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集权时代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以及宗法的压迫，使得大部分的财富集中在上流社会手中，而古代医疗条件的落后使得了新生儿的生存率较为低下，这就间接导致了一夫多妻的产生。
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见古人对于自己的血脉得以传承的重视。在古代一夫多妻的广泛流行的大背景下，以及结合古人注重血统出身的观念。从而产生了嫡子与庶出之分，也正是这种泾渭分明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继承权与未来。
自周室以来大小分宗层级分明被统治者视为治世之本。历朝历代对于嫡庶的区分都重视非常。当然随着五胡乱华的发生，在游牧民族慕强的心理下，这种传统的禁锢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过。那么，在包容兼并开明非常的盛唐这种嫡庶观念会有什么变化呢？
一、自古有之，嫡尊庶轻
周武王天命所归讨伐殷商，通过血流漂杵的牧野大战夺得了天下的治理权，而后总结殷商神教立国的弊端设立了独特的宗法分封制。
此制度分封有功诸侯使后代继之，而继承的前提就是嫡庶之分。只有尊贵出身的嫡子才拥有继承家业的权利，而庶子则只能委曲求全苟且偷生远没有嫡子的尊贵与权利。
嫡庶制度是在宗法制保护下的封建集权维护方式，上至天子下到官宦皆以此法为尊，由此避免了许多权利之争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较为平稳地向前发展。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统治者希望维护的铁律，只有在这样严苛的层级制度下，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地位才得以保全与维护。
在古代生产力落后以及战乱频繁的动乱下，人们对于男丁的渴望不言而喻，这也是中华数千年重男轻女的渊源。而正是由于古人对于生产力的渴望，使得原本就重视后继有人的思维变得尤其偏爱男丁。
在男丁之中，正妻所生的嫡子尤其被重视。这除了嫡子具有两家的鼎力支持外还决定于嫡子在封建社会中独有的继承权。
父业子承在古代的大环境下以及时至今日都是天经地义理之亦然。嫡子在封建社会中是一个宗族的第一继承人，倘若没有嫡子的出现那么对于家庭财产的维护与归属是很棘手的事情。
庶子相对于嫡子的继承权，在封建礼法的规定下显得虚弱无力。这也是为什么每个家族都格外重视嫡子的原因，更是一个家族倾举族之力培养嫡子的动力。一个好的领头人会带领着家族走得更高更远，而名正言顺的嫡子正是这个角色的不二之选。
随着封建集权的加强不断加强，在唐朝之前由于五胡乱华以及豪强得势的政治冲击，使得宗族礼法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隋唐两个大统一王朝的相继出现，这种混乱的状况并未持续太久。宗法制度随着中央政权的建立重新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二、地位分明，参差巨大
在弘农杨氏掌握天下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宗法的维系以及嫡庶的分明都严格苛刻如前朝，但随着朝代更迭至李唐以及科举制度兴盛发展，朝廷摆明了以贤才取士的态度，使得下层人才有了向上发展的机会。自此而后，嫡庶分明的礼法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
由于科举制度使得无论出身高低贵贱的人都有了上升途径，所以原本对于嫡子来说得天独厚的继承权受到了冲击。倘若庶子的文采与政治能力强于嫡子，那么嫡子所面临的境况无疑非常尴尬。况且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夺得国家的实际控制权，其本身对于礼法以及嫡庶的冲击不言而喻。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里，嫡庶之间还是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这种差别形成与产生的原因还要从他们的母亲说起。在中国古代妻与妾的区别差异很大，妻子享有同丈夫相同的地位，而妾却被视作家庭的财产，可以买卖交易。
那么妻子与妾室所生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区别对待。在白居易所写的《井底银瓶引》中，一个痴情女子不顾封建礼法的压迫毅然与情郎私奔，最终却因为礼节不够完备而只能居于妾室之位，所生孩子也只能算作庶子。
由此可见封建礼法的森严苛刻了，后来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被元代的作家改编成了《墙头马上》。“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虽则如是却最终无法跳脱礼法观念与嫡庶之别，这不失为一种可悲。
嫡庶之间的区别早在纳妾娶妻之时就开始了，妾室所出的孩子不仅无法得到宗族礼法的鼎力相助，也无法使得民心归服。在玄宗一朝的前期，武惠妃非常受君王爱重，虽无皇后之名却可以使用皇后的仪仗拥有皇后的权利。
即使是如此地位高权重，名不正言不顺的武惠妃依旧不能得到臣下的信服。坊间甚至肆意妄言她不过是一个玄宗的下人，可是这种不尊重的言论即使是贵为君主的玄宗也无可指摘。原因无他，武惠妃无皇后之实是宗族礼法压制下的公理。
妻妾之分的严谨决定了嫡庶之间的天差地别。妾室所生的孩子称之为庶子，虽然有继承家产科举仕途的权利但是庶出的儿子只能称呼嫡妻为母亲，而对于自己的生母却无如此称呼的权利。
因为妾室是宗族家长的所有财产，所以在一个宗族的大家长去世后，妾室只能由继承的嫡子所奉养安置，而庶子没有赡养生母供奉其牌位的权利。
这对于人伦礼法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残忍，子欲养而亲不待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生身母亲健在身为庶子却没有奉养的权利，无疑这对于庶子来说是很大的心灵伤害。此外，庶子在平时也不能称呼生母为母亲，而只能对父亲的嫡妻尽孝。
正是如此森严的妻妾之分与嫡庶之别，将唐朝的礼法制度执行到底，而唐朝的男子在正妻没有尘埃落定之前，即使纳妾生有庶子那么这个男子仍然以未婚的身份来论处。
许多有妾室以及庶子的男子在身死之后，宗族对其妾室的名分以及庶子的继承权都不予承认。
这正是最为根本的嫡庶之别，占据了从古而今封建王朝最为注重的名分之差，使得嫡庶之间建起了一堵高墙，墙的两边差别巨大泾渭分明。
三、科举兴起，逐渐式微
由于太宗时期科举制的推行，许许多多出于庶子但素有才能的人得以参与政治掌握权势，逐渐地拉近了嫡庶之间的差别与距离，同时对于宗法制度存在一定的冲击。
众所周知，李唐出生于陇西集团且与鲜卑素有交集，这就使得了最高阶层的统治者对于嫡庶不甚于重视。上行之下效之，从而对于整个唐朝社会产生影响，使得嫡庶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由于统治者具有胡人血统，而游牧民族一向无论嫡庶只以强弱分高下，所以这就决定了唐朝统治者骨子里的慕强心理。太宗时期，宗法所尊崇的太子李承乾并非最为得势的皇子。而玄宗李隆基干脆并非是正室所出的嫡子了。所以宗法与嫡庶的规矩在王室乃至官宦之家是逐渐消亡的。
庶子随着自身的兴起逐渐地摆脱了低微的地位，通过他们对于家族对于本宗所做的贡献，庶出的地位得以提高，宗族里的话语权逐渐变大。
另外，由于唐朝初期战乱频繁地百废待兴，这种情况下朝廷的人才缺口极其巨大，统治者放开人才选拔制度，奉行“人才以此尽，而不以嫡庶论之”这无疑是对庶出地位改变的巨大支持。
除了科举的选拔制度支撑以外，唐朝律法规定的财产分配制度也是对于嫡庶冲击极大的因素，由于唐朝经济的兴盛与繁荣，律例规定无论嫡庶而均分家产。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庶出完整的继承权，而经济基础正是上层建筑的决定者。这种均分制度的推行，不仅保持了唐朝经济的持续繁盛以及人口的增多，更保证了庶子的地位提升与权益完备。
随着科举制度与遗产均分的推行，唐朝的嫡庶之别逐渐地有了一定程度地削弱。礼法对于嫡庶的压迫由于庶子逐渐地拥有了上升途径以及经济来源而削弱。由此盛行了千年的宗族嫡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式微的道路。
可是，深入人心的等级制度以及宗法观念在往后的社会中还是具有超然的地位，嫡庶之间的分别依然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也是当时封建社会中的局限性所决定的，非人为地改变，但不得不说的是李唐所推行的科举制度对于嫡庶宗法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
科举如同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一样，保证了上升渠道的存在，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有向上的动力与源源不断地活力。
参考文献
1、《井底银瓶引》
2、《史记·伯夷列传》
3、《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