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市是明代处决官吏的刑场，位于今北京西四附近。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又有一位官吏被处决。
入狱九个月，他身着囚衣，满脸污垢，头发蓬乱，浑身散发着恶臭，耳边传来一阵阵京畿百姓的诟骂声，一句句奸臣、卖国贼不绝于耳。
然而比谩骂更恐怖的是，他要承受的刑罚是最为残忍的一种，即凌迟处死。时辰一到，刽子手便一刀一刀切割他的血肉之躯，直至将其开膛破肚。
这位官吏就是名垂千古的一代名将袁崇焕，多年来，他在锋镝之场穿梭，何尝害怕过死亡，然而对于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却是望而生畏的。
尽管他坚信自己一身清白，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被骂为卖国奸臣，这比死还要痛苦万分。
据明代不少野史文献记载，袁崇焕被凌迟后，围观民众蜂拥抢肉，须臾之际，其肉被卖尽。
作为一位赤胆忠心的爱国者，却落得一个千刀万剐的悲惨结局，这实在令人心寒。
然而讽刺的是，两百多年，他的后世子孙成了清朝忠实的守卫者，还有一位女性成了张作霖的夫人，就连袁世凯都和他攀上了关系。
据史料记载，袁崇焕并没有留下后代，在他死后，崇祯还抄了他的家，兄弟及妻子被流放三千里。那么所谓的“后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从袁崇焕之死说起。
三百多年来，关于袁崇焕被杀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总的来说，都认为他死于莫须有的罪名，那么所谓的“莫须有”又是何罪呢？
天启、崇祯之交，明朝政局发生剧变，阉党倒台，东林党东山再起。袁崇焕以此为契机，在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复出督师辽东。
或许是出于强烈的爱国责任感，或许是对当时形势的乐观判断，袁崇焕在召对时许下“五年复辽”的承诺。
“五年复辽”中的“辽”，指的是因王化贞熊廷弼兵败而放弃的辽地，而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复辽”，除了有收复辽地的意思，还有恢复大明与后金之间的战略平衡地位之意。
袁崇焕有如此胸襟固然令人佩服，但却是不现实的。此时后金的掌舵人是皇太极，尽管在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中，他和父亲努尔哈赤都是袁崇焕的手下败将，但在政治谋略和胆识上，皇太极却是远胜崇祯与袁崇焕。
皇太极没有按套路出牌，既然山海关难开，何必要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于是，崇祯二年（1629年）冬，皇太极率后金军绕过宁锦防线，从喜峰口入关，由此爆发了“己巳之变”。
尽管这一入塞之战，皇太极以失败告终，但却对明朝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也遭到严重破坏，明朝部将更是损失惨重，袁崇焕也在这次京师保卫战中被下了大狱。
那么，他究竟犯了什么错呢？
首先，“己巳之变”的爆发宣告了“五年复辽”计划的破产，因为“己巳之变”改变了辽东战局。
在“己巳之变”前，明朝与后金的主要战线在关外的宁远、锦州一喧，边患在门户；而“己巳之变”后，山海关以西的蓟镇、宣府、大同也逐渐成为前线，甚至京畿地区也变成了战场，明朝的防御压力大大增加。
可见，明朝在辽东战场上已是败势尽显，还谈什么“五年复辽”。可以说，这一计划的破产击碎了崇祯的复兴之梦，刚愎自用的崇祯能不生气吗？
更何况，袁崇焕在“己巳之变”的指挥中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散遣援兵，纵敌长驱。后金入塞之初，明廷要求袁崇焕阻击后金军于蓟州以东，但由于袁错估形势，自以为单凭关宁兵便可阻其西进，于是擅自将原派往蓟州协防的援兵遣散，从而导致蓟州的防御力量不足。
同时，在蓟州的防守上也犯了战术性错误，采用了敛兵守城的错误战术，从而导致后金军轻易突破得以越城而入。
在保卫京师的过程中，所犯错误则更多。既然后金军破城而入，关宁兵马理应疾趋灭奴，既不然，扎营三屯营或石门驿，以阻止其西犯；在后金军占据石门后，应防止其退守三河总路，然而袁崇焕则是待后金越过蓟州后，才尾随追赶。
可见，袁崇焕的种种失误将京师推入了险境，即便是他本人，也是承认这一点的。
袁崇焕固然有失职之罪，但是否应判死刑，这与崇祯本人，以及当时明廷环境有很大关系。
反东林势力和毛文龙党羽想尽一切办法诬陷袁崇焕，由此为他炮制出“通敌谋叛”的罪名。
毛文龙多次谎报军情，夸大战功，引发袁崇焕不满，于是，袁擅自斩杀了毛。尽管毛文龙罪有应得，但袁崇焕的擅杀之举令崇祯也很不满。
事后，毛文龙党羽造谣，说袁崇焕为了实现“五年复辽”计划，不惜与后金议和，他之所以要杀毛就是为了取信于后金，还说“己巳之变”是袁“引敌胁和”，欲为城下之盟。
就这样，斩帅与议和两事并为一事，最后升级为“谋叛”的罪名，袁崇焕不仅被扣上了通敌的帽子，遭万人唾骂，而且因此丢了性命。
如果以失职之罪被杀，袁崇焕或许没有遗憾，但若以“通敌谋叛”被杀，那就是莫须有之罪，他当然是义愤填膺的。
在临行刑之际，他写下一首诗：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刽子手活活将他剐了3543刀，
直至皮肉已尽，气绝身亡，终年46岁。
袁崇焕死了，但关于他的故事还在继续，特别是对于他有无子嗣的争论，从清朝一直争论到民国，袁世凯、张作霖都与他扯上了关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清人修的《明史》记载，袁崇焕死后，其兄弟及妻子被流放三千里，家产被抄没，家无余资，也无子留下。
与袁崇焕同时代的人，也有相关记载，如其门生程本直曾说：“崇焕今日乃何如也？身凌迟也，家籍没也，后嗣绝也。”再如其门下幕僚王亹[wěi]也说，袁崇焕无子。
所以，清初的文献记载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如康熙年间《广东通志》有载，说袁崇焕籍末之日，无子，亦无所积。《东莞县志》也是这样记载的，《明史》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采用了无子说。
但是到乾隆年间，乾隆下专旨要为袁崇焕平反，于是展开了大力寻找袁崇焕后裔的官方行动，清廷这一折腾生出许多故事。
袁崇焕被杀后，其妾、女、兄弟被流放至云南，亲戚族属都害怕被株连，也都远逃避祸。
乾隆派人查来查去，最终查实，袁崇焕在广东东莞有远亲，但并无近支；在广西平南城内找到了他的继嗣五世孙袁炳。
原来由于袁崇焕无子，其嫡堂弟便过继一子与其为嗣，于是，这一脉便传了下来。乾隆还有旨意，说可以依据袁炳的文化程度给予相应级别的官职。
尽管袁炳被授予何地品官没有记载，但总归还是吃了清朝的官饭。后来他还撰写了《袁氏家谱》一书，但此家谱并不具备参考意义，倒是为后世袁裔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近代史学家屠寄随同钦差大臣延茂前往黑龙江，准备纂修《黑龙江通志》。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黑龙江将军寿山，并做了他的幕僚。据寿山说其父富明阿是袁崇焕的六世孙，幼年时取名袁世福，后来当了黑龙江将军，人们称他为“袁富将军”。
因早前有富尔丹、富僧格，都是黑龙江将军，均被称为富将军。富明阿是袁世福的旗人名字,通常也将他称为“富将军”,而黑龙江土著为了加以区别，所以将富明阿称为袁富将军。
屠寄根据寿山这一线索写下了《袁富将军战略》一文，在文中提到，袁崇焕被杀后，其妻妾流寓汝宁，并育有一子，名曰文弼，因从军有功，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五传至富明阿。
于是，《清史稿》等一些文献，据此认为富明阿是袁崇焕的子孙。就这样，袁崇焕有后的言论也就此诞生。
民国初，陈伯陶所纂《东莞县志》也有类似说法，说袁督师下狱定罪后，其妾生有一子，藏匿于民间，清兵入关后，成为满洲人的奴隶。
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家张江裁也力持袁崇焕有子一说，并在《袁富将军战略》的基础上写了《东莞袁督师后裔考》。
张江裁认为，袁崇焕被下狱后，其妻及子皆依附于祖大寿，而大寿降清，所以，自然袁的家人也入了旗籍，成为清人。
而且对于袁氏后裔的传承顺序，张氏也有详细的罗列，即袁文弼-袁尔汉-袁鬼-袁常在-袁赶。袁赶育有三子，分别为袁世有、袁世宽和袁世福，而袁世福就是富明阿。
富明阿有两子永山、寿山。永山曾参加甲午凤凰城之役，不幸战死；寿山作为步军统领也参加了甲午战争，之后因军功擢升为知府，1897年调任黑龙江镇边右军统领，驻防瑷珲，后升任为瑷珲副都统、黑龙江将军。
不幸的是，寿山在抗击沙俄进攻时被围攻，因不愿投降，最后自杀殉国，终年40岁。
寿山有一子庆恩，清末，袁庆恩为荒芜局总办，民国后，他在齐齐哈尔任过统领、旅长之职，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病逝，终年62岁。
寿山还有一女，名曰寿懿，也就是东北大帅张作霖的五夫人，在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她秘不发丧，与日本人周旋，从而为张学良赶回东北主持大局赢得了时间。
这么一来，富明阿、永山、寿山和庆恩，祖孙三代人都成为了袁崇焕后裔。然而遗憾的是，从屠寄到张江载，他们所主张的，说袁妻流寓河南的说法是与实际不符的，袁妻女都是流放至云南的，而且祖大寿降清后入的是汉军正黄旗，而富明阿则是汉军正白旗的，从理论上，归附不同旗籍也说不通。
所以，有关说袁崇焕有遗腹子的说法，笔者认为也是站不住脚的。对此，袁世凯也曾质疑，说“岂有督师子孙而忘仇事虏者乎？”。
但可笑的是，就连袁世凯也发疯般往袁崇焕身上靠。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寻求复辟帝制。为了美化自己，不惜给自己寻找体面的祖宗，以此增加政治资本。
这一找，他就找到了袁督师身上，为增强说服力，东莞学者张伯桢还特为此编了一本《袁氏世系》，其中硬是让袁世凯和袁崇焕扯上了关系。然而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这场闹剧也就落下了帷幕。
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清末，国家倾危，人们渴望英雄来救国救民，而袁崇焕正好符合这一形象，于是便被清人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英雄人物，因此便有人站出来自称是袁氏后裔，以增强自身影响力。
总之，对于袁崇焕后裔之争的背后，其实蕴含的是晚清以来人们对袁崇焕的英雄崇拜情节，如果他只是一个小人物，自然是不会有人冒认祖宗。
综上所述，袁崇焕之死系多种因素作用，在他被凌迟处死后，其妻女兄弟都被流放云南，经乾隆年间考证，袁崇焕仅有一继嗣袁炳，并无嫡系后裔，至于那些冒认祖宗的人，或许都是出于对他的崇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