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纷纷扰扰，人物千千万万，46集的《大明王朝1566》，一言以蔽之，“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胡宗宪成也严党，败也严党；沈一石，兴于丝绸，亡于丝绸。种什么因，必然结什么果。执掌大明权柄二十年，严嵩的败亡也是如此。
在25集中，郑泌昌、何茂才被抄家，徐阶主持了内阁日常事务。严嵩感觉到了山雨欲来的危机。于是，他只能打出了自己的底牌——胡宗宪。
严嵩让儿子给胡宗宪写信，告诉他倭寇“不可不剿、不可全剿”，明示自己的学生要养寇自重。虽然风吹浪打，但是此时的严嵩依然闲庭信步。在给胡宗宪写信的工夫，他不忘现场给儿子上政治课。他是这样教育儿子的：
“不是皇上离不开我，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二十年了，你爹不光杀人、治人、罢人，也会用人。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跟皇上过不去的，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只有用对了人，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这段话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严嵩能够在大明朝屹立不倒二十年的关键原因——用人。用严嵩自己的话说，只有用对了人，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严嵩自诩善于用人，那么他用的人都发挥了哪些作用呢？对此，严阁老自己是这样说的，“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跟皇上过不去的，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
这几句话虽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但是却从侧面说明了严党对于嘉靖皇帝的价值：搞钱、打仗、背黑锅。
这三件事既是嘉靖任用严党的原因，也是严嵩等人的护身符。只有善搞钱、能打仗，还能背黑锅，嘉靖自然不会动倒严的念头。
毕竟，在替代人选出来之前，严嵩就只能是皇帝的唯一选项。清流不善敛财，吕芳干不了脏活，除了胡宗宪没有人剿倭——在这样的背景下，严嵩执掌内阁毫无悬念。
然而，随着时光的车轮驶入嘉靖四十年，严阁老忽然发现，时代变了。
最直观的体现是钱难搞了。从第一集的御前会议上我们就能看出，大明朝的国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亏空。
开源无门，节流无方。虽然给国库搞银子的还是严阁老的徒子徒孙，但是收入进项肉眼可见的急剧减少。严党任用的官员上下其手、贪墨成风，早就成了喂不饱的貔貅。
鄢懋卿两淮两浙巡盐归来，一共收回了五百三十万两银子。乍一看，这成绩比之前嘉靖派出的巡盐御史高了不知道几个档次。毕竟，御史们两年一共才收了三百一十万两银子。冒青烟的鄢懋卿一去，效果立竿见影，税收大幅增长。
不过，世上的事都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嘉靖、吕芳对话时曾说过，太祖、成祖时期的盐税是每年一千万两。两厢一对比，我们才能发现各级衙门的贪墨有多严重。即使到了严党生死攸关的档口，各地方官员还不愿意将吃进去的肉多吐出一分。
对于嘉靖而言，至此，严党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搞钱的价值。
雪上加霜的是，背黑锅的任务也面临着被人抢走的风险。在吕芳犯错后，极速蹿红的陈洪成为了严嵩的威胁。陈洪执掌东厂、锦衣卫，心黑手狠，还是个急于上位、不择手段的表演型人格。
陈洪不怕背骂名，乐于干脏活，这样的天选工具人，嘉靖自然会给予重用。随着从陈洪的异军突起，严党干脏活的使命交给了别人。
钱越来越难搞，脏活越来越少，严嵩的处境岌岌可危。但是，他依然自信地对儿子说，临时主持内阁事务的徐阶坐不稳。
因为，严嵩还有自己的底牌——胡宗宪。
剧中曾无数次地重复过一句话，“大明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这句的精简版是这样的——大明不可一日无胡宗宪。
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军政双优的胡宗宪是难得的人才。他不仅是严党立足东南的底气，也是清剿倭寇的担当。
对于严嵩而言，搞不到钱，无锅可背，这些虽然伤筋动骨，但是不会致命。只要胡宗宪一日在朝，严党就一日不会倒。
所以，在大厦将倾之际，他才会让儿子给胡宗宪写信，遥控指挥他养寇自重。
毕竟，严嵩比所有人都清楚，在搞钱、打仗、背黑锅的三件套中，只有打仗的胡宗宪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大明朝，无论谁来，都不能荡平东海、剪灭倭寇。
于是，有了胡宗宪，严嵩自然可以高枕无忧。
只是，胡宗宪是严嵩的门生，更是朝廷的重臣，在知遇之恩与民族大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于是，随着台州大捷、铲除倭患，严嵩已经失去了立足朝廷的可能。
曾经，他的人在给国库搞钱，他的人在边关打仗，他的人在给皇上干脏活。如今，钱难搞、活不干，连倭寇都被胡宗宪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
三张王牌都变成了废纸，三重护身符变成了催命符。
严嵩，以三件事兴，以三件事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