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逄先知:从1959年去四川农村调研,谈谈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逄先知:从1959年去四川农村调研,谈谈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引言

戚本禹晚年所写的书里,对当年去四川调查,搞种植试验田这一事,专门写了一个章节。由此可见,他把这事看得比较重要。

逄先知当年也跟着一道去四川,也参与过这件事,在他看来,戚本禹所写的,关于“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事,就是一个假命题,压根就没有这回事。

今天,我就从逄先知的记述当中,和大家探讨这个事。

01

根据戚本禹在其书中所言,1959年之所以会派人去四川搞调研,是因为伟人对上报的数据产生了怀疑。

四川那边打上来的报告里,说粮食产量达到了亩产上万斤,平均的亩产量是四千多斤。

为了彻底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

这个小组由田家英带队,成员分别是逄先知、李雪谦、骆文惠、戚本禹,总共五个人。

在戚本禹的记述中,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就带队赶赴四川。

他们采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好的土地,用好的种子,使用农民的种植方法,自己种植,自己管理,严禁旁人插手。

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

五个人下去以后,就分散到当地不同的中队。

根据戚本禹的记述,他们五个人分别管理分配给自己的土地,田家英因为经常要去省里面开会,因此就去到了一中队,就住在公社里面。

不过,作为领队的田家英因为要忙于其他事务,也就没有什么时间去打理自己的土地。

这五个人里面,只有骆文惠一个女孩子。

她(骆文惠)去的是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试验田有困难。

李学谦去的是另一个中队,根据戚本禹书里的记述,分给李学谦的土地不到一亩地。

而关于戚本禹自己的土地,他在书里是这么记述的:

我说要一块好的的田来种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代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关于戚本禹书里的记述,我就先表述到此,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逄先知的看法。

2017年的1月底,逄先知等人围绕戚本禹所写的书进行了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就是探讨书里的一些不实之处。

参与这次座谈会的有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等人,他们都是曾经和戚本禹长期共事过,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当事人。

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后来也曾公开发表于一些刊物上。

当然,他们也并不只是依据自己的亲历回忆作为佐证,还有一些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档案进行对照。

结合相关的档案材料,这样比较客观,也容易让人信服。

“1959年去四川种植试验田”——这也是当年座谈会所探讨的一个论题。

根据逄先知所言,1959年确实有调查组去过四川,确实是由田家英领队,组内的成员也符合戚本禹的记述。

但是,当年之所以去四川,并不是去种植试验田,调查粮食产量的虚报问题。

而是去了解农村情况,整顿当时公社里出现的各种问题。

2017年座谈会召开的时候,当年调查组的成员,在世的除了逄先知,还有李学谦。

在他们二人看来,戚本禹书里提到的去四川搞种植试验田这事,就是一个伪命题。

主要是搞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整顿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

02

在逄先知和李学谦的讲述中,在去四川的时间点上也有所出入。

戚本禹记述的是在1959年的春节之后去的,而逄先知所述,他们四个人是于春节前先去的四川,田家英是春节后才过去的。

.......我们四个人是先动身的。到了四川,正好碰上过春节,贾主任就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田家英过来以后,一起到了新繁公社崇义大队.......

关于小组的成员,每个成员各驻在一个中队,这两点,逄先知和戚本禹两人的表述都一致。

田家英住在公社,我们四个人各驻一个中队。我在一中队,离公社最近,便于同田家英联系——逄先知

当时,逄先知是和杜云湘同住一个屋子,这杜云湘是一中队的队长。

多年之后,逄先知每次去到四川,都要特意去当年住过的屋子转转;2011年他再次去转悠的时候,还曾拍了照片留作纪念,那时候,这老屋子早已荒废了许久,破旧不堪了。

到此,我们先做个小结,抛除“时间点”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回归到根本问题上:

1959年,去四川做调查,到底是不是针对虚报粮食产量,并且还特意搞种植试验田进行验证。

针对戚本禹书里的相关记述,作为当年的参与者,我们来看看李学谦提供的材料,以及逄先知当年的日记。

2016年的7月22日,李学谦写了一份材料,他写的这个材料,就是针对戚本禹书里关于去四川调查的一些不实之处。

在这份材料里,李学谦明确提到了当年去四川搞调查,并没有搞种植试验田这回事。

去大丰是调查农村情况,还是去搞试验田?我的记忆,是去调查农村情况。我们在田家英同志领导下去四川大丰公社蹲点调查.......目的在于摸清农村实际情况,整顿公社。我在八中队,未种植试验田。骆文惠在四中队,也没听说过种植试验田。

这里面,他提到了的摸清农村实际情况这一点,是此次去四川大丰搞调查的目的,具体来说,他们去调查的方向如下:

集中汇报多是浮夸风、社员生产生活情况、社会风气不正(如偷鸡摸狗、干部不良作风等问题)

按照李学谦的说法,虚报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也在调查范围之内,但并不局限于此,而且也并没有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搞种植试验田的事。

当时,调查组的成员分散在各个中队,把自己摸到的情况集中汇报给田家英。

我单独汇报过三次,第一次是八中队虚报产量问题,我查清后立即向田家英汇报。我看他的表情,他早已晓得了。第二次,汇报我是怎样弄清虚报产量问题的。第三次汇报是反映社员吃不饱。

在逄先知当年的日记记述中,5月22日这一天的记述也明确说明此行的目的。

5月22日这一天,田家英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在逄先知的日记当中,记录了当时会议的主要内容:

田:粮食问题,做两件事。(一)摸底,了解粮食账,附带去年的粮食产量,不要怕,要敢于说话......(二)同群众、干部商量一下,麦子下来,怎么吃饭,可否让群众调换大米......(三)算账中发现,去年本中队有比较严重的虚报现象,各小队的产量公布不出来,说不好公布,不知是按实产公布,还是按上边叫报的数字公布。

逄先知所提供的日记记录,是从1959年5月12号开始,截止到6月29号结束。

在他的日记内容中,和李学谦所提供的材料当中,都没有提到过“搞种植试验田”这回事。

03

到底有没有在大丰搞种植试验田这个问题,我是看了逄先知和李学谦所提出的异议,才得以知晓其中的分歧。

不过,之前我在读戚本禹的书,其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我自己当时是有怀疑的。

关于这个密植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上面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接下来,农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拉着板车到成都市里去拉粪。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

这里,他提到自己给伟人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当时他是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秘书室工作,他的直属领导是田家英,他不可能绕过田家英,直接越级提交报告。

而且,1959年的戚本禹,28岁的他资历尚浅,也没什么名气,在田家英掌管的秘书室工作,是不可能,也不允许越级打报告的。

戚本禹的崛起之路是在1962年,这一年,31岁的他凭借着一系列评击李秀成变节的文章,声名鹊起。

到了1966年,田家英去世之后,他取而代之,这时候35岁的他才走上了人生巅峰,一跃成为中枢人物。

按照他的工作履历而言,1959年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时候的戚本禹是不可能直接给伟人打报告的,这在工作程序上也是不被允许的。

针对此,我个人更倾向于逄先知的说法。

戚本禹是调查组成员,田家英是领导,他能不经过田家英就直接给中央写报告吗?这是不可想象的。

而至于为何戚本禹会在书里这么写,逄先知认为他这是在美化自己,在自我吹嘘。

关于戚本禹提到的“拉人粪”这事,据逄先知所言,这是田家英想出来的法子,被戚本禹给揽到了自己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大丰公社到了插中稻秧苗的时候了,可是严重缺肥,田家英十分发愁。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商得公社领导同意,号召社员们到成都市内拉粪,拉一车奖励多少钱,挑一担奖励多少钱,这一下就把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对于田家英的这个提议,逄先知表示自己当时心里其实是有些打鼓的,觉得这种操作能不能成功。

等事后他才不得不佩服田家英的决定,他自认为,倘若是换作自己,是决然不敢这般操作的,这在当时也是属于破天荒的一个决定。

戚本禹那个中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他根本不提田家英,好像只是他和农民想出的办法。他说‘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如果真拉了一个月,插秧的季节早就过了。

在前文里,戚本禹在书中讲述自己种植试验田,还额外划分了一块差不多的麦田。

对此,逄先知认为,这就是本来就没有的事,而且他一个没怎么干过农活的知识分子,怎么去操持两块田。

戚本禹从未种过田,有什么本事同时耕作两亩田,这个谁会相信?

后记

关于1959年四川调查这事的异议,除了李学谦所写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记之外,还有当年大丰公社的领导罗远述写给李学谦的信,以及刘冠群写的一些,回忆田家英在大丰公社搞农村调查的文章(本文由百家号“贱议你读史”原创,其他平台均为搬运)。

在上面我所提到的这些资料里,也都没有提到过搞种植试验田这个事。

罗远述写给李学谦的信,这个资料我没看过,也没找到过。

李学谦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记、刘冠群写的回忆文章,之前在图书馆里有查询到过,可惜当时也没想起来要写这么一篇文章,也就没有拍照了。

现在写这篇文章,需要相关的资料影印件作为图片,奈何封路,再到城里的图书馆去一趟,也不知猴年马月。

我就把这些资料写出来,想看的可以去图书馆查查,网上貌似是找不到,反正我是没找到。

而省市图书馆,这些资料大多还是能找到的。

另外,逄先知等人认为,戚本禹书中存在的分歧,其目的就是美化自己,掩盖其当年的罪行。

对此,我之前抱着暂且不相信任何一方的说法,自己去找资料佐证,然后在形成自己的判断。

结果,于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逄先知等人的表述。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这篇文章也只是抛砖引玉,你也不必受我这篇文章的影响,觉得我说的就是对的,要是有心,也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佐证,形成自己的判断。

读史,就是要有所收获,读戚本禹的回忆书籍,以及逄先知等人提出的异议,我个人收获了什么呢?

关于回忆录之类的书籍,或者文章,不可尽信,为何?

很简单,这就像是写日记,谁会直面那个不堪的自己,谁又能完全做到客观公正的记录一个真实的自己。

于我个人而言,我写日记,潜意识里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美化自己,这也是人之常情,以至于,我现在都不写日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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