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随着秦始皇一扫六合成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建立，从此中国进入帝制家天下时代。
但是秦朝二世而亡，存在时间很是短暂，说白了只是给后世定下了一个帝制家天下的调子，而后世王朝之中，别说没有不灭的王朝，就是超过三百年的大一统王朝都没有一个，也就是西汉加东汉有了四百零五年，北宋加南宋有三百一十九年，单一而论大一统王朝并没有过三百年的，最长寿的也就是唐朝289年。
那么古代大一统王朝为什么连三百年大关都过不了呢？
其实每个王朝灭亡的原因都是复杂的，但毫无例外，这些王朝的灭亡原因之中，土地兼并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今天宋安之就以唐朝的均田制度入手，来说说古代王朝是如何抑制土地兼并情况的。
先说说什么是土地兼并，说白了就是古代的大地主还有那些大官僚，通过各种强取豪夺的手段将田地大规模集中到自己的手中，毕竟封建社会商业不发达，拥有很多的田地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稳定的收入，所以大地主和大官僚自然都是乐此不疲的兼并土地。
但他们兼并土地多了，很多农民肯定就没有了土地，情况好一些就是农民沦为佃农，勉强有口饭吃，情况不好了，遇上灾年之类的，农民都要饿死了，活不下去了，自然会揭竿而起，形成农民起义。
像这种土地兼并的情况可谓是屡见不鲜，像明朝扳倒严嵩父子的徐阶，在历史上评价不错。可就是这样评价不错的大官僚，纵容自己家人横行乡里，通过各种巧取豪夺的方法侵占了不少农田，当时徐家占地多达二十多万亩，以至于民怨沸腾。
大家想想诸如徐阶这种评价不错之人都是这般，在古代其他大官僚大地主占的地更是不用说了，由此可见在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问题有多严重。
历朝历代因为土地兼并引起的农民起义也不少，诸如东汉的黄巾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要么是使王朝元气大伤统治根基动摇，不久后亡国，诸如黄巢起义失败23年以后，唐亡于朱温之手。要么是明朝那般，直接亡于李自成之手。
农民起义威力为何这么大呢，其实抛开农民起义本身的破坏力来说，通俗来说每个王朝的建立就意味着一次新的利益划分，但是蛋糕就那么大，这些利益只能被一部分人享受，也就是统治阶级所享用，但那些没有划分到利益蛋糕的阶级肯定不乐意，所以出现了诸如农民起义这种情况时，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进行颠覆王朝的行动，来推翻王朝重新划分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改朝换代。
所以说有时候农民起义不可怕，可怕的是农民起义引发的各种势力来颠覆王朝的行为。
那么面对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就是听之任之吗？
肯定不会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其实都致力于通过各种方法来打压土地兼并的情况，但随着王朝后期中央朝廷对于地方控制的减弱，及其形成官僚阶级互相报团的情况，因此土地兼并也就控制不住了，而土地兼并一旦严重了，就意味着这个朝代距离亡国不远矣。
今天宋安之以唐朝的均田制入手，来说说古代王朝如何在制度上抑制土地兼并的情况。
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唐朝颁布了自北魏就出现的均田令。
均田令顾名思义就是取平均之意来称呼，是一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方法，当时唐朝的均田令规定：丁男（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中男（十六岁至二十岁为中男），每人授田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口分田到了丁男年老时（六十岁），由朝廷收回五十亩，保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死后口分田由朝廷全部收回，另行分配。
其他重病者、残疾者、官户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妇、和尚、道士三十亩，女道士、尼姑二十亩。工商业者，在地多人少的宽乡，授予永业田十亩、口分田四十亩，在地少人多的狭乡，则不授田。
也就是说刚开始是每人分一百亩，到了六十岁以后，朝廷收回五十亩，留下五十亩，然后死去以后，收回三十亩，剩下二十亩永业田就是你自己的了，可以传之后世子孙，是为“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受之限”。
这种均田制积极的一面就在于避免土地兼并的情况。
诸如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发现前两任刺史张长贵和赵士达在任期间占据肥沃土地多达数十顷，长孙顺德上书弹劾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并将他们多占的土地追夺回来，分给那些少地或者没地的穷人。
长孙顺德之所以敢这样做，并且还可以成功，就是以均田制为依据的。
以朝廷角度来说，均田制度的实施，是避免了当时的世家大族还有官僚来进行土地兼并，免得农民土地被兼并以后，依附于世家大族。而是将其转变为国家编户，将编户中的小农来固定在均田土地上，使朝廷可以直接控制农民，并且对这些农民对于各种剥削。
通过均田制，唐朝可以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中抑制住了土地兼并情况，虽然不能完全制止，但效果还是有的。
但均田制也有其局限性，根据史料来看，均田制并没有在全国普及，也就是在关中、河东、陇右诸道这些唐王朝的重地实施。
而且唐王朝一边以均田制来抑制土地兼并，一边却以此来大规模拉拢官僚阶级，当时农民授田较之前代很少，但官僚阶级授田却是达到惊人的程度。
诸如“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
当然均田制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弊端，那就是唐朝当时的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主要在于按丁纳税，不管是田连阡陌的富裕之家，还是仅占少量土地的农民，不管你土地多少、财产多少，向朝廷交税都是按丁交纳，负担是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对于农民自然不公平。
不过后来随着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被严重破坏，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遭到彻底的破坏，租庸调制更是实行不了，因此唐王朝的收税方法变为两税法。
两税法则主要依据土地和财产多少而纳税，多少公平一些，也多少改变了贫富不均的现象。
当然均田制的彻底瓦解，意味着唐王朝对于土地兼并抑制的失败，不过当时唐王朝头疼的问题不是土地兼并，而是藩镇之乱，藩镇割据这个问题，唐朝最终也没能解决了，最后亡于藩镇朱温之手。
最后总结来说，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其实是无解的，皇帝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和各种制度来抑制，而到了王朝后期随着官僚阶级的腐化堕落，土地兼并也成为一种常态，可谓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些官僚阶级拥有特权，却试图通过土地兼并拥有更多的财产，最后却成为王朝灭亡因素之一，而封建社会中的王朝也进入死循环之中，改朝换代重新划分利益，然后特权阶级鼠目寸光通过土地兼并等方式想进一步扩大权势，结果酿成亡国之灾，而下一个王朝亦是如此，如此反反复复，也是让人唏嘘不已。
谢谢观看宋安之独家原创文章，专注于明清史及其中国大历史，喜欢以不一样的角度来说说那些一成不变的历史，觉得可以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