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魏晋至隋唐五代，宗室内乱耗国力以至亡国的历史教训不胜枚举。
宋仁宗时，名臣富弼曾感慨：“宗室不教、不试、不用，微弱之甚，未有如本朝者也。”
宋神宗熙宁以后虽允许部分宗室参加科举，但也只有少数凭此途入仕，多数仍未担任实际官职。
不仅录取名额有限，且朝廷仍在制度和观念上对其担任实职予以限制。
南宋吕祖谦更是盛赞：“若夫祖宗则可谓盛美，虽有同气至亲，列之高爵，置之重位，而未尝任之以事也。”
然而，政治权力的限制并不能阻止其政治特权的实现，比如宋代宗室在法律上殊于普通士庶，并由此产生了专门性的宗室法令。
而在司法审判中，普通官员因无权直接处置宗室，也使得一些恶性宗室案件的审判苦难重重且难以执行。
尤其在南宋，宗室人数众多又散落各地，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负面影响更加严重，官员动辄就因秉公处理宗室犯罪而招致宗亲嫉恨、诋毁和威胁。
赵元佐是宋太宗长子，“少聪警，貌类太宗，帝钟爱之”。本是宋太宗有意培养的理想接班人，后却又被贬为庶人。
此事是北宋政坛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古往今来的史家对背后的复杂原因颇有争论。不过，若要论元佐被废的直接原因，无疑是雍熙二年（985）轰动京师的“焚宫案”。
涪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独申救之，上不听。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经时不朝请。
太平兴国七年（982），秦王赵廷美被贬逐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元佐知道后曾上表为叔父申诉。
雍熙元年（984），廷美死于房州，年仅三十八。叔父死讯突然传来后，元佐悲痛至极，以致出现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经常做出一些荒唐、残忍之事，甚至常常因为一些小事伤害身边的侍从。宋太宗对此十分担忧和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几天后的重阳节，宋太宗像往年一样召诸王宴射宫苑，念及元佐身体刚有好转，担心其旧疾发作，便未通知其赴宴。
结果到了晚上，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至暮，陈王元祐等过之，元佐谓曰：“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遂发愤，中夜，闭媵妾，纵火焚宫。
元佐之前所犯虽然恶劣，但仅在朝堂、宫廷等小范围内为人所知，况且帝王家事，臣僚也不敢随意过问。
诸王百官虽也多方劝解营救，但事已至此，若不严加处理，不仅舆论难以平息，甚至国家法度也将荡然无存。
虽然我们无法揣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帝王心术，但人父盛怒之下竟于人子说出“父子之情，于此绝矣”的悲痛之语，可见宋太宗内心不仅失望透顶，也是阵阵绞痛。
但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和统治者，还是在阵痛之下选择“大义灭亲”，下令将元佐拘捕问罪、废为庶人。
念及亲亲之恩和多方“压力”，宋太宗又特旨将其召还，安置于睦亲宅，派人严加监护，不得与外界沟通。
关于元佐是否发疯和被废原因，宋代就已有争议，如宋人苏辙即指出：
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
在其看来，元佐被废的真实原因并非发疯，而是希望宋太宗传位于太祖之子。然而，元佐被废时，宋太祖二子德昭、德芳均已不在世。
但是，“失爱”至多也只能说明其不为宋太宗所喜和信任，顶多不让其当接班人，实在不至于贬为庶人。
笔者认为：不管元佐发疯与否，促使其贬为庶人的直接原因仍旧是事态严重、影响恶劣的“纵火焚宫案”。
不过，宋太祖最终为让元佐承袭大统，应与其“欲立太祖之子”或“申救廷美”的言行举止密切相关。
苏辙和宋敏求的言论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元佐本有机会染指最高权力，但其本人似乎无意皇位之争。
按元佐染疾后所犯诸事，如是常人，即使免于极刑，恐怕也要身陷囹圄。但其后半生却能尽享荣华富贵，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得益于皇长子的特殊身份和对皇位的不争。事实上，如果没有宋太宗的谕旨，即使此次纵火事件，恐怕也无人能、也无人敢于将其绳之以法。
宋太宗嘴上说着“国家典宪，我不敢私”，却也只是将其废为庶人；而对皇位不眷恋的事实，则为其恢复高爵厚禄、安享富贵、寿终正寝埋下了伏笔。
身处宋代权力金字塔的赵氏宗族，其特权必然凌驾于常法之上，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
诚然，历朝历代宗室特权的存在是一个为大家默认的既定事实，北宋前期君主对宗室犯禁违法之事虽存偏袒，但深谙驭人之术的统治者一般都不会将其特权晾晒于大庭广众之下。
如端拱元年（988）开封尹许王元僖遭御史弹劾被鞫，但其认为自己是“天子儿”，怎可随便被审讯。
于是理直气壮地去请求宋太宗“愿赐宽宥”，本以为父亲会动用皇帝权威平息事件，不料宋太宗却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耶？”
可以说，宋太宗借助“情不乱法”的政治术语，运用成熟老练的政治手腕，既稳妥、体面地处理了“元佐焚宫案”，也因此博得文人士大夫的拥戴和欢心，虽然宋仁宗后来也曾坦言“太宗似好名者”，但其所表现出的高超帝王心术和政治艺术确实值得后继者好好学习。
事实上，宋代不仅有一套与士庶不同宗室法，而且官员在审理宗室案件时，也时常保持网开一面的默契。
但宋徽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非要以御笔手诏的形式，让宗室特权这个既定事实表露无遗、天下皆知，并毫不掩饰的要将其置于法律之上，不仅要在事实上、还要在制度上“恪意遵承，立为永法”，完全凌驾于士庶法典之上。
无疑与宋代士大夫群体所标榜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美好愿景背道而驰，也多少会影响宋代士庶阶层对赵宋政权向心力和认同感。
究其动机，无非是想为“祖宗之裔”攫取更多的既得法外利益和法律特权，但“器满则溢，人满则丧”，不合时宜的愿望终究只是黄粱一梦。
靖康二年（1127），手诏颁布的第十载，金兵攻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徽钦二帝与诸多宗亲、妃嫔和朝臣被押往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北宋宣告灭亡。
金兵入侵虽是压垮北宋王朝的最后一颗稻草，但“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成为金人俘虏的宋徽宗本人，也曾被金人予以耻辱性的“除名”，即金天会五年（1127），金太宗完颜晟下诏“降宋二帝为庶人”，后又赐予其爵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