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元311年永嘉之乱的爆发，西晋王朝逐渐在风雨飘摇中走向了溃败。在南方经略徐州的西晋琅琊王司马睿趁势而起，在王敦王导兄弟的助力下定都建康建立起东晋王朝。东晋王朝虽然建立，但是其面临的是外有强敌，内有门阀的苦难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晋元帝司马睿披肝沥胆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让东晋王朝的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而这种繁花似锦的局面并不是永久性的，东晋的士族政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东晋的皇权在几番沉沦之后最终走向覆灭，门阀最终全面掌了控朝廷，皇帝最终沉沦为傀儡。
晋元帝振兴皇权的原因
但凡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强势独裁，手腕通达的皇帝。因为在王朝的建立过程中，这些帝王往往是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征伐和风波诡谲的权力斗争的。而其面对的对手也是一方豪杰，这种“养蛊”式竞争下所诞生的开国帝王，自然不会出现皇权旁落的情况，宋太祖赵匡胤就曾言“卧榻之旁，岂能容他人安睡”。
然而晋元帝的上位之路是通过和士族门阀的合作完成的。公元318年晋元帝在建康登基称帝，但是其在东晋王族中的威望并不够，因此他采取和王族家族合作模式去增加自己的整治资本，王氏子弟王导和王敦分别被拜为丞相和大将军，史称“王与马，共天下”。双方在度过王朝草创的蜜月期之后，嫌隙渐生，大权旁落的晋元帝尚存内圣外王的意志，振兴王权打压门阀的成为其所实施的政治纲领。
晋元帝振兴皇权的方式
1.欲行法家以立威
振兴王权的第一步自然是建立皇帝的威严，那么何种手段是封建王朝时代最简洁最高效的立威手段呢？答案就是“杀人”。虽然说皇帝在封建王朝是最高的统治者，但是随意的杀人是昏君行径，追求王化的晋元帝自然是无法如此操作的。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更法度，行法家”，众所周知法家主张以严刑峻法统御家国。
公元313年，晋元帝启用了刘隗作为右丞相，专管行宪之事。刘隗上任之后就雷厉风行的贯彻晋元帝的主张，对一批妄尊法度的士族门阀子弟举下了屠刀，首先遭殃的就是王氏的门徒，桂阳太守程甫是王敦的拥趸，刘隗发现其存在奢靡渎法的行为之后就直接将其下入狱中处死。这种向士族门阀挑衅的行为自然其暨，“隗劾奏文致甚苦，事虽被寝，王氏深忌疾之”。
2.检籍户口敛财货
财政税收的高效和完备是检验一个国家繁盛的重要基础，晋元帝在行法家立威之后的第二部就将改革的目光投向了财政税收领域。然而在当时那个士族林立的时代中，进行税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究其原因就是士族们控制了国家大量的土地，纷纷建立了乌堡庇护大量的流民作为佃户，史称“投庇大姓、不贯户口的私客”。士族们不事生产，佃户和流民们生产的财富被士族们侵吞，而这些财富的占有着，只需要向国家缴纳少量的税赋。
这种情况下家国谈何兴盛，皇权如何振兴？因此，在公元318年，晋元帝就下召“两千石令长当抵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这种虎口夺食的改革方式，士族高门们能够心安理得的接受吗？我想历史会给我们答案。
3.振兴兵事制王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者，兵事也。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晋元帝振兴皇权的下一步，就是将权力的触手伸向军队。东晋初年，国家的军事力量主要掌控在王敦手中，王敦的官职为荆州牧。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荆州位于长江上游，可以北抵五胡，沿长江又可以直下都城建康。这种战略之地在王氏手中，对于晋元帝来说就感觉头上挂着一柄悬而未落的剑。
然而，军事改革相对于其他改革是最为艰难的，军权自古都是敏感的，对于君王来说将这个权柄属于谁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晋元帝选择的是给予宗室，宗室相较于群臣，毕竟血脉相连，自然多了一份天然的亲近。公元320年，晋元帝将王室成员司马承表为湘州刺史，其目的就是掣肘王敦，史记“帝欲树藩屏，以谯王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以抗王敦”。
振兴王权的结果和东晋士族的反击
在通过行法家，检户籍，兴兵事这三贴补药下去，已经危若累卵的东晋王权终于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晋元帝逐渐有了掌控中枢，令由己出的权势，东晋士族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的压制。
然而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并不能将王权和士族权利剥离开来。究其原因就是东晋属于偏安一隅的王朝，北方五胡的存在，让东晋的士族和王室必然要抱团在一起，所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晋元帝本身也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其对掌控军权的王敦有着很深的忌惮，但是对于处在中枢的王导依旧礼遇有加，常对他人言“导德重勋高，孤所深倚，诚宜表彰殊礼。而更约己冲心，进思尽诚，以身率众，宜顺其雅志，式允开塞之机”。王导本人对于晋元帝也是极其尊重的，晋元帝接受百官朝拜的时候，司马睿就曾经邀约王导同坐玉撵一同受贺，王导就拒绝说到“如果太阳也和地下万物一样，那么老百姓该到哪里沐浴光辉呢？”
由此可见，晋元帝和王导两人，对于东晋朝局的看法是相同的，他们都在通过自己方式去维护这种微妙的默契，使王权和士族权利的相争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却被一个野心家打破，这个野心家就是王敦。
1.欲行兵事起祸乱，王敦假以清君侧
晋元帝对于东晋士族的打击，让王氏家族另外一个掌舵人王敦感到非常的惶恐和不满。对于这种惶恐和不满王敦选择了非常激进的反击，就是起兵作乱。古代大臣或者藩王起兵总要寻找一个合适理由来对其野心进行粉饰，常用的就是“清君侧”，王敦也不能免俗。
公元322年正月，王敦就以刘隗“惑乱上听”的名义兵发建康。听闻王敦起兵，晋元帝大怒下召“今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但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虽然朝廷有着“大义”的名分。但是晋元帝刚刚建立的军队，并不是已经经营多年的王敦的对手，当年的三月王敦的大军就已经兵临建康，这种局面下司马睿不得不放弃刘隗，让其出逃。王敦的叛乱达到了其名义上的清君侧的效果。
在这场叛乱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东晋士族们的态度，这些士族们虽然没有像王氏的王敦一样直接随军出击，但是也没有对晋元帝有实质上的帮助。这表明东晋士族们对于王敦起兵的默许，也是对于晋元帝改革振兴王权的不满
2.图谋篡位称帝王，奈何兵败身灭死
公元322年，经过王敦清君侧之乱的晋元帝心力憔悴，与当年末在建康含愤而死，太子司马绍即位称帝，整个朝廷的局面处于“主少国疑”的阶段。公元323年，已经安耐不住图谋天下的野心的王敦，自身军事驻地，从荆州移动至扬州，直接将触手延伸的建康附近。朝臣们 也在这种情况下纷纷站队，一时之间多数大臣和王敦的联系日系紧密，似乎争先恐后的相当“从龙之臣”，史记“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
这种千钧一发的情况下，首先发难的却是司马绍，公元324年司马绍决定亲征王敦。为了能够稳定军心，司马绍宣称王敦已死，进而消除兵卒们对于王敦的畏惧。听闻司马绍为其颁布的“死讯”，王敦勃然大怒，加上本身就是年近花甲抱病之躯，也自然无法在烦劳的军事行动中投入全部的精力，导致战事不利。
此外，给予王敦致命一击的是王导，王敦怎么也想不到同为王氏家族自己的堂兄王导，尽然会配合司马绍的战略，公然为自己发丧，这让多数以王氏家族为尊的士族门阀们并没有站队王敦。公元324年王敦兵败，王敦之乱随着王敦的死亡而结束。
结语
东晋的王权虽然经过晋元帝的振兴得到一定的发展，然而王敦之乱终止了这个势头。虽然王敦之乱最终的胜利者是司马王室，但是这种胜利何尝不是王室对于门阀的一种妥协呢？王导在两次王敦之乱中截然不同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王敦打着清君侧的名义作乱的时候，王导默不作声，这种行为说明他对于站在晋元帝边上的刘隗的不满，也是对于王室想要大规模揽权的不满。
当王敦选择直接“代天子自立”的时候，王导就清醒了，他知道天下需要司马王室的存在，向往王化的臣民不知凡几，因此这个时候王导就选择了站在了王室的一边。王导的关键的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王室兴衰。就此，我们可以知晓，在东晋的政治环境中，门阀政治依旧占据主流，晋元帝振兴王权的行动终究随着时代潮流化为云烟。
参考文献：
［1］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2］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1956．
［3］田余 庆． 东 晋 门 阀 政 治［M］． 北 京: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