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北宋，南宋权相为何如此之多?真相:南宋宰相权力大到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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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南渡之初，对金战争形势十分严峻，政局动荡不安，北宋亡国以后整个中央职官系统已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所以，南宋统治集团在基本延续北宋职官制度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又临时设立了一些机构，如御营司、机速房、国用司等，一般由宰执大臣兼任其长官，集中管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务。
南宋时期，宰相长期兼任枢密使，加强了宰相对军政事务的掌控，朝廷财库的扩张以及宰执兼任国用司长官，延续其掌控财政的权力。
原来对制约宰相权力有重要作用的中央机构，如御史台与谏院、学士院等，在政治活动中的制衡作用大为减弱，这是南宋长期存在权相专政的原因之一。
1、南宋宰相制度的变迁
宋代，宰相、副宰相、枢密院正副长官组成宰辅集团，是朝廷军政大事主要的决策者。
北宋后期，以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为宰相机构，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行侍中之职；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行中书令之职，是为宰相。
另置中书侍郎为中书省副长官，门下侍郎为门下省副长官，尚书左、右丞为尚书省副长官，同为副宰相。
事实上，严格意义上的三省分立、相互制衡与制约的三省制度并未形成。
北宋后期，中央三省制度出现了命令稽缓、效率低下，以及官冗员众、机构重叠等弊病，加上党争激烈与宋徽宗朝政治的腐朽，三省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所以，南宋再也没有恢复严格意义上的三省并列的旧制。而是中书门下事权合一，尚书省逐步蜕变，在宰相事权方面出现了三省合一的趋势。
南宋高宗、孝宗时期，宰相与副宰相制度发生了两次变革。
南宋立国之初，政府缺官，财政困窘，为了减少俸给支出，便对中央官僚机构进行省并废罢。
建炎初年不断有大臣上奏章，指陈元丰改制以后三省并列造成的行政效率低下、党争对三省制度的破坏等问题，特别是南宋初年面对南下金军的步步紧逼，需要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应付外患。
所以，建炎三年(1129)，在大臣的建议下，南宋宰相制度进行了第一次改革。
改革的结果是，作为尚书省长官的左、右仆射，兼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宰相，尚书左、右丞退出副宰相行列。
从宰相事权看，事实上是中书、门下两省事权合一，尚书省职能弱化，因此，虽然名义上南宋三省机构尚在，实际上三省事权出现了合一趋势。
乾道八年宰相制度第二次改革以后，宰相通治三省之事，尚书省形同虚设，三省制蜕变为一省制，此即所谓的三省合一制。
这里所说的三省合一，不是三省机构的合一，而是事权上三省长官的合一。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七月，权臣韩侂胄效仿北宋哲宗时文彦博、吕公著担任平章军国（重）事的“故事”，自以太师平章军国事，省去原先的“同”、“重”之字，其参预政事的范围扩大，并且左丞相虚而不授。
此时，韩侂胄的权力远在宰相之上。度宗咸淳三年(1267)二月，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自任为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独揽军政大权，而宰相则屈居副职。
两宋宰相的职权经历了由分割到合并的演变历程。
据统计，北宋共有七位宰相兼任过枢密使，分别是魏仁浦、吕夷简、章得象、晏殊、杜衍、贾昌朝、陈执中。
南宋立国之初的建炎四年(1130)、绍兴七年(1137)、绍兴二十六年，及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等时期，也实行过宰相兼枢密使制度，后罢。
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正月，继续实行宰相兼枢密使。此后，宰相兼枢密使成为南宋的定制，直至宋亡。
此外，南宋的宰相、副宰相，前期曾经掌控一度取代枢密院权势的御营使司，后来又与枢密院正副长官互兼，控制着最高军政大权。
宰相兼任枢密使外，南宋还实行执政互兼之制，参知政事可以兼任知(同知)枢密院事。
如，建炎三年十一月，以参知政事范宗尹兼权枢密院事；绍兴四年五月，参知政事孟庾兼权枢密院事。知（同知）枢密院事则可以兼任参知政事。
如：
乾道二年五月，同知枢密院事林安宅兼权参知政事。宰辅互兼制度的盛行，使三省与枢密院间的协作关系更为密切，有助于提高军政事务决策的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文武分途原则遭到破坏，加速了权相政治的发展，这是南宋权相不断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御营使是南宋初年统领、指挥各路大军的最高长官，其机构称御营使司，简称御营司。御营司被废除后，南宋在枢密院设置了机速房。
御营使与机速房都由宰执统领，这两个机构权力的膨胀是当时军事制度变化的结果，对南宋宰辅制度有重要影响。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即位时，北宋组建的中央主力部队禁军已完全崩溃，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瓦解，高宗为加强自身防卫，也为了达到“总齐军中之政”的目的，有效驾驭和控制自发聚集在新建流亡政权麾下的军队，将他们从各地赶到行朝，使“不相统一”的各支部队集合起来，特设御营司来统领。
御营司的职官设置是：
御营使一员或二人，以宰相兼任；副使一员，以执政官兼任；参赞军事与参议官，以侍从官兼任；提举一行事务，以大将兼任；其将佐有都统制一员，另设五军统制等。
最初，宰相李纲尚未到达行朝，于是高宗命中书侍郎黄潜善兼领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御营副使。同年八月，“命御营副使大阅五军人马，自是执政皆有亲兵”。
同时，又任命武将王渊为御营使司都统制，刘光世提举使司一行事务，具体负责统领御营军。
最初，御营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以韩世忠、张俊、苗傅等为统制官统辖之，聚集在行朝，由宋高宗直接统率。
御营司成立后，集军事指挥权、统军权于一身，权限很大，由宰执兼领，皇帝总辖，实际上成了南宋初期最高的军政指挥机构。
时人认为：“御营使实主兵权。”此时，枢密院虽依旧存在，但于军事“几无所预”，形同虚设。
御营使司的权威和三省、枢密院等同，“与三府并置官吏，降旨则云三省、枢密院、御营使同奉圣旨，体面极异”。
在诏令形式上出现了御营司成为中枢权力机构之一的局面。 御营司除了统率五军外，还负责军队的日常训练，当时曾规定御营军“以万人为一军，每军十将”，“诸军各置虎符，于御前收管”，并作“军籍三本”，“诸将不得互相招收”。
御营司对溃而为盗的士兵也“委官分拣”，加以训练，进行整编，然后分隶诸将。
除军政外，御营司还兼领其他职能。如，处置军费的自主权，自设激赏库，储金银作军费，用于军情紧急时的开支；任命及节制地方长官之权；长贰置亲兵之权，保卫皇室，条具谒庙事宜，镇守、招安、平乱、措置边防等。
御营司的设置本是权宜之计，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中有其必要性，为稳固初建的南宋政权和保卫皇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纷乱的时局中，原有军事领导机构如枢密院，无法发挥正常的领导作用。
御营司临时仓促组建，其对各种性质的武装力量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即使其直属的御营各军，由于士兵与将领间的私人关系，也不能实施强有力的领导。
其结果是，御营司所属将兵军纪涣散，军政腐败，御营诸军大将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发生争斗，这促使宋高宗要尽快限制乃至褫夺武将的权力。
同时，也有大臣开始反对御营司的统军体制，指出：
宰相之职，无所不统。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为两府，兵权付于枢密，比年又置御营使，是政出于三也。请罢御营使，以兵权付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庶几可以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
建炎三年二月，朝廷下诏“御营使司止管行在五军，其边防措置等事，并依祖宗法厘正，归三省、枢密院”，开始削弱御营司的军事管理权。
同年四月，刘光世因平定苗、刘兵变有功而升任御营副使，他所统帅的军队便从御营军中独立出来。
七月，辛企宗出任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张俊皆不服，于是，高宗“乃命世忠、俊改御营为御前”。
韩世忠为御前左军都统制，张俊为御前右军都统制，御前左右军实际上也脱离了御营司。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的兵力相继脱离御营司的管辖，御营司的统兵权大大削弱。建炎四年六月，高宗君臣结束了海上流亡生活，决定撤销御营司，诏令“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罢御营使及官属，以其事归枢密院为机速房”，同时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至此运行三年的御营司被废除。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南侵，宋高宗摆出亲征的架势，设立御营宿卫司，以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习惯上仍称之为“御营使”。但此时的御营使远不及建炎时的御营使司，很快就被撤销。
孝宗即位，又置御营使。这次，御营使只掌殿前忠勇等军，仍以宿卫为职，与南宋初的御营使名同而实异，四个月后即罢废，并无多少实际上的军事意义。
3、宰相兼掌机速房机速房
在南宋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三次，尽管隶属于枢密院，但是，因为其职权一般掌控在宰相手中，所以可视为当时特殊情况下宰相掌控军权的标志。
建炎四年六月，宋高宗下诏撤销御营使司，恢复了北宋时枢密院作为最高军政机构的职能地位，在枢密院成立机速房，接管原来御营使司的主要职事，并将“御营使司人吏充机速房人吏”。
此前宰执兼领御营使副，当御营司并入枢密院后，则由宰臣兼知枢密院事，此举的目的仍然是让宰相统知军、民大政，以应对当时宋金战争的紧张时局。
南宋机速房基本继承了御营使司的职能，负责处理军机大事。机速房设立之初，置干办官四员。同年十一月，改干办官为计议官。机速房的计议官多为文臣，起初，“机速房文字系宰臣判笔，未曾（与知枢密院、签书枢密院事)分轮”，即完全由宰执掌控。
绍兴四年(1134)三月，枢密院提议，三省事务繁重，请机速房的公文由宰相与枢密院长官“轮日当笔，庶免稽滞”，得到高宗同意。至此，三省与枢密院长贰开始共同领导机速房，共同承担军机边防等军政要务。
枢密院机速房的职权是：
处理边防军机事务，其中包括调拨军队、派遣间谍、监管归正人、审讯奸细，战时则兼管禁止沿边客船往来、统领海船招募等。其中最重要的职掌就是处理边防军机事务，调发军马，筹措军备，这继承了原来御营司的主要权力。此外还收藏有关文书，设置类似“秘书处”或“档案室”之类的事务机构。
绍兴十一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双方战事有所缓和，此时机速房的作用日渐削弱，计议官被罢。二十九年，朝廷遂撤销已经无所作为的机速房，其职事依旧归枢密院各房。
绍兴三十一年，为抵御金主完颜亮的南侵，复置机速房，称“三省、枢密院机速房”。孝宗初年，因谋划北伐，机速房的权势一度大为提升。不过，此时机速房没有设置计议官，其事务主要由枢密院各房与尚书省吏人兼任。
南宋中晚期，又有两次设置机速房之举。其一，宋宁宗开禧(1205一1207)年间，韩侂胄倡导北伐，以太师平章军国事总揽朝政，开设机速房于私第。此时，机速房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枢密院，成为权相专权的工具。开禧北伐失败后，机速房再次被撤销。其二，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三月，南宋边防危机深重，于是诏建机速房，以革“枢密院漏泄兵事、稽违边报之弊”。
当时，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专擅朝政，置机速房于中书，接收战报以调兵事，机速房获得了“凡急切边事先行后奏”的权力。但是，这只是贾似道专权的工具，它没有能挽救南宋亡国的命运。随着元军攻入临安和南宋小朝廷流亡，机速房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4、宰相兼任国用司长官
南宋宰相不但增强了对军机事务的处置权，其统领财政的权力也在加强。
具体表现是元丰改制后，宰相通过朝廷财库直接控制部分财源；另一方面，通过直接统领户部右曹掌管地方特色供给、新政增创之收入。南宋时期，宰相又兼领国用司，这是南宋在尚书户部之上新设的财政决策机构。
南宋中央基本的理财机构沿用元丰官制，实行以户部总领全国财赋的管理体制。户部在名义上为总领全国的财政机关，但是由于四个总领所掌管的赡军钱覆盖浙东、福建之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内藏库、封桩库掌管的财赋，户部无权过问。
所以，南宋时户部的财政职能大为削弱。
（1）国用司的设置与演变
南宋先后与金、蒙古政权长期对峙，战争形势严峻，养兵之费始终是国家开支的大头，占到全国财政开支的十之七八。
为了加强军备，不得不强化理财机构的权威。
国用司是南宋设置的为保障军用资金而专司理财的中央机构，设置于以下三个时期：
一是宋孝宗乾道三年到五年(1167一1169)；二是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1204一1207)的国用司或国用参计所，三是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设置的国用所。
其名称虽稍有不同，但实质未变。国用司主要由宰执兼任长官、副长官，这是宰相财政权力增重的表现。
每月初五日，国用司负责整理宫禁之内、朝廷百官及吏人、三衙将校军兵等上一个月的人数及其开支数目，进呈给皇帝。国用司直接统领日常的收支，宰相真正实现了对财用权的管辖。
乾道五年二月，国用司被撤销，其职事并入三省户房。
宋宁宗嘉泰和理宗淳祐年间，再次设置国用使，宰执仍然兼任长官。
嘉泰三年(1203)，时值韩侂胄筹划北伐金朝，又有大臣以朝廷钱谷簿书漫不可考、财计容易泄露、朝廷会计制度废弛为由，奏请复置国用司，仍令宰执兼领。
次年十二月，宁宗颁布诏令，遵依孝宗故事，复置国用司，令右丞相陈自强兼国用使，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费士寅、参知政事张岩兼知国用事。
开禧二年(1206)正月，为国用司设属官国用参计官，任命侍从一员兼参计官，卿监一员兼同参计官，并把国用司改名为国用参计所，“募人陈遗利，又索诸路、诸司、州县岁账，而取其余，非乾道设官之意矣”。
此次所设国用司的规模比孝宗时更大，其主要职责是掌握在京和外地各官衙的账目，了解财赋收入和经费支出情况。
开禧元年(1205)正月，中书门下议定国用司用宰相府都堂之印，参计官另铸“国用参计之印”。乾道时，国用司的吏员共十九人。宁宗时有所增加，并且规定，这些公吏“须管专一在司办事，不许往来充应”。
国用司附设开拆司，具体负责国用司与外地官府之间账目文书的承领转交，各路、各州郡不及时申报账目文书或者申报不实者，有关官吏由国用司申奏，予以处罚。
为了将两渐、临安府的财赋纳入重点监管对象，还在两浙转运司内差承局四名，临安府差杖直等公人四名，以备趋使，职役为“一季一替”。
开禧三年十一月，随着开禧北伐的失败，国用司再度被废。
从国用司设置的目的和性质上看，它的存在俨然成了凌驾在户部之上的财政监管与决策机构，其职权与作用十分突出。宋理宗端平入洛之役失败后，国家财政困难重重。
为了扭转财政困境，曾在淳祐六年(1246)，复设国用所。仍由宰相兼任长官，但存在时间很短。
（2）国用司的执掌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二○至二八记载，南宋国用司的主要职责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总汇、审核内外官司账目文书。包括从户部到总领所、各路监司诸州郡的财政收支情况，均需按要求造册，送交国用司审核。
其次，监督各级财务相关官员与吏人。在账目文书上行下移的过程中，国用司官员需要签字画押，以便将来根据履职情况考核官员，考核吏人的条文规定由国用司为之计算“实历月日”。
再次，审核钱物，量入为出，以便节制国用。各地与在京百司、诸大军钱物的账目及其会计录送交国用司后，国用司根据其起发数额与准时与否，奏报决定对相关官员实施赏罚。同时，国用司审核每年从中央下拨给总领所的钱粮，监督独立性较强的四大总领所的开支情况。
国用司在总汇诸路、诸司、各地州县，乃至诸军、四总领所等岁账的过程中，督促经总制钱及其他各种上供钱物解发朝廷，有助于加强宰执官的财政权，集中财力到中央，从而巩固中央集权。
（3）支配朝廷财库
元丰改制后，体现宰相财政权力加强的还有宰相掌管朝廷财库北宋前期，中央财政收入不是在三司，就是在皇帝控制的内库。
熙宁变法时期，宰相已经通过制置三司条例司涉入财政领域。随着新法增加收入效果日益明显，在原来的中央日常财政即三司（元丰以后的户部）财政、皇帝内库两个系统之外，北宋后期新建了元丰库、元祐库、大观库、宣和库等等。
这些库藏归尚书省，由宰执聚议确定其开支，户部没有支配权。两宋时期，三省、枢密院号称“朝廷”，所以，这些由宰执掌控的财库被称为朝廷财库。
南宋时，朝廷所建左藏库系列，管理权在宰相和执政官手中，实际上是在宰相府控制之下。左藏库始建于北宋初年，经过不断分化、扩充，元丰改制时隶属于太府寺，在北宋末年改为左藏东、西库。
南宋因之，凡币帛、绢绸等归左藏东库，金银、钱券等归入左藏西库。
秦桧专权时，曾将户部的某些收入转为激赏库，由自己掌控。秦桧去世前，将此库转到内库系列。宋孝宗即位，又把御前桩管激赏库拨入左藏库，改名为左藏南库，专门“桩管应副军期支遣”，左藏南库隶属于朝廷。于是，左藏库实际上存在着东、西、南三库。
淳熙十二年(1185)，南库改名左藏西上库。
宋孝宗乾道六年，又创置左藏封桩库，屋舍在三省大门内。淳熙四年，库房达到一百间，或称之为下库。
光宗绍熙元年(1185)，将左藏西上库改名为封桩下库，隶属于左藏封桩库。宁宗嘉定七年，将户部所掌部分财物拨隶封桩下库，于是左藏库分为封桩上库、封桩下库。另有左藏南上、下库。
左藏库等诸种仓库的财赋，主要来自户部经费的盈余，储藏丰富，军饷、官员俸给皆从中出，特殊时期还调出支给总领所、内库等，一般由文臣担任提领官、监当官或者提辖官等负责具体事务。如孝宗朝，左藏库设监官五员，分库而治，四选通差，监门官也是文武通差。
淳熙以后，左藏库名义上或归于户部，但是，户部是尚书省的下属机构，所以，其实际管辖权仍然在宰执手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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