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徽宗—赵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靖康之耻和他的书画作品，然后才是他的主业皇帝这个职位。这位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宋神宗的儿子，自幼爱好书画且颇有造诣，尤其以绘画见长。
在美术界流传着如果赵佶不做了皇帝，他在美术界绝对是一个骨灰级别的专家。他以花鸟画为主的绘画作品流传很广，也得到业界的一致好评；他自创的书法"瘦金书"刚劲挺拔、独具风格。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赵佶的天赋赐给他艺术上的璀璨，又让他深陷北宋灭亡的泥潭，本文将趣说宋徽宗的艺术成就，书画俱佳，如何印证了赵匡胤早期最大忧虑。
一、赵佶的工笔花鸟独树一帜
每个人的身上都会烙有时代的印记，所处时代的经济、文化环境都会于他自身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宋徽宗虽然身处帝王的身份，但再怎样的高贵也是大宋王朝的一个分子。
政治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从出生那天开始的，与生俱来的，时代的产物。赵佶天生具有的艺术天分，抛开艺术天赋，当时北宋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也影响着这位天子。
北宋时期秉承了五代花鸟的传统，开始孕育有宋代特色的新篇章，并写下中国花鸟画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灿烂之笔。宋徽宗的绘画成就以花鸟画为代表，他的花鸟画可以认为是工笔花鸟，甚至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富贵花鸟画的典范。
据史料上记载，宋徽宗的启蒙老师是王诜和赵令穰，他们都是宋代宗室亲贵中有名的画家。赵佶自少年时经常与他们往来，这种交流切磋学习使赵佶养成了多年的文化根基和修为，为他后来成为一位在美术、书法方面的独特造诣的帝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佶即位后，由于特殊的政治身份，对绘画的期望不只是满足自身的喜好，而同时也希望它能起到教化民众、粉饰太平的作用。富贵花鸟正是能表达这种需求。徽宗赵佶对富贵花鸟的关注程度越来越大，赵佶的富贵花鸟与西蜀画家黄筌的画风有着相似之处。
此外还有一个人对赵佶的艺术创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个人名叫薛稷。薛稷是唐代时期的大画家，以画鹤著称。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中，鹤更是被历朝历代的帝王所喜爱。
在赵佶看来，自己的国家是一种天下安定、歌舞升平的局面。赵佶不仅于书法学习了薛稷之所长，更是在绘画，特别是其中对于鹤等禽鸟的描绘表现上汲取了薛稷的精华。有的历史评论家认为赵佶是个勤奋、多产的画家，这一点由他的画作数量即可知。
而另一方面，由于当赵佶身为一朝皇帝，现在传世下来的那些标榜皇帝亲笔的画作受到了专家的质疑，认为其中一部分是由当时画院的画生代笔而做。当时皇帝对绘画的要求，甚至被评论家认为过于严苛。
在作画前对要描绘的孔雀观察精确到先抬哪只脚，对月季花已经精确到不同季节花蕊、花瓣等的不同状态，在当时的画院中，皇帝的问题竟没有一个人答的出，众多作品中也只有一幅画准确观察到月季花的微妙变化。试问赵佶拥有如此超乎常人的观察，如果尚不能作出工丽的作品，又待何人。
二、难得"有骨无肉的"的瘦金体
宋徽宗赵佶在书画史上灿烂的一笔——"瘦金书"，至今仍未为世人忘记。赵佶的书法主要师承于黄庭坚。赵佶的行笔墨迹与黄庭坚有些相似，但慢慢的自成一体。瘦金体"，原名为"瘦筋体"，是说此书体笔画细瘦却张弹有力，是对书体生动的描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期将其改为人字头的"金"，可以看出民众对徽宗赵佶的书法的认可和弥足珍贵之意了。
单从"瘦"的方面来讲，由于笔画细硬，而难免容易显得呆板生硬。但纵观赵佶之瘦金体，各个笔画皆光彩照人，各展风姿。横画轻入重顿，笔虽细但不免仍有粗细变化，不失稳健。
整个字秉承黄氏草书的特点，形势飘逸，如拨云见日神来之笔，却也来的灵秀淡定。徽宗即位时，北宋王朝已经开始有衰落的迹象，当时盛行的婉约词派和富贵花鸟画风，都只是逃避现实问题，避重就轻，一种洋洋洒洒的玩乐心态。徽宗赵佶这种有骨无肉的艺术表现形式，正象征了北宋王朝气息残喘的命运。
三、赵佶的政治路途
赵佶的历史定位基本已经明了，评价他为一位十分具有艺术天分的昏庸的帝王。宋朝祖制是"抑文轻武"，那么端王这样一个与众不同、专心作学问的人才，就应该是帝位的最佳人选无疑。
赵佶原本不是皇帝的备选，难得的是他讨得太后向氏的喜欢。太后力排众议，是定夺大局的关键人物，这无疑是赵佶继位的一个重要筹码。徽宗那些被后人唾骂的行为的发生，几乎都是蔡京在朝时。
虽然原则上统治国家的是皇帝，但臣子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徽宗自继位后身边没有一个良臣。注意一下，这里说的是良臣和忠臣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王黼、蔡京、童贯属于忠臣但绝不是良臣。
他们的出现加速了北宋末年的陨落。与徽宗气味相投的蔡京拜相后，形成了所谓的宋徽宗—蔡京集团，北宋开始了长达 20 多年的专制腐败统治，并最终被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金国所灭。
为了迎合徽宗，这些奸臣为了利禄而阿谀奉承，大兴花石纲，为皇帝搜刮钱财。宠臣们贪污受贿也成了家常便饭，即形成了招权纳贿、货赂公行的社会风气。生活上，徽宗及其君臣极端奢侈腐化。
大兴土木，铸九鼎，建明堂，制礼乐，更有建延福宫和艮岳用以夸耀、粉饰太平。在蔡京宠臣的怂恿下，徽宗发动了党禁的活动，这场残酷党争的目的，就是要树立宋徽宗—蔡京集团的统治权威，清除所有的障碍，结束纷争，以便实行其独裁统治，为其开始腐败奢靡的生活提供有利的环境。
徽宗朝对外政策的形成还与当时的内部政治局势有关。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某些大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影响着徽宗朝的对外政策。当时的一些权臣利用外交来谋求自己的私利。
第一、权臣需要军功来凸显自己的军事才能以及政绩，以达到固位之计。童贯从宋夏战争中捞取政治资本，从大观二年拜节度使到政和七年领枢密院事，宣和元年，进位太傅。徽宗刚继位时期，也身负一番理性，尤其是想收回祖宗失去的幽云十六州。
第二、但他天水不是打仗的主，周围的臣子也没有一个会打仗的，偏偏得到他的重用，深信不疑。在北宋轻启战争，虽然表面上占据了上风，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这也是穷兵黩武的一种表现，大量的军费开支，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第三、他在蔡京、王黼、童贯等人的诱说下，要收回幽云十六州，问题在于宋人武力不精，再加上对外战争成为了蔡京、王黼等人固权的手段，内政腐败，外交失利，联合金抗辽是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败笔。
金在灭辽之后，发现宋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差的不能再差，于是金人遂起野心，即南下颠覆了北宋王朝。宰相集体的腐败也是北宋灭亡的征兆。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矛盾不断加剧，陷入这种局面之中，必然会把国计民生之事抛之脑后。
最终也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可以说宰相阶层的整体堕落是北宋政治形势发展，官僚内部互相倾轧的必然结果。
北宋末期腐朽的政治与宋徽宗及宰相群体有着直接的关系，其政局就是在以宋徽宗为统治中心，以宰相蔡京为首的股肱大臣的操纵下发展的，纵观徽宗朝的内政外交，宰相在其中都起着消极的影响。
北宋晚期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积重难返。北宋的灭亡，已成定局。北宋中期看似天下升平的局面其实只是虚有其表，实际上国家不断增长的开销远远超过国库的收入。
在政府的体制和国库上高祖赵匡胤建立大宋时就已经想到了这点，重文轻武又加速了政治体系的弊端。不仅是在宋王朝，即使于整个中国历史，赵佶也算是个另类皇帝。
无独有偶，纵观封建君主中倒是有个李后主与赵佶颇有几分相象。同样的才华横溢，只是一个以词而闻名，一个以书画而著称，又同样以亡国被俘的下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宋太祖赵匡胤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对李煜做的事许多年后竟也发生在自己的子孙身上。
参考文献：
《宋宰辅编年录》
《宋史》
《宋史纪事本末》
文/林伯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