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唐代汉传佛教音乐的兴盛为何兴盛?除了环境适宜思想还契合

唐代汉传佛教音乐的兴盛为何兴盛?除了环境适宜思想还契合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起,不断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历经魏晋南北朝,终于在隋唐时期渐入高峰。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佛教音乐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

佛教音乐源于佛陀的口头传咏,为便于劝导与记忆,口头咏诵逐渐采用“偈”与“诵”的文学体裁,后又根据梵语翻译成汉语的韵律特点配以乐曲。

唐代是汉传佛教音乐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此时汉传佛教音乐体量更大,能够容纳多种音乐表现形式。

除了原有的传播佛教思想、助人修身的作用之外,佛教音乐还在贵族的飨宴和平民的娱乐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唐代汉传佛教音乐兴盛的历史因素

1、适宜佛教休养生息的和平盛世

在佛教前一个发展阶段,即南北朝时期,佛教门派虽然遍地开花,但由于各个地区势力割据,各个门派能够影响到的地域范围有限。

此外,不同门派对佛教经典的阐释不尽相同,导致不同的佛教音乐之间词、曲风格差别较大,没有统一的音乐创作、传播标准。

唐代社会安定,社会大环境又对佛教持比较崇尚的态度,据《百丈清规》记载,凡是在寺庙中的僧人每天必须“朝餐夕聚”,由此可见,佛教清规戒律愈发明晰。

固定的戒律和仪轨,促使不同佛教门派之间的音乐融汇发展,佛教音乐的形式渐渐趋于统一。

这种在统一标准下创造的音乐,进一步强化了梵音“清雅哀婉”(释道世语)的特点,使得汉传佛教音乐深入人心。

2、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支持

据统计,唐朝三百年的历史中,共有二十一位统治者,除却唐武宗李炎之外,其余二十位统治者均信奉佛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寺庙与僧众的数量骤然增多。

皇家曾多次助力佛家典籍的传译,甚至直接设立佛经翻译的相关机构,由得道高僧主持工作,唐玄宗本人不仅支持玄奘翻译经典,甚至亲自注疏《金刚经》。

翻译与注释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按照汉语的韵律翻译佛经,使得佛语更能适应中国词曲的特点,为佛教音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统治者对佛教崇尚态度,也自然而然地推动了佛教音乐的兴盛,宫廷著名乐曲《霓裳羽衣曲》《赤日桃李花》即为佛乐法曲中脍炙人口的篇目。

二、唐代汉传佛教音乐兴盛的发展特点

1、宫廷与民间各表一枝

唐太宗爱好乐舞,亲自设立“梨园”,《唐六典》记载了唐玄宗生日时用九部乐:“凡千秋节,皇帝御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袴褶陪位,上公称觞献寿。”

唐代多部乐中的九、十部乐与佛教音乐联系紧密,例如西凉伎、天竺伎,其中,龟兹伎乐曲《善善摩尼》即为佛教音乐,《善善摩尼》原名“San-sanMan”,“摩尼”为佛教中的“菩萨”之意。

天竺伎的《沙石疆》乐曲,表演者上台时须穿着麻鞋、僧衣,俨然一副僧众扮相,而乐曲演奏时用到的乐器。

诸如“箜篌”、“琵琶”、“笛”、“钹”等乐器,均在佛教典籍中多次出现。

例如《妙法莲华经(第一卷)》就有这样的规定:“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

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由此可以见得,《沙石疆》与佛教音乐的渊源颇深。

相较宫廷而言,唐代流传于民间的佛教音乐与佛教关系更为密切,《维摩诘经变文》改编自《维摩诘经》的故事,主要讲述维摩诘菩萨与文殊菩萨辩法之事。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则根据《佛说盂兰盆经》中的故事演绎而成,文中描述地狱之惨状,借以烘托目连不畏艰险勇救母亲。

两篇变文直接脱胎于佛教经典,蕴含极强的说理趣味,通过反复引用故事的方式,向民间宣传佛教思想。

每逢上元、中元时节,夜间暂解宵禁,寺庙搭台讲经、演唱变文,一时间万人空巷。

不仅普通民众会“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语出《高僧传》),士人阶层也欣然前往观看。

根据《南部新书》记载:“(唐时)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

2、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相契合

佛教在几百年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吸收儒家、道教的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时兴起“儒释道三教合一”之流,致使佛教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兼取其他思想。

例如上文中提及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救母正与儒家一直以来所提倡的“孝道”不谋而合,深有卧冰求鲤之意。

《降魔变神押座文》讲述波旬阻碍释迦成佛失败的故事,宣扬佛陀坚定的信念,明心见性。

这与孟子讲究养“浩然之气”、注重个人精神层面的修养,也有相似之处。

此外《妙法莲花经》主讲供奉菩萨,追求伽蓝真理,劝诫世人不要沉溺金钱与权力,其宗旨又与本土道教宣扬的出世思想相类似。

佛教变文的唱词大多韵散结合,以四六言行文,或间杂三、五言,这种作词方式与唐代同时间流行的骈文相似,唱词间同时夹有五言或七言诗,用以总结前一段故事。

骈文和诗词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再配以押韵的末字,这说明佛教音乐变文与中国文学性的语言高度契合。

3、集传教、娱乐于一体

一些讲经僧人为了吸引听众以弘扬佛法,专门吸收流行于民间的唱腔,最终达到取悦民众的目的。

除了唱腔,在讲经的内容上,僧人们也注重增强故事性,有意弱化说理的成分。

《高僧传》中记载的“谈怡乐”、“语地域”和“覆因果”等倡导方式常常被当作叙述故事的手段。

由于听取经典的观众往往是普通民众,他们“居于里巷”,以“市民妇孺”居多。

唐代名相狄仁杰曾言“里闬动有经坊,阛阓亦有精舍。”普通民众时常自结佛社,日日诵经。

为了迎合民众的喜好,僧人又在唱词中加入俗言与典故,以便听众更好地理解讲经内容。

大型都城往往会在菩萨诞辰、出家日等定期举办庙会,《太平广记》中记载:“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

讲经不仅吸引大量听众,还吸引了其他文艺活动,并且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久而久之,原本以弘扬佛法为目的的佛乐,实际上丰富了民间的娱乐生活。

三、社会功能

《礼记》认为,音乐具有陶冶人身心的重要作用,佛教音乐进入中国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以后不断发展。

其“远”、“淡”、“灵”等特点最终成为民族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彰显我国特有的民族情怀。

佛教音乐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站在宗教信仰的角度,佛教音乐本为“礼佛”、“赞佛”之用。

同时兼顾宣传法理,感化信徒,在赞佛与礼佛中,佛乐展现出来的“肃穆”与“平和”具有净化心灵、引导人们向善的效果。

这种“肃穆”和“平和”不同于西方管弦乐的恢弘与繁复,不同于西方多个声部的大合奏。

佛教音乐更注重其内容能够承载多少释家思想,这是一条与西方宗教音乐截然不同的道路。

它更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礼乐制度”,希望通过音乐来完成对人最终的教化与精神升华。

音乐能够传达感情,我们通过音乐,甚至可以体会到音乐中感情的强度,换而言之。

“音乐”是可以具象化的事物,是可以通过影响听者的心灵从而对精神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佛教音乐以其“静虚”的特点,总体上带给人的听觉感受是宁静致远的,因此佛教音乐具有一种心理上的疗愈作用。

对于古代人民,佛教空灵的曲调能够使为生计而奔忙的普通民众暂时舒缓精神,寻求精神上暂时的安息。

总结

唐代固然是汉传佛教音乐的高峰,但是高峰之后并不意味着佛教音乐已经走向没落的低谷。

汉传佛教音乐经历宋明继续发展,时至今日,融合了西洋乐器,对传统的唱词进行了现代化的改写,仍然活跃于流行音乐之间,受到各个年龄段的人所青睐。

相信在佛教音乐发展的未来,定然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与其他的音乐形式交相辉映,它不仅活在历史中,更活在未来中国特色的音乐中。

参考文献

1.刘艳敏.中国汉传佛教音乐的艺术特征及文化功能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1,40(04):185-188.

2.吴石玉.从典籍中看唐代汉传佛教音乐的兴盛[J].四川戏剧,2021(06):92-97.

3.李怡.我国汉传佛教音乐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概述[J].黄河之声,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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