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一直蒙着神秘面纱，至今未能揭开。其中，谜团之一是夏朝统治族群——夏族何在？
距今4000年前，大禹率领夏族建立夏朝。商汤革命后夏朝灭亡，夏族四分五裂，只留下一些零散的诸侯国。史书记载，商周时杞国（河南杞县一带）、有莘国（陕西合阳县东南）、江浙越国等是夏人后裔。其中，孔子拜访杞国之后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问题在于：商周时期，“夏族”对应文献中的哪一个族群？毋庸置疑，搞清楚这个问题，必将有助于破解夏朝谜团，但可惜现有资料过少。不过，十年前陕西考古一次重大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夏族分支——有扈氏的部分谜团。
2012年，在陕西宝鸡石鼓镇，考古发现“石鼓山墓地”，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编号为M3）。M3出土31件青铜器，其中16件上刻有铭文，涉及的族徽有户、万、冉等。
已故考古大师李学勤（下图），根据考古发现情况，指出墓主为“户”氏，比如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M3墓葬中的方彝和卣都有“户”字铭文，而方彝和卣都是酒器，在当时属于极为重要的器物，应是墓主之物。
其次，刻有“户”的青铜器，也曾在西安出现过，因此西周早期的“户氏”青铜铭文只在西安、宝鸡出现过。而西安鄠邑区，原称之一就是“户县”，户县与户氏显然存在联系。
第三，西安的“鄠邑”与“户氏”，可能还与夏初一场重大战争有关，下有详述。
因此，墓主为“户氏”，其他刻有万、冉等铭文的青铜器，或受赐、劫掠、赠送、婚配等方式取得，后被一并下葬。
在M3墓地中，还出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西周青铜器，即“中臣鼎”，铭文只有六个字：“中臣尊鼎，帝后。”
铭文中的“中臣”，学者考证认为《周礼》书中的“内小臣”，即管理王后祭祀等活动的职责。当时，此官职一般由王后族人担任。
按照商周礼制，已故之王称“帝”，“帝后”则是已故王的配偶。铭文中的“帝后”，学者考证指出为周王妻子，但这里是“族徽”。
由于文物属于西周成王时期风格，同时出土了很多姜戎文化的代表器物“高领袋足鬲”等，因此李学勤等学者普遍认为“帝后”意指邑姜（姜子牙之女），墓主族属为姜族。也就是说，墓主户氏是姜子牙的姜族人，所以才能使用“帝后”的族徽。
根据史书记载，夏本纪篇章末尾，太史公曰（司马迁点评）：“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其中，夏启建立夏朝之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因此甘之战是姒姓内战。
李学勤等学者认为：“扈”字本从“户”得声，上述铭文的“户”应该就是“扈”。其实，汉代杨雄的《训纂》中也说：‘户、扈、鄠（hù）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换言之，史记中的“有扈氏”也可以写作“有户氏”，因此M3墓主也可以说是“扈氏”。
更为重要的是，夏启与有扈氏的甘之战，汉书地理志解释为“鄠是古扈国，有户亭”，唐代括地志解释为“雍州南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为“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因此如今学者普遍认为甘之战爆发于今陕西西安鄠邑区一带。显然，这一结论可以佐证考古发现的M3户氏铭文（夏启征伐之后，部分有扈氏等或向西迁徙），也与商末周初时羌族的地理范围大致吻合。
通过上文分析，M3户氏首先是姜族之人（甲骨文表明羌是男羌、姜是女羌，姜羌一家），其次各方资料显示户氏也是夏本纪中的有扈氏。既然如此，有扈氏也就与姜族（羌族）存在密切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至今羌人中还盛行祭祀大禹，四川也有很多大禹传说等，似乎都表明夏朝与羌人存在密切的关系。（下图，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每年举办祭禹活动，北川也被当地人认为是“大禹故里”）
问题在于：有扈氏与姜族关系密切，那么“夏族”是不是文献中的“羌族”呢？或许不能简单的认定有扈氏是羌族，因为夏族中可能只是部分如有扈氏等融入了羌族，变成了羌族的一部分。
根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娶了太姜，明显是与姜族中的一个部落联姻，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姬昌娶的是有莘国（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的太姒，而史书从未说太姒是羌人，只说她是大禹或夏族的后代。
因此笔者认为，夏启打击有扈氏等族人，或导致他们西迁融入羌人族群，而还有部分夏人比如有莘国、杞国等还相对独立，没有融入其他族群。总之，现在还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夏朝是羌人建立的，但的确出现了羌族中存在部分夏人的相关证据。
由于姜子牙的姜族应是有扈氏的后代，其他部分羌人或也自认夏人后裔，再加上明确夏人后裔的有莘国等等，也就说明在姬周周围存在大量各自为政的“夏人”。周人起兵反商，必然要团结可团结的力量，其中最佳的盟友必然是与商朝有仇的夏人。
因此以最低下限来看，鉴于当时反商局势，无论周人是不是夏族后裔，或者内心认不认同夏人文化，都不妨碍周人自称“有夏”或宣称“肇造我区夏”等，因为如此更能团结周围的夏人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