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2年，即建文帝在位第四年的六月十三号，燕王朱棣兵抵金陵（即南京）。据《明通鉴》卷十三记载，谷王朱橞和大将李景隆不战则降，大开国门迎燕军入城。
朱棣在顺利入城后直袭皇宫内院，欲生擒建文帝朱允炆，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的下落。苦寻无果之下，朱棣对外宣布，朱允炆已携其家眷亲属由暗道逃离。事实果真是如此么？
一、大明王朝始建成，太祖封藩国统固
众所周知，朱元璋以一介布衣而君临天下。
他相继击溃各地的割据军阀陈友谅、张士诚，从而兴旺发达。朱元璋实力大增之后，于1364年以吴王自居，称霸江南。
不久，打出举世皆惊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遣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征讨元朝，仅于短短一年之后的秋日，便攻破元大都，令元朝覆灭。
朱元璋本人也于同年，即1368年正月于应天府（南京旧称）即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曰“洪武”，历史上延续近300年之久的大明王朝就此开启。
在夺得天下之后，深谙政治且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为子孙后代能稳坐江山、永享万世之基业，开始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道，诛杀和排除异姓的开国功臣、元勋和贵族，以削弱日后潜在的反抗力量。
可建国之初国力衰微，正是用人之际，朱元璋不可能把所有的异姓王侯全都赶尽杀绝。既为防止异姓王侯谋反叛乱，又为解决明朝疆域辽阔、难以管辖以及元朝余孽等问题，他以“肥水不流外人田”，“友邻不如近亲”等家天下治国思路为理由，册封自己的直系后代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藩王。
藩王们在各自的辖地内拥有极高的统治权限。只要不过分干涉当地隶属于中央的行政部门的正常运转并服从于朱元璋的统一调度和号令，藩王们就不仅可坐拥仅听从于自己的地方武装和军队，还可以单独设立一套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关处理相关事宜。
可以说，藩王们个个都是“山大王”，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滔天。
朱元璋分封了众多藩王，其中，以秦王、晋王、燕王、代王、谷王、辽王、宁王、庆王、肃王九位为“九大塞王”，镇守边关要冲、军事重地。
而这九王当中，当属镇守北京一带的燕王朱棣和镇守山西一带的晋王朱棡（gang，与“刚”同音）的实力为最盛。二人也因此享誉朝堂，深得朱元璋的赏识。
在朱元璋本人的励精图治和藩王们的多方坐镇下，大明这一新兴王朝山河宁定，社稷渐稳，民生趋暖，一派繁荣昌盛之象，后世盛赞这一段时日为“洪武之治”。
二、洪武宾天藩王乱，叔侄相争靖难起
朱元璋在世时，出于权力、宗族、威望以及军事实力等一系列原因，藩王们都安分守己，各司其职，没有出格之举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然而事情于洪武二十五年出现巨大转折。此年，太子朱标不幸英年早逝。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一众藩王都有被册封为太子的机会，燕王与晋王更是由于出类拔萃的才能与强悍过人的实力一度成为太子的有力候选者。
然而，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令无数人为之不解的选择：立朱标之子，也就是自己的皇孙朱允炆为储君，即皇太孙。
这一决定实难服众。众藩王碍于朱元璋之面不便明表心中不满之意，表面上都对此举鼎力支持，但暗地里却对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一事极为疑惑与不悦。
于情于理，这储君之位再怎样都轮不到朱允炆这小辈来坐。但是朱元璋贵为九五之尊，一世帝王，其圣意已决，任谁也不可更改，藩王们见状也只好作罢，悻然离去，不再过问。
敲定储君之事影响深远，不仅让燕、晋两王大为不满，其余诸藩王也颇有微词。
中央皇帝与地方藩王之间的嫌隙因此而起，并随着朱元璋的驾崩、朱允炆的登基而愈演愈烈，到最后竟演变为了“削藩”与“保藩”之争。
朱允炆登基之后，深感自己皇位不稳，备受威胁，便下令厉行削藩。
从朱元璋病逝当年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起至次年秋日期间，朱允炆罗织各种罪名先后削去周、齐、湘、代、岷五王的藩王之位，并开始着手对付觊觎已久同时也是实力最为强盛的燕王。
为一举拿下燕王，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吩咐他们密切监视燕王府的动向；尔后，于建文元年（即1399年）二月，发布诏书，命令诸王不得节制其王府的文武官吏。
待到同年三月，朱允炆又令都督宋忠、徐凯、耿瓛等一众将领屯兵于北京周遭的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又将北京、永清两个军事防区的兵马粮草远调至彰德和顺德等地。
建文帝朱允炆的一系列削藩动作都被燕王朱棣看在眼里。未等朱允炆准备充分，朱棣率先发难，于建文元年秋七月（即1399年8月）公然叛乱，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靖难”。
史称“靖难之役”的明朝第一场亲族内斗开始了，朱允炆是为侄子，而朱棣则是为叔叔，叔侄为夺皇位而相争，刚步入太平岁月不久的大明转眼又重陷于动乱与战火之中。
靖难之役初期，燕王处于下风，朱棣仅有北京一地和十万兵士作为支撑，而朱允炆则坐拥中国广大土地、三倍于朱棣的常备军以及一众地方和属国的支援。从纸面上来看，朱棣深陷不利。
但是，朱棣却凭借其出众的领导才能和强大的号召力，化不利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成功逆转困局，接连大破朱允炆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于三年内即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二十日，攻至长江北岸的南京龙江驿，迫使建文帝朱允炆下罪己诏，并委派庆阳公主企图与朱棣谈判议和。
事已至此，岂有回头可言，议和一事被朱棣一口否决，六月十三日，朱棣率大军压境，兵临南京城下，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举“金川门之变”开城投降，大迎朱棣入京。
入京后，朱棣马不停蹄直奔朱允炆所在之皇宫内院，却发现此处燃起了熊熊大火，朱允炆及其家属则了无踪迹。朱棣未见朱允炆身首，大发雷霆，下令掘地三尺，将整个南京城翻了个底朝天，但却仍然连朱允炆的一根毫毛也没有发现。
朱棣因此也纳了闷，朱允炆好似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天下竟有如此蹊跷诡谲之事？
三、破朔迷离踪难觅，有道虚实何人知
关于朱允炆去向之谜，坊间流传着诸种不相统一的说法。
一曰自焚，此种说法最是简约。
建文帝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命人倾宫宇，倒柱墙，点起大火，携皇后马氏和一众妃嫔、仆役纵身跃入火海，自焚而死。
这种说法符合历史上败亡之君的通常结局，且有着后世的经史典籍为据，可信度较高，《明史》《成祖本纪》以及《明史》《方孝儒传》中均记载着此种说法。
二曰剃度从佛，此种说法要追溯到朱元璋在世之时。
据传，朱元璋曾与刘伯温坐而论道，共议后世子孙守天下之法。刘伯温对曰：“有。”于是朱元璋从伯温之法，取精铁铸成小箧，以铁水灌其锁，授予皇孙允炆。
靖难之役爆发后，朱允炆兵败，燕军将南京重重围困。允炆见此状，开箧视之，只见其内藏一袭袈裟，一杆伽黎，一份度牒，二把剃刀。
建文帝摇头感慨：“此刘伯温教我也。”于是剃度出家，削发为僧，从此超脱凡世，皈依佛门。今云南狮子山便有一处藏帝洞，其洞壁上刻有据称是建文帝出家后所作诗词。
三曰归宫说。此种说法建立在前一种说法的基础之上，较为浪漫，认为建文帝出家数十载之后得其善终，最终身返皇室。
《明神宗实录》对此种说法有记载。据典籍所述，明万历二年（1574年）十月十七日，年幼的朱翊钧询问了其师也就是当朝首辅张居正这样一个敏感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
张居正听闻此言后正襟危坐，坦然告之：
“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
译为白话文后大致意思就是建文帝在云南狮子山出家许久，待到年事已高时作诗一首而被御史觉察上报给朝廷，而后被请回皇宫验明了真身。至于朱允炆最终的结局如何，张居正也并不清楚。
四曰海外隐居，这种说法较为离奇曲折。据传，建文帝先是抵达武昌罗汉寺逃避朱棣追兵，后经该寺主持达玄和尚的引荐，前往位于泉州的开元寺，最后乘船云游海外。
《泉州开元寺志》对此事有所记载。时任泉州开元寺住持的念海和尚正是达玄和尚的弟子之一，建文帝几经辗转来到泉州开元寺安身隐匿，并派人四处打听是否有去往海外的船队。
经过多方探寻，终有幸乘坐上了一艘开往印度洋西海岸的阿拉伯货船，并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某处落脚生根，隐居当地。如今，当地华人便是建文帝的后代或血亲，时至今日，每逢农历五月十六，也就是建文帝登基当天，就举行隆重的拜“皇爷”仪式以示庆祝。
四、疑点重重难置信，却是迷计惑天下
对于朱允炆的去向问题，上述种种说法莫衷一是，而且各有其凭据，彼此之间难以辩驳。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没有一个说法明确道出了朱允炆其生前身后人之所在，反倒都在有意的回避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其实，细想之下不难发觉，这些说法都有可能是人为的编造出来的混淆视听的。
真实的情况也许出奇的简单：朱棣对朱允炆痛下杀手，但考虑到弑亲这一违背中国传统道德的举动有碍于自己日后的统治，便故意散播出朱允炆还在世的消息，让天下人误以为朱允炆仍在逃亡，以此来洗脱自己弑亲的罪名。
也就是说，朱棣撒下了弥天大谎，试图欺瞒后世。
在古代，信息闭塞，记录不便，历史也往往会由得胜者、生存者来叙述与书写，这其中有多少加工之嫌想必不用多说。
试想一下，若朱棣真的有心将朱允炆的真正结局加以隐瞒，营造出死无对证的局面，那么后世无论怎样考证，都有可能是在真实的边缘游荡而永远触及不到事件的真实样貌。
面对此种疑云，我们何不反璞归一，以至简的眼光去看待，或许就能够驱散阴霾，致使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