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
陈文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
这一点从他考取过乡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科举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隋朝。
隋朝以前，封建王朝中普遍存在着“家贫不士子，寒门无高官”的情况，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一来直接由宗室子弟担任，二来由皇帝或各部大员亲自挑选，手段实在匮乏有限。
隋炀帝杨广同志开进士科，即正式代表了科举制度的诞生，选拔官员从原来的拉关系走后门变成了靠依靠参加考试来评定是否有资格在朝廷担任职务。
大隋短命，宛如镜花水月，青春易碎，被唐王朝取而代之后，唐朝又在隋炀帝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而到宋元两代，科举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宋代更是直接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
本朝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开国后，对科举考试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州为乡，改省为会，殿试倒是无甚修改，这是科举制度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各地的考生层层选拔，最终在京师皇宫的大殿之上，由皇帝本人亲自考核。
而陈文同志不仅乡试第一，在殿试上的表现也十分出色。
明代科举的最终成绩分三甲，一甲三名，是考生们中学霸级别的存在，二甲和三甲则若干名，并无具体人数。
二甲和三甲由于是陪跑型的学渣选手，所以并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一场科举考试的聚焦点，全然在名列三甲的人身上。
而陈文，正是当年科考的三甲之一。
（科举考试）
陈文同志在正统元年，公元1435年考中进士，荣登三甲第二，正式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一职。
靠着全国第二的好成绩，陈文终于步入仕途。
这也是考生们时常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入翰林。
翰林院，相当于大明政府官员的备选单位。
那些因科考入仕的人，如果没有特别受皇帝青睐从而直接委派职务，或者暂时没有什么合适的岗位，就会先入翰林院，暂时赋闲待命。
说是赋闲，但也有工作要做。
编撰历代先皇们的传记，编修历朝历代的史书，反正从早忙到晚，都是文化人的事儿。
对这些没有被委任实权的翰林人员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儿。
他们用了半辈子乃至几乎一生的时间来读书，为的是能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再不济也要混个一官半职做一做，而不是为了到翰林院里接着读书。
但事实诚然如此，因为大明王朝从来不缺人才。
再优秀的人才，一旦进入到大明的政治舞台，都会觉得自己渺小无比，宛如沧海一粟。
而初入仕途的陈文同样面临了这样的遭遇，他一入翰林，立刻被雪藏了起来。
升官发财？锦绣前程？
不好意思，再等等吧。
状元都没工作，你一个榜眼，有什么好着急的？
这一等，就等到了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
虽然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年份，但在这一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却是大明王朝历史上一段风起云涌的岁月。
（朱祁镇）
两年以前，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带着二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信心满满，却在土木堡（河北怀来）被打瓦剌骑兵打了个七零八落，大军死伤过半，就连皇帝本人也被俘虏了。
一年以前，瓦剌人进攻京师，大明兵部尚书于谦力挽狂澜，硬是用两万打二十万，活生生逼退瓦剌人，守住了北京城。
瓦剌人眼见没什么便宜好占，只好作罢，顺带着把朱祁镇给放了回来。
皇帝放是放了，但新的情况却出现了。
原来，英宗皇帝被俘虏之时，大明早已另立新君（即英宗皇帝的弟弟，景泰帝朱祁钰），自己来了一趟漠北之旅，紫禁城已然易主。
失去权力的朱祁镇被弟弟朱祁钰软禁在了紫禁城南宫，属于景泰皇帝的时代开始了。
也就是在一年，在翰林院蛰伏数载的陈文终于得到了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职务——云南右布政使。
这个官职说大不大，毕竟是外省官员，不如京官手中的权柄有分量。
但说小，也不能算太小，布政使主管一省行政和赋税，在云南本地，是十分重要的官职。
当时的情况是，大明贵州府一带，常有土司作乱，导致当地战事不断，而云南作为贵州战场的后方基地，承担着运输军需物资的重要任务。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军事作战的问题上，粮草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仗就等于是输了一半。
按大明律法，战时运粮，当由后方百姓出丁，组成队伍，将所部粮草押运前线。
但奇怪的是，云南当地的百姓，却一个运粮的人也没有。
（粮运）
这并非百姓们和朝廷对着干，而是因为此时正值秋季农忙，朝廷要粮，农民们就要赶紧下地收割，筹措粮草。
一边要征粮，一边要运粮，农民朋友们又不会影分身，只能做一样舍一样。
但前方战事又实在吃紧，若是等着百姓农忙结束再去运粮，恐怕士兵们早就饿死了。
那陈文到任之后，面对这种十分棘手的状况，是如何解决的呢？
其实很好解决。
大明律法规定粮草要百姓运输是不假，但百姓并非单指农民，商人朋友们同样是大明的百姓。
农民要种地，要收割，但商人却大都赋闲。
于是，陈文下令，征召云南本地的商人们组成运输队，即刻开拔贵州，支援前线。
当然，运粮毕竟是体力活，一来辛苦，二来耽误时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明也没有白干的活计。
商人们精明如斯，朝廷征用他们，当然是要支付报酬的。
那报酬谁来出？
京师当然不会给钱，云南的各州府道台当然也不会付款，因为这是你陈文自己的主意，所有的预算你要自己负责。
于是，陈文又找到了农民朋友，表示你们没时间运粮，我找人替你们运了，但找人不是白找的，工资报酬，你们是不是也得支付一下？
当地的农民朋友们十分通情达理，纷纷向陈文缴纳银钱。
至此，一场运粮危机被陈文同志完美解决。
在这之后，他在云南本地发展经济，调剂民生，鼓励农业和工商业，政绩斐然，广受好评，在陈文的领导下，当时的云南一省用四个大字足可形容：
政通人和。
时间转眼来到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
（朱祁钰）
这一年，被囚禁长达八年之久的英宗皇帝朱祁镇趁景泰皇帝病重，不能亲理政事，发动兵变，成功复辟登基，夺回皇位。
朱祁镇是个受过大罪的皇帝。
他曾被瓦剌人抓走，在塞外风沙苦寒之地沦为俘虏。
他也被同父异母的弟弟囚禁在紫禁城最偏僻的角落里，沦为政治的囚徒。
而现在，他终于尝尽世间变化，再次临御天下。
皇帝梅开二度，当然要重新组建自己的人事班底。
于是，在百姓口中素有好名的陈文被调回了京师。
重回京师，陈文不由得发出一声岁月无情的感叹。
大明王朝风云变幻，当年那些矗立在朝堂之上的风云人物已经接连陨落，三杨，于谦，徐有贞，曹吉祥，石亨......他们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正是：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当时的大明朝堂上，内阁首辅是一个叫做李贤的人。
（李贤）
和大明王朝历史上那些城府极深，极善权谋的首辅们相比，李贤是个很纯粹的人。
他为人谦和，好选贤任能，认为陈文很有能力，是个牛人，于是举荐他进入内阁做事。
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陈文升任礼部右侍郎，同时进入内阁供职。
按理说，李贤对陈文来说，是有举荐之恩的。
内阁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陈文虽然卓有政绩，但若无李贤举荐，想凭本事自己进来，恐怕还差点意思。
但奇怪的是，陈文前脚刚入内阁，后脚就和李贤闹翻了。他逢人便说，自己是靠真才实学才走到今天的，而并非靠拉李贤的关系。并且，在商讨国事，处理政务的问题上，陈文屡屡和李贤作对。
李贤说一，他就说二，李贤往东，他就往西，李贤吃苹果，他就吃梨。
反正不管怎么说，陈文和李贤杠上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
这一年，一生起起落落的明英宗朱祁镇病重临危，到了行而将死的地步。
皇帝要宾天，朝廷里的官员们各怀鬼胎，都在暗自盘算着接下来要怎么办。
内侍太监王纶率先行动，他找到内阁中一位叫做钱溥的阁臣，两人密谋商议，打算皇帝驾崩后，驱逐李贤，拥立钱溥为新任内阁首辅。
（钱溥）
对大多数图谋不轨的朝臣和官员们来说，李贤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
这位老成持重的首辅公正严明，又十分遵守纲常法纪，在李贤的约束之下，他们很难搞点什么贪腐受贿的小动作。
所以趁着皇帝驾崩，新皇初立，大明的官场必须重新洗牌。
俩人一顿商议，本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对话却被陈文偶然得知了。
按理说，陈文和李贤在内阁中很有矛盾，水火不容，眼下他们算计李贤，对陈文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
死道友不死贫道，岂不是乐事一桩？
但我们的陈文同志并不按常理出牌，扭头就把整件事全都告诉了李贤。
我们实在很难理解陈文的操作，他既然在政见上和李贤多有不合，视其为仇敌，又为什么眼见李贤落难而选择帮助他呢？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但人之脾性，见微知著，我们很容易能得到答案。
因为陈文并不是一个因私废公的人。
私事是私事，公事是公事。
纵然在政见上陈文和李贤矛盾重重，他恨不得李贤早日下台，但面对奸人想要算计同僚，他仍然不能坐视不理。
是的，陈文是一个在悬崖边上，能救下仇敌的人。
李贤得到了陈文的提醒，这才提前准备，在宪宗皇帝朱见深登基后先发制人，率先把王纶和钱溥踢出了局。
（朱见深）
两位阴谋家降职离京，黯然退场。
我曾阅读过很多近现代史料，曾发现在绝大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口中，陈文是一个品行十分糟糕的文臣，打压同僚，固执己见，睚眦必报又喜欢弄权，以至于在朝野之中人人厌恶，声名狼藉。
这是很多主流史学的观点，但作者在这里，却持截然想法的意见。
成化皇帝朱见深即位后，陈文做过礼部尚书，严守礼仪，恪守规章，在李贤病故之后，又接任内阁首辅，政绩虽平平无奇，但却干了两件对大明王朝来说十分意义重大的事儿。
第一件，编撰《英宗实录》，为后世明史研究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第二件，他提携了一个太监。
这个太监的名字叫做怀恩。
（怀恩）
彼时，小太监怀恩初登历史舞台，丝毫不引人注目，而在未来，他却会成为后世著名的贤德宦官，光耀大明史册。
这样的一个人，何来奸臣，佞臣之说？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陈文病逝，时年六十四岁。
一代首辅走完了自己饱受争议的一生，而大明的未来，即将迎来一段，恢弘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