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初十日，明仁宗朱高炽下旨加赐荣国恭靖公姚广孝为少师，并特命其配享太宗文皇帝朱棣庙庭。当时配享太庙的共有十六位功臣，除了姚广孝以外，其余十五人都是功勋卓著的武臣，名单如下：
中山武宁王徐达、开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阳武靖王李文忠、宁河武顺王邓愈、东瓯襄武王汤和、黔宁昭靖王沐英、虢国忠烈公俞通海、蔡国忠毅公张德胜、越国武庄公胡大海、梁国武桓公赵德胜、泗国武庄公耿再成、永义侯桑世杰，河间忠武王张玉、东平武烈王朱能、宁国忠壮公王真。
徐达等人是大明开国功臣，张玉等人也是靖难元勋，都为太祖朱元璋和太宗朱棣登基立下了赫赫战功。那么姚广孝以一介文臣，他到底凭借什么样的功劳得以配享太庙呢？而一百年以后的明世宗朱厚熜又为什么要把他踢出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奉天靖难策划人
姚广孝，苏州长洲人，生于元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姚家世代行医，然而在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十四岁的姚广孝却剃度出家，法号道衍。后来又拜通玄明素弘道法师席应真为师，学习阴阳术数、兵略、占候诸学。从道衍和尚的这些举动来看，这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而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为他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正月，朱元璋和一代儒宗宋濂讨论用人之道。老朱认为人才不能光从世族中选拔，佛道之家也有不少贤能之士。宋濂对此大加赞同，立刻推荐了包括道衍在内的一批僧人，于是老朱下旨召他们入京。
濂对曰：“诚如圣谕。昨有僧名传者，能勤于学，以所为文求益于臣。观其文甚有可取，此其才或有可用者。”—《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
不过兴许是朱元璋慧眼如炬，看出了道衍那颗不安分的心，所以本次并没有对其重用，只赐了一件僧衣而已。在京师待了几年出不了头，道衍依靠好友僧录司右觉义来复的推荐，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在天界寺谋了一个僧职。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马皇后崩逝。朱元璋下诏为诸王挑选高僧随侍，以便于诵经祈福。同样不安分的燕王朱棣和道衍和尚一见如故，将其带回了封国北平。据说道衍对朱棣表示能给他带来一顶白帽子，所谓王上加白就是一个“皇”字，可见二人的野心。
在北平之时，道衍虽然居住于庆寿寺之中，但却时时出入王府，按《明史》的说法就是“迹甚密，时时屏人语”。两个野心家聚在一起，自然不会谈天论地，无非是窥伺朝廷动向。
靖难功劳
对于道衍和尚在靖难时候的功劳，我们既不能贬低，也不能神话。靖难之役的胜利，是靠着朱棣以及十数万将士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但是没有道衍和尚在关键时刻的点拨，这一战要想赢，可能还会走不少弯路。具体都有哪些核心建议呢？我们来看一看。
在朱允炆大力削藩之际，朱棣对于是否要起兵造反一直心存犹豫，因为一来双方实力差距明显，二来朝廷仍然深得民心。关键时刻，正是道衍和尚一句话打消这位燕王殿下的顾虑：“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意思就是老和尚我夜观天象，燕王您就是天子，担心什么民心向背？
当然道衍有一条比夸夸其谈的刘伯温要强，因为他真的打过仗。燕王起兵之后由于兵力不足，打算冒险突击大宁，将宁王护卫收归己有。朝廷大军在曹国公李景隆的率领下，趁机在北平城发起了全线围攻。多亏燕王妃徐氏、燕世子朱高炽和道衍和尚并肩作战，才保住了北平城。
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白沟河之战后，朱棣乘胜进攻济南，未曾想连攻三月而不克。关键时刻，又是道衍和尚给朱棣送信，告诉他“师老矣，请班师”，燕王这才回师北平，避免了进一步的失败。到了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年底，道衍又给朱棣提了一个决定性的建议：“疾趋京师”。后面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燕王千里南下直取京师，终于成就了自己的皇帝梦想。
三代帝师
著名相士袁珙曾经为道衍看过相，认为他“形如病虎”，将来一定会成为刘秉忠一样的人物。刘秉忠以一介布衣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中指点天下，甚至连大元的国号都是他取的。和刘秉忠不在乎官位相同，道衍在靖难后也只要了一个正六品的僧录司左善世。所谓“大隐隐于朝”，唯道衍而已。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燕世子朱高炽被册立为皇太子，高阳王朱高煦给册封为汉王，储位之争至此暂告一段落。此时的道衍再度出山，出任太子少师。考虑到道衍以和尚身份在朝为官不方便，朱棣恢复了他的本姓，并赐名广孝。
壬申，命僧录司左善世道衍为太子少师。复其姓姚，赐名广孝。—《明太宗实录卷三十》
到了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四月，皇长孙朱瞻基（即日后的明宣宗）出阁读书。朱棣命姚广孝对其进行辅导，特意要求与之讲论可以经纶天下的内容，不必像儒生那样以“绎章句工文辞为能”。
姚广孝尽心尽力辅佐太子和皇长孙（后为皇太孙），如果算上朱棣，那他就是三代帝师。不过这位昔日的道衍和尚不忘初心，退朝之后就回庙里脱下朝服换回僧衣，故而时人称其为“黑衣宰相”。
姚广孝原本一直待在南京，而朱棣已经在去年常住北京，也许是自知寿数将终，这位神人特意赶去北京和皇帝见了一面，顺便让朱棣释放了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三月二十八日，太子少师姚广孝去世，终年八十四岁。朱棣伤心异常，辍视朝二日，赐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将他葬于房山县东北。
至是自南京来朝，车驾临视者再。既卒，上悼惜之。—《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
双标皇帝朱厚熜
在太庙中平安过了百年之后，姚广孝的牌位在明世宗嘉靖年间迎来了生存危机。
明世宗朱厚熜，兴献王朱祐杬次子，明孝宗朱祐樘之侄、明武宗朱厚照堂弟，原本并没有入继大统的机会。但是武宗驾崩后既无子嗣也没有兄弟，朝廷只能用“兄终弟及”的方式让朱厚熜从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来北京即位。
这位小宗入继大大宗的皇帝，堪称明代历史上最作的皇帝。除了折腾自己生父朱祐杬的名分以外，世宗还特别崇信道教，将龙虎山道士邵元节封为“清微妙济宁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兼管朝天宫、显灵宫和灵济宫，并总领天下道教。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八月，世宗给口谕内阁诸臣，让他们讨论是否应该继续在太庙中留着姚广孝的牌位。
甲申，上谕辅臣曰：“廖道南尝言姚广孝弗宜配享太庙。夫广孝在我皇祖时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当遽更。但广孝系释氏之徒，使同诸功臣并食于德祖、太祖之侧，恐犹未安。礼官虽曰遵畏成典，实非敬崇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六》
这里的廖道南是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进士，现任右春坊右中允，算是皇帝的心腹，他的意思自然也是朱厚熜本人的意思。经过“大礼议”之争，文官们都已经被收拾得服服帖帖，谁敢出头提反对意见，何况他们和姚广孝又无亲无故。
于是在和大学士张璁、桂萼等人商议之后，礼部尚书李时表示“削发披缁，沾荣俎豆”，确实不合时宜。其牌位理应从太庙中撤去，可移祀于大隆兴寺内，每岁春秋遣太常寺致祭。三代帝师，就这样被搬出太庙，一脚踢进冷宫。
然而头铁的人总是有的，针对姚广孝牌位之事，兵科给事中高金上奏要求皇帝一视同仁。既然姚广孝这样的靖难功臣，也因为佛门子弟的身份不能配享太庙。那么邵元节和李得晟这样的真人，怎么能和二品高官并排站立，应该一并贬斥才对。世宗大怒，一面让锦衣卫对高金进行拷问，一面又假惺惺地让礼部对姚广孝地位问题进行重议。
上曰：“金所言虽若纳忠正君，而实则不然。真人之封赠赐祭已久，何至今日乃言，此必有使之者？其令锦衣卫逮问。且因姚广孝配享之事，谓朕不自克治之意，礼部再议以闻。”—《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七》
有高金这个榜样，礼部还敢议什么呢？尚书李时表示撤去姚广孝的牌位是为了“正祀典”，而留着邵元节等人供事是为了“存祈禳”。所谓的祈禳，就是道教最富特色的法术。所以为了“正祀典”，哪怕是姚广孝这样的功臣也“去之而不疑”。而为了“存祈禳”，哪怕是邵元节这样的道士也“用之而不避”。难怪人家李大人能做到尚书，这一篇马屁文章做得四平八稳，不愧是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进士出身。
结语：当年让姚广孝配享太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功劳，另一方面也和仁宗和其私交，同时借助其在文人中的影响力有关。而世宗将他踢出太庙，自然和他本人兴道抑佛有关。可叹姚广孝一代谋臣，且惨遭朱棣后代如此对待。
不过依姚广孝的心性，只怕寄身于大隆兴寺，才是他真正中意的归宿。
最近笔者听说了一些特别神奇的说法，指出明初皇嫡长孙朱雄英和皇后马氏之死，都和姚广孝有关，目的就是为了扶持朱棣上位以报复朱元璋。这样让人瞠目结舌的惊天结论，不知有何史料支撑？笔者倒很有兴趣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