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民以食为天，但是一旦遇上了蝗灾或者是水灾，最先遭难的就是老百姓们了，不仅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栽种的庄稼全都枯死在田地之间，又要为这一年的生存而担忧。
对于现代的农民来说，庄稼被天灾造成的损失至少国家还有相应的补贴，至少生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对于古代的农民来说，如何填饱肚子都是个大问题。
在宋仁宗赵祯执政的皇佑二年，吴中暴发饥荒，范仲淹奉命前往发粮赈灾，这一位在政事上颇有作为的一代名臣，却在吴中干了一件与赈灾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直到最后人们才明白，他的决定看似荒诞却也是最明智的决定。
哄抬米价
由于饥荒，许多农民的田地里都是颗粒无收，只能拿钱去粮食店里买米，大量的饥民涌入店中争相买米，但他们手中那微薄的银两早就买不起米了。
原来，有一帮奸商看见粮食短缺，故意将米价抬高，一斗米竟然要120钱，百姓们对突然高涨的米价哀声怨道，但又无可奈何。
有人便将此事告诉给了范仲淹，希望他能出些主意惩治一下这些发天灾钱的奸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范仲淹非但没有出面控制粮价，甚至变本加厉地又上涨了粮价，直接将价钱抬高到了180钱一斗。
这一回，生气的不只是百姓了，还有朝廷中的大小官员，在他们看来，范仲淹的这一次赈灾更像是在“胡闹”？
因为，范仲淹不仅仅是抬高了粮价，甚至还大兴土木！苏杭一带民众喜爱赛龙舟，范仲淹在赈灾之时鼓励百姓们赛龙舟，自己也泛舟湖上，饮酒作乐，好不痛快，他倒不像是来赈灾，更像是来度假的？
在范仲淹的鼓励下，这一带民众们日日相携来到湖边看热闹地赛龙舟，一片欢声笑语中似乎连饥荒都忘却了。
另一边，范仲淹知道吴中百姓信奉佛教，于是抓住这一点请求寺院扩大范围，招雇百姓建设寺庙。
饥荒时期，百姓为了通过做工获取工钱，工资一般都比较低，于是在范仲淹的建议下，饥荒中百姓也能通过自己劳动养活自己。
朝内一帮官员看见范仲淹抬高粮价，大兴土木的做法十分不理解，直接将他弹劾到皇帝面前。
谁知道范仲淹一脸镇定地向皇帝解释这一系列做法的原因：大兴土木是为了让那些没有收入的百姓们能够得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这样既让手里有余钱的百姓帮助了那些身无分文的百姓，也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刺激，有助于货币的流通。
至于抬高米价，则是通过高价钱的方式收购其他粮商手中的米，再通过低价卖给百姓，这样既解决了米价过高的问题，又解决了百姓吃不起饭的问题。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范仲淹无疑是智慧的，那些哄抬粮价的商人们争先购入大量的米，范仲淹又用高价从他们手中购入，直到他认为可以足够百姓们吃的量后，一个剑转偏锋，将米的价格又以之前的一百钱一斗卖出。
百姓们此刻眼里笑开了花，而之前那帮粮商却傻了眼，眼睁睁地看着百姓们拿着钱去范仲淹那边买米，自己先前大量购入的米突然无人问津。
不仅如此，粮商们此时若是将米价下调，那就会因为之前自己高价买入现在低价卖出赔上大大一笔钱，但若是一直囤积在自己手里也卖不出去。
在范仲淹的“锦囊妙计”之下，被抬高米价渐渐恢复到了之前的正常价格，而百姓们也没有因为这场大饥荒而遭受太大的损失，也彻底让原先朝廷中弹劾他的人佩服不已，连连称赞。
千年后的“巧合”
身为宋人的范仲淹在面对吴中这场十分严重的饥荒的处理方式，在后人看来与十九世纪时所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时，罗斯福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
罗斯福为了应对这场铺天盖地的经济危机，在工业方面鼓舞群众投身建设基础设施的行列，比如修大坝和修公路，与文正公大兴土木修寺庙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让灾难中的百姓依旧能依靠自己的双手获得报酬，刺激了经济，也有利于社会的建设。
在故意抬高米价收米这一做法，其实也是充分利用了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原理，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会自然下降，而当时的罗斯福大量宰杀牛羊猪和销毁农产品，则是为了达到供小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上升，这样就会刺激劳动，从而刺激经济。
文正公比罗斯福跨越了将近七八个世纪，却具备如此现代化和超前的经济理念，实在是教人叹服。
真实的范仲淹
读着《岳阳楼记》长大的我们，对范仲淹似乎只有“忧民忧国”这样的印象，小小的赈灾一事中他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但是真实的他却比我们想象的要有趣得多。
与许多贤臣一样，范仲淹热爱推举贤能有才之人，让有才的寒门之士在官场上大显才能。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注重品行之人，对于一些不作为的官员，他更会直接告诉皇帝罢免这些人的官职。
庆历新政期间，他考察官员政绩，对于一些不达标的官员甚至直接“一笔勾销”地废除了这些人，任用新人。
对于同僚“善意地求情”，希望给这些人一个养家糊口的机会，文正公还是固执地表示：不让这些官场上的蛀虫害了千家万户的宋朝百姓。
另一面的文正公，也会感叹发出类似“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短短几句牢骚之中，文正公还是为了这江山与百姓，弃了千金，生了白发，留下了千古佳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