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宋仁宗嘉祐时期,真是中古世界的黄金时代?为何宋人睁眼说瞎话?

宋仁宗嘉祐时期,真是中古世界的黄金时代?为何宋人睁眼说瞎话?

说起中国古代的盛世来,很多朋友会脱口而出: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北宋仁宗的“嘉祐之治”,或许鲜为人知。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最推崇宋朝,赞誉天水一朝为古代中国文化登峰造极之时代!近年来,学者们沿此逻辑,进一步细化,将宋仁宗时誉为“大宋巅峰”、“中古世界黄金时代”。然而,诡异的是,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世巅峰时代,为何宋代以后却湮没无闻呢?

宋仁宗

一、危机重重的“庆历、嘉祐之治”

从总体上来看,宋仁宗时期,随着宋真宗时宋、辽“澶渊之盟”的缔结,宋、辽战争日渐平息,国家暂时处于相对和平稳定时期,因而,真宗、仁宗时期,经济、文化也日渐繁荣。但如果据此推断仁宗时期是所谓“天地一团和气、百姓安居乐业”的“黄金时代”,可谓大误。这一时期不仅不是什么美好时代,而是危机重重。

欧阳修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夷狄外强,公私内困,盗贼并起,蝗旱相仍。”包拯也直言上奏:“诸路饥馑,万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夷狄盛强。”

虽然我们都知道,古代的谏官进谏时,措辞既要尽量切合事实,以免虚言恫吓君主之嫌,但又往往多激切,甚至难免夸大,几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弊。否则,进谏就难以上达天听。不过,欧阳修、包拯之言,恐非虚言恫吓之语。从史书有关记载来看,当时北宋三大危机确已日渐激化。

欧阳修

一是边境危机激化。辽虽与北宋缔结“澶渊之盟”,但辽对北宋的侵扰,始终没有停歇。党项族李元昊日渐桀骜,不臣之心日显,冲突屡屡爆发。北宋丧师失地,被动应付。北宋“积弱”之势日益恶化,宋仁宗难辞其咎。以至南宋史家吕中慨叹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宋仁宗年号)积弱之故。”

二是财政危机激化。当时经济虽繁荣富庶,但贪官污吏搜刮成风,底层民众生计贫困,朝廷财政困窘。仁宗没有彻底消除北宋“积贫”之弊,较以往反有恶化趋势。这也是后来宋神宗、王安石推行变法图富强的主要动因。

三是社会危机激化。由于贪官污吏横行,民生艰困,走投无路的民众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暴乱。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民变、兵变有史可载者共计203起,仅仁宗一朝就有57起,是北宋九朝之最。

街市的繁荣掩盖了内在的虚弱

稳定、繁荣的表象下,掩盖的是严峻的边境、经济、社会危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仁宗,难道不知情吗?他当然是有清醒的了解的。因此,他才会听从欧阳修的进谏,拒绝阿谀奉承的地方官们进献所谓“祥瑞”的做法:“诏诸祥瑞不许进献。”尽管他很想在自己的尊号中加上“大仁至治”四字,并暗地授意宰相富弼领衔上奏。最初不知实情的知谏院范师道、知制诰刘敞等激烈反对,理由就是“今天下未可谓至治”。

但富弼这个“猪队友”竟想出用宋仁宗这座大神来压迫范师道、刘敞等屈服的馊主意。他故意做出很为难的表情对众臣说:“是上意欲尔,不可止也。”没想到刘敞不知实情还罢,知道实情后,不但没有屈服,反而连上三道密奏,痛陈危机重重的现状,誓死反对增“大仁至治”四字。宋仁宗也只好悻悻然地驳回富弼等人的奏议。直到宋仁宗死后,群臣为他拟定的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虽不乏溢美阿谀之辞,但也没敢再提“至治”二字。

富弼

二、美化先帝、讽励时主及政争需要

宋仁宗本人都不敢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治时是宋代“盛世”,为何宋仁宗死后,一直到南宋时,很多臣僚却不断对所谓“嘉祐之治”赞不绝口?许多臣僚,甚至有些是在宋仁宗生前曾激切批评过他的臣僚,为何也一改口风,将他与以往圣贤帝王相媲美?概括而言,主要是美化先帝、讽励时主及政争等现实需求所致。

古往今来,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除少数罪大恶极者,如秦桧、汪精卫之流,即便死后,也无法逃脱后人和历史的清算;大多数死者,还是得到了后人的谅解与尊重,甚至死者的一些缺点,也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漠视、掩盖。苏辙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敢直言不讳地批评仁宗“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好色于内”,但宋哲宗时,苏辙却赞誉宋仁宗生性宽厚、畏慎、恭俭仁恕、敦睦九族,以和万邦……类似赞语,不胜枚举。

苏辙(左)

当然,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时出现的对宋仁宗的赞颂现象,并非单纯地出于对先帝的美化、赞誉,很多臣僚的赞誉,更主要的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首先明确提出“嘉祐之治”的陈师锡,在元丰六年(1083年)任监察御史时,向宋神宗上奏,表面上赞誉宋仁宗“嘉祐之治”,实际上是试图劝神宗效法仁宗,回心转意,遵从祖制,放弃变法。

宋神宗死后,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她重用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保守派),将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改革派)举措尽行废黜。旧党对此欢呼鼓舞,说“拯溺救焚,改弦易辙,天下凛凛庆历、嘉祐之治”。

宋神宗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尽黜旧党,史称“元祐更化”。不甘失败的旧党纷纷上奏,呼吁宋哲宗效法仁宗,重造“嘉祐之治”盛世。苏轼盼宋哲宗“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曾任宋哲宗侍读、侍讲的范祖禹也在元祐七年(1092年)奏上《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他或认为言犹未尽,于是又在元祐八年编纂、进呈《仁皇训典》。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宋徽宗即位初,陈师锡就急忙奏上《上徽宗论任贤去邪在于果断》,提醒徽宗“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建议他效法仁宗,重造太平盛世。仁宗及其庆历、嘉祐之治,就这样被旧党出于政争的需要,而塑造为仁君盛世,抗衡新党。

宋徽宗

靖康之变,北宋覆灭。赵构南渡,重建宋朝。效法仁宗虽仍是旧党们的招牌,但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亡国之痛,迫使君臣以效法仁宗“嘉祐之治”为复国治政之要务。宋高宗曾声称,在他心目中,仁宗就是尧、舜、文、武一般的高峰,决意效法仁宗。赵鼎、秦桧也认为:效法仁宗,是“中兴之基本”、“国家之福”。自此,南宋历代君臣,多将仁宗嘉祐之治奉为施政治国的礼理想标杆,赞美仁宗成为时尚。

宋高宗

文史君说

虽然早在北宋后期,时人就屡将“嘉祐之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提并论,然而,仁宗时期危机重重,实在难称治世。更重要的是,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起,效法仁宗、重造“庆历、嘉祐之治”,就成为旧党抵制变法的招牌。宋哲宗亲政初、宋徽宗即位初,旧党们皆一次次挥舞此招牌,在政坛上兴风作浪。北宋覆灭,南宋建国,效法仁宗、重造“庆历、嘉祐之治”被赋予新的时代涵义,成为南宋君臣治国的理想标杆。究其实,不过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虚誉而已。因而,“嘉祐之治”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响亮,不被后人称引赞誉,自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曹家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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