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双方相生相克，如阴阳相互交融，这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纵观古代历史，男权社会通过王位继承制度、不平等的性别文化、不平衡的社会地位以及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将女性排挤在统治阶层之外，用贤良淑德、温婉柔顺等标签将女性禁锢在闺阁之中。
从三皇五帝开始到中华民国成立近五千年的历史出现了三百多位帝王，却仅有武则天一位正式称帝的女性。
由此可见，武则天称帝是一次堪称奇迹般的逆袭，一介女流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大背景下荣登九五之尊，这既是女人与男人之间的一次政治博弈，也是长期以来女性失语者一次振聋发聩的呐喊。
因此，对武则天称帝前与称帝后不同的行为模式以及她称帝后施行的政策法令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从女性视角看待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称帝的女皇。
一、性别文化视角下的武则天
1.家庭影响之于武则天的女性文化的改变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曾追随李渊起兵，是唐朝的开国功臣。武士彟出身寒门，却积极进取，善于经营，在李渊建立唐朝后累次升迁，政绩斐然。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过世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奉旨成为武士彟的继室。
武士彟生前对待武则天非常慈爱，这在武则天心中是一种来自于亲人给予的精神力量，而且，武士彟从贫农到富商、高官，这种阶层的跨越源于他积极进取、精明能干、懂得察言观色把握时机，这些性格因素也间接影响了武则天的成长。
从女性文化角度来看，武则天的很多行为都受到了男性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得她不同于其他女性被禁锢在儒家礼法之中。
武则天虽为女儿身，心里却有着远超常人的意志、胆识与魄力，她对权力的渴望远超常人，从她身上所透露出的女性文化远不同于通俗理解的女性文化，那是一种高于性别的品质。
武则天的母亲，女皇之母杨氏出自宏农杨氏观王房，宏农杨氏为关中六大郡姓之一，门第十分高贵。
杨氏出身名门望族，明诗习礼、阅史披图，不拘泥于闺阁女红，武则天“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一定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杨氏对女性独特的见解也是武则天没有那种小家子气的原因。
据史籍，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巧慧，多权术”。
可以说，武则天身上表现出的女性文化是强势的，远不同于当时社会上大体流露出的女性文化，武则天身上还有一部分受她父亲影响的精神品质，这是一种雄性文化的魂，两相结合，也造就了生于时代而超脱于时代的武则天。
武则天十一岁时，父亲武士彟过世，武氏子弟对待杨氏及其女儿并不友好。
“遇杨氏失礼”“遇杨及后礼薄”。
武则天母女二人备受羞辱，武则天第一次意识到男女地位极度不平等的现状，男性对于女性而言的诸多特权，使得女性被迫物化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这一现状不因女子的才能，美貌而有所改变，武则天此时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因此她只得与母亲投奔亲友，饱尝人间冷暖。
2.武则天打破男性统治的原因
女性执政是封建王朝专制的特殊情况，历史上在边疆少数民族入侵，国内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等内外交困威胁皇权之时，皇帝才会借助女性的力量。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协助高宗处理政事，造就“二圣临朝”的有利局面，也同样源于长孙无忌的专权。
长孙无忌太宗托孤的重臣，是高宗皇帝的母舅，但高宗皇帝懦弱使得长孙无忌越发肆无忌惮，行伊尹之权，处霍光之地。高宗废王皇后，执意立武则天为后其实就是对王皇后背后长孙无忌的一种反抗。
武则天登上后位，先是处死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三年后，她的手下诬陷长孙无忌谋反，以此为由将朝中权臣或流放或赐死。
高宗身体每况愈下，武则天却表现出非凡的政治头脑，太子年幼，武则天便独揽大权。显然，武则天充分利用了高宗时期权力分散，皇权受威胁所给予她的机会，通过对政事的处理笼络人脉。
长孙无忌的专权仅是其一，武则天受父母影响逐渐发展的政治才能、意志力胆识以及丰富的文学素养同样是武则天的成功道路上必不可少的。
而最关键的因素则是与唐朝时期的女性地位有关，隋末战乱导致的女性人口锐减，女性地位大幅提高，唐朝统治者又多是来自关中和甘肃地区的少数民族。
而这些关陇贵族的文化传统当中，并不反对女子参与政治，因此武则天所处的唐朝是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一个朝代。
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林立，中原地区的儒家礼教和女性观念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武则天正是在父系的男性继承制与母系氏族冲突对立的夹缝中建立了政权。
武则天作为唐太宗的妃嫔，处于男尊女卑的劣势地位，因为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武则天又成为高宗的妃嫔，并在高宗时期成为皇后，中宗时期的皇太后，此时武则天逐渐具备母系氏族的优势地位。
但这种由于男性的变化而导致女性地位提升的现象，本质上并没有脱离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观念，也仅仅是武则天个人的女性文化特征有所不同罢了。
二、武则天称帝后的政策解读
1.政策与意义
武则天认为称帝时机已到后，先是通过舆论造势，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当为天子，又自导自演了一出数万民众上表劝她进帝位、改国号的戏码。
武则天将建立的帝国以自己的父亲武氏、母亲杨氏皆出自周之姬姓为由，改唐为周，登基为帝，表明国家正统承自姬周天统。
武则天宣称自己为弥勒佛转世显然是借助了唐朝广泛传播的佛教文化，以此获得民众的拥护，从而转移她作为女性登基为帝的尖锐矛盾问题。
后面的万民请愿与追宗溯源显然都是为她登基寻找的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以此稳定民心，减少国内暴动的发生。
毕竟女性登基为帝前无古人，历史上的宣太后、吕后至多也只是垂帘听政，不敢迈出这最后一步，迈这最后一步便代表着与传统礼教、社会制度、甚至是与父系社会的一种抗争。
更换职官及官署名称，改门下省为鸾台，设置许多新的官职对原有官员进行分权制衡，举贤惟才，大量任用寒门子弟入朝为官。
种种举措起到了平衡社会阶层矛盾的作用，将基数庞大的普通民众放在男尊女卑现象严重的贵族阶层的对立面，以此制衡双方，避免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危及皇权，从而转移贵族阶层对女性地位提升的反感情绪。
武则天的革新还表现在她的尊号上，从最初的圣母神皇到后来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的尊号中体现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与政治目的。
公元659年，祭祀的名堂发生大火，武周政权陷入信任危机当中，群众都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女人越权干政的结果，武则天告太庙、去尊号前的“慈氏越古”以慰民心，这是其一。
武则天尊号中的“金轮”即佛教中四大洲之首的意思，“越古”即超越古代之意，“慈氏”即佛教中弥勒菩萨名，由此可见武则天皆尊号宣扬其强势主权的个人愿景以及将信徒的宗教信仰转嫁到自身上的政治目的。
同时上请为她加尊号的臣子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封赏，她也能借此排除异己、笼络群臣，社会开始出现以武则天为尊的女性地位强势期。
2.政策环境背后女性文化的进步
“一夫多妻”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对女性生命力的扼杀，在这样的极度不平等的性别等级制度下，女性只能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耗费在后宫的倾轧争斗中互相伤害，并
费尽心思讨好男性统治者以保障自己的生存。武则天当政后，客观上提高了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有所松动，女性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不再是单一的相夫教子。
夫妻双方的关系第一次有了平等的概念，婚姻自由、离婚等权利也客观反映了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封建社会，妇女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依附于男性而生存。不仅受男性的支配，还要遭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利的压迫。
武则天打破了只有男人才能当皇帝的思维定势，虽然武则天的女性意识是伴随着她政治事业的成功而不断发展的，但她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切实的使女性文化脱离了伦理的枷锁、世俗的桎梏。
虽然仅仅维持了短暂的15年，却是女性文化第一次突破层层文饰，站在平等的角度去看待世间男女。
总结
历史上武则天的形象褒贬不一，历史学家也对其多有诟病，武则天的行为是时代、社会制度以及成长环境多因素构成的，不应究其一点而忽其功利，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武则天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人才选拔上都极具战略眼光，加上性别色彩来看，她已然超越了大多数的男性帝王。
武则天的女性意识带给了那个时代光明，传统观念下男女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民众安居乐业，也为大唐盛世拉响了完美的前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