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的形象在考古学中是常见的，但在商周遗址中是非常罕见的。有考古记录证实，商周时期的猪形青铜器共出土了三件。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代青铜器猪卣、湖南博物馆的商代豕尊、山西博物院的西周晋侯猪尊。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猪卣，其形体较为抽象，并不是猪的真实形象。猪卣有两个猪首，一个身躯及四个蹄足组成。猪卣的腹部两侧刻有云纹，并用羽状纹勾勒，这样的纹饰在青铜器上是比较罕见的。猪卣的鼻子向下微卷，双耳竖挺，嘴长且窄，嘴角向上微咧。
猪卣
湖南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晚期豕尊，又称“猪尊”，其尺寸长为72厘米，高为40厘米，重为19.75千克。豕尊有盖，盖上设有一只小鸟。豕尊嘴长微张，獠牙尖长。背部鬃毛挺拔，躯体丰满，四肢强健有力，体型匀称。猪首刻有云雷纹及鳞片，纹饰布满全身。从獠牙来看，是一只野公猪。野猪生存在山林间，体形应该是精瘦的，所以豕尊的形象应该是取自家猪。
豕尊
西周时期晋侯墓出土的猪尊，其尺寸为高 22.4厘米，长39厘米，从体形来看是一只幼年雄性家猪。其体形硕壮，嘴部微翘，獠牙短而钝，应该是家猪的形象，并不是真正的野猪。其背上设有盖，是祭祀用的酒器。腹部两侧刻有圆涡纹，有着时代和地域特色。
猪尊
以上是商周时期仅有的三件猪形器，十分罕见。经考古文献证实，商代的养猪业是非常发达的，如甲骨文中所记载“陈豕于室，合家而祀”，因此说明猪在当时是祭祀中十分重要的祭品。同时也有另一种观念，人们认为以猪形礼器祭祀，也有辟邪、沟通人神和娱神等的作用。猪虽然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但猪用来祭祀却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出于一种原始宗教的祭祀理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先生从殷商甲骨文“家”字原本从“宀”、从“豕”出发，认为“家”字真实含义在于表现雌雄二性，体现了古人以两性作为构成家庭基本条件的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则更具有阴阳相生的朴素思考。因此，以猪奉献给上天、祖宗，也正是最恰当的选择。
猪卣、湖南豕尊、晋侯猪尊这三件猪形器虽然都为猪形，但器型、风格以及宗教祭祀理念是不尽相同的。
猪卣采用了夸张、抽象的艺术手法，并非写实猪的形象。猪卣双头一身，纹饰也是商代传统的云纹、蝉纹等，与传统的牲尊表现手法相似，以几种抽象、变形的动物组合形式出现，就类同兽形觥，为多种动物的合体，造型与纹饰糅合了几种现实或者想象中的动物形象，形象抽象、狞厉，猪卣呈现出商代青铜器的抽象狞厉美。考古文化研究人员认为，商人敬神事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政巫不分，体现的既是宗教也是政治。所以，商人的祭牲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一种狰狞的形象，森严恐惧，以敬天地鬼神，从器形整体来看，形象夸张，而且纹饰繁缛。
其实猪卣器型、纹饰的抽象夸张，并不是商人的审美观念比较特别，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力量微小的人们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欲的渴望，夸张狞厉的动物形象可以给予人们力量，可以“辟邪免灾”。那时的猪有着长长的獠牙，充满力量，象征着勇猛刚健。同时，还认为猪可以通天地鬼神，也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猪卣夸张的造型和纹饰充满威严，令人们心生恐惧，有助于营造出静穆森严的气氛，有利于统治阶级威慑统治民众。而湖南博物馆收藏的豕尊与山西博物院收藏的晋侯猪尊，都是写实的形象，风格与猪卣的夸张、抽象迥然相异。
湖南博物馆收藏的豕尊，其形象是一头成年公猪，且与一般牲尊不同，体型巨大厚重，前后肘部横穿一对圆孔，推测是为了穿绳索便于抬动。由于经常抬动，容易损坏，器身修复的地方有六处之多。说明这件豕尊需要经常性地抬动，应是祭祀用牲的代替物。商代的养猪业非常发达，虽然猪已经成为最为普通的家畜，但是在日常的祭祀、祷祠、盟诅中仍然是以猪为主，加上中国古代祭祀皆用雄性牺牲”，因此雄性家猪频繁被用于祭祀中，而且也具有较高的地位。虽然当时家猪比较成熟，数量也比较大，但是祭祀用猪的数量和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是专门饲养祭祀用猪，比较满意的猪牲还是比较难找的，所以用青铜猪形器替代猪也极具可能性。也有专家认为豕尊发现于距地表1.5米左右的祭祀坑中，而在商代的甲骨文资料中就有一种名字叫作“瘗”(掩埋)的祭祀，学者专家们认为豕尊也可能是祭祀山川、河湖而奉献瘗埋的祭祀品。
商代豕尊形象写实，但纹饰也是装饰了传统的云雷纹、鳞片纹、龙纹等，纹饰仍难脱传统繁缛纹饰的窠臼。晋侯猪尊是一只站立的幼猪形象，形象写实，惟妙惟肖，憨态可掬，与传统礼器抽象狞厉美的风格有很大不同，由抽象、夸张、狰狞变得具象、写实、可爱。从晋侯猪尊面颊可以看到下颌骨的凸出，从其后肢的胯部和前肢的肘部，可观察到在肉体之下的骨骼，猪尊仿佛有了真实的生命气息。晋侯猪尊的形象也符合周人祭祀尚幼、尚牡的习惯，从晋侯墓出土的猪骨检测，也证实了这一理念。西周时期，用于祭祀的猪、马都是专门饲养以用于祭祀的”，所以祭祀基本都用真的牲畜，而不是青铜替代品。晋侯猪尊是一件祭祀礼器，而不是祭祀中猪的替代品，与商代豕尊截然不同。
除了青铜器的造型，青铜器纹饰也具有原始宗教含义。晋侯猪尊与猪卣、豕尊纹饰的差别，商代猪卣、豕尊都饰有狰狞而繁缛的纹饰，全身满布，而西周晋侯猪尊几乎通体素面，仅在腹部装饰有两周同心圆组合纹饰，这种纹饰在商代青铜器上是没有出现过的，是西周青铜器上新出现的纹饰。有学者曾对这种纹饰进行研究，认为这应当是旋目神面图像。“再联想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揣测这种同心圆纹饰有可能与“周道尊尊、王权至上”的理念有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礼制高于一切的商周社会，青铜器的造型及纹饰本身的欣赏价值是相对次要的，它的宗教意义才是最根本的。这类动物尊并非实用的器具，而是祭祀器，体现的是原始的宗教观念，是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所以器物造型的不同不仅仅是装饰风格、匠人艺术风格的不同，还有社会进步导致的祭祀理念不同。
商与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譬如猪卣、豕尊，体现的都是繁缛而狞厉的美，到了西周早中期之际的代表器晋侯猪尊，其风格开始向简洁写实转变。商和周初期的青铜彝器，其组合多是酒器，尤以祭祀用器为主，所采用的动物器型与纹饰也是为了迎合祭祀。西周中期开始，礼乐器组合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用于区分贵贱等级。晋侯猪尊整个器形体现出一种完全忠实于现实的艺术手法，与传统青铜礼器抽象夸张的动物形象迥然不同，晋侯猪尊形体完全符合严格的体格比例，也完全符合动物体质解剖学的原理，具象生动。
商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彝器的动物造型，体现出的风格都是抽象狞厉的，以表达对上天的敬畏。匠人可以自由创作，祭祀彝器采用具象写实的动物形象，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匠人的作品体现的必须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正是因为匠人不可能自由地体现出自身的意识，所以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必然有其存在的社会土壤。研究专家钱杭先生认为自周灭商以来，西周王朝有意识地贬抑股商文化，并采用了分封制，建立起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同时也正是西周这一体系的改变，形成了政巫分离、祖神分离的政治格局，周人开始对鬼神敬而远之。西周早中期之际，已形成政巫分离、祖神分离的格局，已经不需要用狰狞的形象去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敬天地鬼神。从西周中期开始，祭祀从以商及周早期的祭祀酒器组合为主，开始向以礼乐器为主宗庙祭祀礼器组合转变，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等，诸多方面也改变了以往狞厉抽象的风格，转而呈现出写实、简洁的风貌。
这三件猪形器，虽然都是将猪作为重要祭祀牺牲，但祭祀理念是有所差异的。从商代晚期猪卣、豕尊到西周晋侯猪尊，不但器物的造型由抽象夸张转变为具象写实，纹饰也由狰狞变得规律、简洁、有序，这不是审美观念的转变，而是与当时的祭祀理念有密切的关联。商代政巫一体、祖神一体，需要狰狞的形象实现敬祖先、天地、鬼神，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从西周开始形成政巫分离、祖神分离的政治格局，建立起森严的宗法制度为社会统治体系，遂开始对鬼神敬而远之，注重礼乐。西周晋侯猪尊与商猪卣、豕尊形象的差别恰恰是商周祭祀理念差别的真实体现。
综上所述，在商周时期，任何的青铜彝器器形及纹饰，虽然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工匠的创造心理及使用者的欣赏趣味等多种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系，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所承载的祭祀理念和政治使命，动物形象作为祭祀理念的载体，随着其所承载的政治、宗教意义的存在而产生，同时也随着其所承载的政治、宗教意义的消亡而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