足够强大的时期,都会千方百计地利用武力、联姻等手段,征服或笼络游牧民族,除此之外,就是不停地修筑长城,构筑战略纵深,以确保北方的安全。

但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机动性远远高于汉族,进则迅疾如风、防不胜防,退则深入茫茫大漠,无影无踪。让整个中原政权即难以在战争中掌握主动,还要持续地受到侵扰。

好在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粮食的生产和储备,带来的是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庞大的人口基数又能源源不绝的提供兵源,这也使得南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占便宜,但很难顺利、彻底的吞并中原王朝。

所以,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数千年的对峙中,除非有一方特别强大,打破平衡,大多数时候,议和、联姻、你来我往的攻守转换都在持续上演。

赵宋帝国的先天不足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末帝李从珂与重臣石敬瑭,君臣相互猜忌。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为后唐兵马围困于晋阳(太原)。

为请契丹发兵救援,助其脱困自立,石敬瑭尽然恬不知耻地认下小自己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

不仅如此,为表忠心,这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还承诺,事成之后,将割让燕云十六州作为酬谢。

因为强大的契丹军队介入,晋阳之围被解,随后石敬瑭灭后唐自立,而耶律德光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燕云地区。

而割让燕云十六州这一卖国行为,却给紧随五代十国之后的宋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难以估量的伤害。

燕云十六州是横跨河北北部到山西北部,一块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的狭长地带。

这一区域的北部,耸立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东西横贯着长城和桑干、巨马两条大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军事屏障。

也正因如此,后晋之后的中原政权,都将北伐燕云作为头等大事,后周世宗柴荣,本来是最有可能收复燕云的一代雄主,无奈英年早逝,以致功亏一篑。

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自立,建立宋朝,太祖在平定四方之后,也有意争夺燕云,但天不假年,还未等到计划实行,赵匡胤便驾崩了。

此后宋太宗也曾于公元979年和986年两次北伐,但最终都以惨败告终,此后宋朝军事实力衰弱,而北方的契丹正逐渐成长为一个足以与大宋抗衡,甚至更加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北伐燕云,就只能成为赵宋臣民心中永远的痛了。

由于燕云地区的缺失,使赵宋在立国之初,北方便天然地丧失了长城的庇护和山区复杂地形的缓冲。一旦战争爆发,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敌长驱直入中原腹地,这也让赵宋王朝在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问题上,比此前的中原政权更加被动,甚至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更要命的是,国都汴梁地处华北平原之上,本身就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北面又无险要山川,只余黄河一道屏障,渡河之后,将是一马平川。北宋为保证京师安全,不得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北方设置前沿阵地,但国土广袤、边境漫长,又往往防不胜防。

宋初最大的一次军事威胁,便是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绕开宋军重兵布防的定州,二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汴梁北方门户的澶州城下,弄得宋真宗差点准备迁都,后来才有了力挽狂澜的寇准和宋辽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

国家层面的致命病因

不可否认,北宋是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经济高度发达的朝代,但在高度重视精神内核建设的同时,其对于军事力量的培养,国防制度的建设方面,是存在重大问题的。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武将专权,这些对于宋朝而言,都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960年,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谋取了后周的天下,宋朝君主更是从基因血脉里就防备着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从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武将被提防、受限制,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稳定,成也了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底层逻辑。

对于潜在的武将拥兵问题,宋太祖巧妙地设计了“更戍法”加以预防和制衡,将京城的禁军和边防的戍军每隔两三年便进行一次对调。

以隔断将兵之间的联系来防止叛乱的发生,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恶果就是一旦发生战争,军队的指挥效率和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为加强中央集权,宋朝又在军事上一直沿用太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指导思想,精锐部队大半集中于京城的禁军,其余各地包括边境,都是战斗力较弱的地方武装或者杂牌部队。

如此一来,藩镇割据势力得到有效遏制,但抵御外辱时却变得格外捉襟见肘。

不仅如此,为充实禁军的力量,北宋历代君主都热衷于不断募集士兵,甚至在灾荒年份直接将流民引入其中。

禁军成为庞然大物的同时,三教九流充斥其中,即乏训练又难管理,表面上军队的数量在持续增加,但战斗力反而在断崖式的下降。

宋初禁军曾一度达到八十万,神宗时经王安石变法,对禁军进行裁撤,但人数也一直维持在四十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军队数量,必然带来惊人的财政消耗,也导致“冗官、冗兵、冗费”这“北宋三冗”,成为阻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沉重负担。

而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宋朝没有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向内部发展倾斜,军事将领的作用在降低,科举取士、培养人才自然是当务之急,“重文抑武”就更成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政治基调。

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

在靖康之变前,北宋的主要对手,是北方契丹创立的辽国和西北党项建立的西夏,三大帝国互有交手,但总体而言维持着平衡。

但北宋末年,长期受辽朝统治的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接着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辽展开了进攻。

眼见辽亡在即,为了从其手中重新获得梦寐以求的燕云故地,当时的宋徽宗赵佶,竟主动遣使赴金,并于1120年达成“海上之盟”,宋金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辽国。

“联金抗辽”,可以说是靖康之变的导火索和催化剂,更是一次自取灭亡的重大战略性失策。

首先,唇亡齿寒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维持了百年和平,辽国不仅没有威胁,而且它的存在,始终是牵制金国的力量,也可以从北面保障宋朝的安全。

其次,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金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取辽南京析津府,但是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金军依然神勇,而宋军却惨败于残辽。

伐辽失败,不仅使熙丰变法以来积蓄的军用储备丧失殆尽,使得宋朝彻底转入战略劣势,,完全无力再战,甚至取燕也要依赖金人的能力。

如果没有“海上之盟”,即使女真灭辽,但实力得以保存的北宋,尚有自保之力,面对金国,可能还不至于那么快的全面崩溃。

最致命的是,通过伐辽的窝囊表现,让此前并不了解北宋真实战斗力的金国,更加坚定和加速了亡辽之后再灭宋的决心。

面对空前强大的女真金国,北宋是何其不幸,既有宋徽宗这个“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昏庸皇帝,又有蔡京、童贯这帮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佞臣,君臣联手,又搞出“海上之盟”这种看似投机取巧,实则愚蠢至极的战略,又岂能不亡?

果不其然,辽亡不久,金国便以宋朝收留叛将张觉,背盟弃义为名,于1125年发兵攻宋。

战斗意志的彻底瓦解

靖康之变时,金国东西两路大军共计约十五万兵马兵临城下,对于北宋而言,形势确实万分危急,但绝非山穷水尽。

类似的经历,在300多年后的明朝也曾发生过,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精锐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几乎全军覆没。

“土木堡之变”,明朝的武装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皇帝还做了瓦剌的俘虏,随后瓦剌首领也先也是大举南下,兵临北京。

明朝当时的情况,比之北宋,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于谦的领导指挥之下,顽强抵抗,甚至瓦剌人在攻城时,将英宗做挡箭牌,于谦都敢下令放箭,就是这种玉石俱焚的心态,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大明转危为安。

再来看看面对国难,北宋君臣的荒唐表现:

1125年,金兵第一次攻宋,东西两路大军联袂南下,西路军围攻重镇太原时,负责太原防御的宣抚使、大太监童贯,以传递军情为借口,第一时间溜之大吉。

逃回东京的童贯带来了太原被围的坏消息,宋徽宗赵佶眼看山雨欲来,连忙宣布禅位,让儿子赵桓登基,承担保卫京师的重任。

谁知赵桓也不傻,这明显是让他当亡国之君,坚决不从,父子几乎要为了推辞皇位的问题而翻脸,最后赵桓还是在众人挟持之下,哭喊着被强迫登上了皇帝之位。

1126年1月,钦宗继位,改元靖康,随后金国西路军又攻克相州,开始分兵渡过黄河。

因为黄河南岸的驻军早已逃之夭夭,从正月初三到初六,在金兵长达四天的渡河时间里,没有遭遇宋军任何的阻挡和抵抗。

天险一失,太上皇赵佶更是连夜南逃。但好在宋徽宗临走前还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可用之人——名臣李纲临危受命,组织起东京保卫战。

此时金国西路军深陷太原,无力南下,汴梁城外仅有东路军的七万人,其中还有大量契丹、渤海的雇佣兵,真正精锐的女真人,只有三万。

而北宋的京畿附近集结了超过五十万人的卫戍部队,名将种师道率领当时宋朝最精髓的十万西军,星夜挥师回援,各路勤王兵马也是旦夕将至。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宋钦宗依然对金兵充满了恐惧,以割地赔款换来了金国退兵。

从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下开始,宋廷的主和派便一直占据上风,他们从未想过抵抗,或凭实力去赢得胜利,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割地赔款,出卖国家尊严换来苟延残喘的机会。徽钦二帝更是性格软弱,面对战争毫无血性可言。

金兵一退,主和派立刻又占据上风,有功于国的李纲被罢免,卫戍京师的部队以耗费财力甚巨为由遭遣散,谁知第二年,尝到甜头的金军再次南下。

这次金兵更猛,西路军攻克太原,与东路军会师汴梁,而宋徽宗在最危急的关头,不是组织军民积极抵抗,却相信神神鬼鬼的术士,以纸甲纸兵在城头抗敌,结果可想而知,仅仅23天,汴梁外城即被攻破。

吓破胆的钦宗立刻出使金营求和,为显示诚意,甚至下旨遣散了各地勤王的军队,“檄止诸军勿前”,几乎把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就这样,北宋皇帝在都城尚未完全沦陷,卫戍部队和勤王兵马具在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抵抗,束手就擒。

此后数月,金兵开始疯狂劫掠,北宋成为待宰羔羊,在抢得无数金银珍宝后,徽钦二宗被虏北上,宋室王公大臣悉数为奴,后妃宫女具皆受辱。北宋甚至汉民族历史上最悲惨、屈辱的灾难——靖康之变在北宋的轰然倒塌中上演。

谁该为北宋的灭亡买单,谁又应该对靖康之变的灾难负责?是徽钦二宗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却不是全部——是大宋君臣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次次拙劣、荒唐甚至致命的表现,合力葬送了延续176年的锦绣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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