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同品味历史、感悟思辨。
历史的信噪比，只有达到一定的阈值，我们才能还原出历史真相。而大量的细节真实，远达不到这个阈值。所以，真相无法还原。因此，有人才会说正确的历史观比历史细节更重要。
信噪比足够大，就是信息的能量远远大于噪音的能量。比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国胜了、赵国败了。即便是赵国史官写史，也必须这样写。
信噪比不够大，就是信息的能量远远小于噪音的能量。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为何临阵换将、秦国到底坑杀多少赵军。这些细节无法还原。
因此，西方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才会日益盛行。大历史，是从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历史。所以，它的基础信息就是信噪比足够大的史料依据。秦朝之后是汉朝，这是不容置疑的；秦朝胡亥是怎么继位的，这是众说纷纭的。但大历史只以前者为基础信息，而完全忽略后者。
所以，大历史往往是在输出一种历史观，而不是在还原历史真相，特别是那些细节真实。
古希腊诗人安基洛克斯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大历史恰恰就是刺猬。它以信噪比足够大的史料依据为基础，以严密的逻辑推理为工具，然后输出一种自洽的历史观。于是，历史难免就有了一种“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感。而这种宿命感，又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确定感：原来历史就是如此，必然性大于偶然性、大趋势碾压小趋势。
但是，真实的历史，从不拒绝偶然性。
习惯了大历史的思维方式，我们关于历史的认识必然会走向僵化。“拿着锤子的人，看啥都像钉子”，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就是拿着锤子的角色。
公元986年，赵光义发动了雍熙北伐，东路军惨败导致整个北伐失败，此后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几无可能。
雍熙北伐失败，这个信噪比足够大。于是，大历史可以据此分析：幽云十六州如何重要；北宋为何不能成为强势帝国；以及契丹、女真以及蒙古等草原民族如何与众不同。
但是，雍熙北伐为什么失败了？
三十万举国精选的大宋禁军，老中青三代荟萃的大宋名将，还有堪称绝妙的战场设计，宋朝是怎么失败的？
这是大历史无法解释的，因为噪音太多，信噪比太小。
如果非要大历史“为赋新词强说愁”，那其仍旧要从必然性中找依据。比如契丹大辽的二元政体、从渗透型向征服型转变的草原民族以及中原王朝无力输出秩序，等等。
怎么才能在历史的噪音中寻找历史的真相呢？特别是这种历史细节的真实。这时候你需要做一只狐狸，而不能做一只刺猬。
但是，做一只狐狸，首先不是知道很多小事，而是不抱成见地保持敏感。
雍熙北伐，最吊诡的地方就是曹彬的东路军。这是北伐的绝对主力，总共三十万人北伐，而曹彬东路集结了将近二十万人。
其中东路的曹彬部有10万人（赵光义言：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另，东路的米信部，实际上也要归到曹彬辖下；同时宋朝的水军已在渤海湾集结。而曹彬的职务是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所以曹彬就是北伐河北战场的总指挥。再加上河北百姓投军参战，所以推算兵力规模在20万上下。
赵光义为什么要在东路的河北战场集中这么多军队？
因为距离。自雄州到涿州，一马平川，总共100里；而自涿州至幽州，还是一马平川，总共120里。北宋东路主力一个冲锋就能干到涿州。这时候，再往前冲60公里，就能干到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打击半径足够短，打击效率和打击烈度就能足够强。而关键还是辎重运输的成本，也会足够低。
但是，偏偏就是东路军出了问题。问题的关键点是涿州。
雍熙北伐，宋军与契丹率先接战的，恰恰就是东路军。时间是公元986年的三月初五，地点是固安（今河北固安）。之所以东路军率先打响，还是因为距离。中路田重进所部，从定州出发，要跑到太行山里、攻占飞狐口。西路潘美所部，要跨过雁门山进入大同盆地，攻占山后四州。这些人就是再快，也没有曹彬快。
三月初五当天，曹彬部攻克了固安。然后，马不停蹄，三月十三日，宋军攻取涿州。而涿州到幽州的距离，只有120里。此时镇守幽州的，是大辽战神耶律休哥。但这个战神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龟缩在幽州城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太行山两麓的州城，被宋军一个个地拔掉。
耶律休哥为什么不能赶到涿州、野战宋军？因为打不过。为什么不能支援蔚州、飞狐口以及山西四州？因为没有兵。契丹大辽，在三月初六，才开始举国动员。所以，耶律休哥能做的，只能是守住幽州。
但是，曹彬所部在涿州呆了十多天，然后撤军了，直接退回到了雄州。
彬留十馀日，食尽，乃退师雄州以援供馈。
雄州，是曹彬部和米信部的出发地。曹彬的东路主力，相当于退回原点。而退军的原因居然是粮食。
雄州到涿州的距离，也就100里，比涿州到幽州的120里还要短。当时，河北和山西的大宋百姓已经全部动员起来。发动百姓，不是战场冲锋，一个是侦查敌情；一个是充当向导，但主要是辎重运输。100里的距离，北宋战前准备就是再仓促，也能把粮食运过去。如果曹彬部缺粮食，那中路的田重进和西路的潘美就没法打了。这两路搞的是大迂回，先杀到太行山里，然后再从太行山里杀到幽州。两路合计兵力不下十万人，他们的粮食怎么解决？而直到东路战败，这两路也没有缺粮食。
所以，曹彬退出涿州，就非常无厘头。
赵光义接到战报后，立即就被曹彬的诡异操作给惊着了。这个中二天子甚至开始质问苍天：岂有敌人在前，而却军以援刍粟乎？哪有敌人在前，却要退军接应粮草的？
但是，错就错了，错了就要认、挨打要立正。赵光义只能将错就错，诏令曹彬部与同为东路的米信部会师，然后沿着白沟河设防。即所谓：
勿复前，引师缘白沟河与米信军接，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
但是，还还没完。更吊诡、更无厘头的事情发生了：曹彬抗旨了。史书所载：
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
但是，这时候契丹萧太后已经兵临涿州以东五十里，战神耶律休哥的军队也已开出幽州。主要是耶律休哥，在雄州到涿州的一百里的路途上，疯狂冲击宋军。
这段路曹彬走了多久？
《续资治通鉴》记载是四天，但有资料说，应该走了20多天。后者更为可信，因为可以从时间上推算。
三月十三日，曹彬所部第一次进入涿州。十天后，退出涿州。四月十八日，辽军重新占领涿州。四月二十日，萧太后与辽圣宗移驾涿州东五十里。而曹彬第二次进入涿州后，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于是立即撤退。五月三日，宋辽两军在涿州西南三十里的岐沟关爆发大战。
曹彬部再次进兵涿州，不会在四月二十日之后动身。宋朝的谍报探马就是傻子，也能发现萧太后和辽圣宗移驾涿州了。路上遭战耶律休哥后，宋军只能一边挖沟、一边行军，因为要阻挡契丹骑兵的冲锋。这时候也没工夫探察敌情了，因为契丹人不允许。
而曹彬第二次进入涿州的时间，只能在五月初三前后。一个原因是粮草还是没能运过来；一个原因是宋军再傻也能发现契丹人来了。粮草不济、契丹包围，曹彬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只能赶紧撤退。
但是，这时候退，已经晚了。接下来就是岐沟关惨败、拒马河惨败、沙河惨败。东路主力的二十万大军，基本上就被契丹人报销了。
雍熙北伐的战场设计是左拳猛砸、右拳威势。左拳是中路田重进和西路的潘美，这两个人要把幽云十六州的山后诸州全部拔掉，然后杀到幽州城下。而契丹之所以不敢阻止宋军的中西两路，是因为曹彬的这只重拳虎视眈眈。契丹胆敢重兵山北，曹彬就敢直下幽州。但是，曹彬这一路给打没了，中路和西路失去了意义。
首先要保持敏感。只有敏感，才能发现历史叙事中的各种不正常。东路曹彬所部，只有一件事是正常的。那就是再次攻占涿州后、赶紧撤退。其余的退出涿州不正常、抗旨进军不正常、耗费战力死命进军也不正常。
其次要在小事中辨析出哪些是信息、哪些是噪音，然后才能去除噪音、找到信息，最终还原最大概率的历史细节。
这需要方法。
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找到最不能忽视的噪音。噪音的特点是未知，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没用，不含有直接价值的信息；不绝对，有的噪音可以转化为信息。
看书的时候，孩子的吵闹声是噪音。但孩子突然不吵了，这就是信息。这时候，需要赶紧查看孩子是不是出事了。所以，孩子的吵闹，也是信息。因为它能告诉你孩子还在你身边而且没有出事。这就是噪音可以转化信息。
在雍熙北伐中，最不可忽视的噪音就是北宋皇帝赵光义。赵光义没有出现在战场上，但他输出的噪音却是巨大的。
赵光义到底有没有对曹彬施加影响？如果赵光义施加了影响，那么各种无厘头的操作都要记在赵光义的身上，而不能记在曹彬身上。但这个信息你找不到，因为史书上没记载。但做过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因为信息不能孤立存在。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赵光义的战场布局堪称绝妙，但赵光义的战场指挥却只能用平庸来形容。如果是赵光义指挥雍熙北伐，他完全有“能力”搞出各种无厘头的操作来。
第一次幽州之战，高梁河惨败，是由赵光义亲自导演的。关键是，这位大宋皇帝居然丢下全军将士，自己跑路了。赵光义的战场表现为什么平庸？今天的你，取决于昨天的你。赵匡胤是打上来的皇帝，所以英明神武。而他这个弟弟赵光义，却没有经历战场考验，所以表现平庸也就情有可原了。
雍熙北伐中，曹彬的胡乱操作，到底跟赵光义有没有关系呢？事件上、言语上，都没有关系，但心态上有关系。
按照赵光义的绝妙布局，曹彬所部不能推进那么快，但曹彬攻占涿州了。
所以，赵光义的心态是担忧。
每捷奏至，帝颇讶彬进军之速，且忧契丹断粮道。
于是，曹彬退出涿州。但曹彬涿州撤退后，赵光义彻底被惊到了。但也只能将错就错，让曹彬与米信沿白沟河布防。
所以，赵光义心态是后悔。
即所谓“帝闻之大骇”，开始觉得太快，现在退回来了，赵光义又“大骇”了。虽然是“大骇”，而实质则是后悔。
于是，曹彬不顾诏令，再次进军幽州，然后直接导致全军被围。接下来，才有岐沟关的一系列战败。
可以说，赵光义是怎么想的，曹彬就是怎么打的。曹彬的各种操作，一直跟着赵光义的心态变化上下起伏。
那么，赵光义到底有没有施加影响呢？还是不确定。还可以借助另外一个方法，即找到稳定的信息，或者说是固定频率的噪音。
历史上的噪音很多，但固定频率的噪音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一种稳定的信息。
曹彬的战场履历和性格特点，跟雍熙北伐没有直接关系，只能算做噪音。但是，信息和噪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单单根据曹彬的战场履历和性格特点来看，曹彬这个人能在雍熙北伐中搞出如此多的诡异操作吗？
大宋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开国元勋，一个是潘美，一个是曹彬。但曹彬是大宋第一良将，要胜潘美一头。潘美的特点是敢打敢冲，曹彬的性格是稳扎稳打。所以，雍熙北伐中，左拳猛砸的任务，交给了潘美。而统帅主力的任务，则交给了曹彬。
曹彬这个大宋第一良将的高光时刻，应该是攻灭南唐之战。赵匡胤把灭国大战的任务都交给了曹彬，而曹彬也出色地完成了。但完成的并不精彩，因为曹彬太过稳扎稳打，金陵城下拖延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是曹彬的性格特点，即稳重，可以不立功但不能犯错误。
而曹彬攻灭南唐之所以稳扎稳打，还因为赵匡胤要求这么打：不求速战速决，但求战场俘心。简单说，就是打慢一点儿不怕，但自己不能死太多人，也不能让南唐死太多人，因为以后还要统治南唐。
赵匡胤对曹彬的评价是：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曹彬只能算二流名将，没法跟汉朝的韩信、唐朝李靖相提并论。原因就是太老实，神奇的骚操作几乎没有。而其原因就是听话，他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全部命令。就是这种性格特点，曹彬可能搞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操作吗？
但是，第二次进攻涿州，曹彬就是在违抗赵光义布防白沟河的诏令。退出涿州，反常；再攻涿州，反常；关键是违抗诏命，更反常。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符合曹彬的战场履历和性格特点。
如果还是不能确定赵光义施加了影响，那么还可以借助第三个方法，即从不同的维度去消除噪音。
岳飞就是要北伐、赵构就是要议和，于是赵构杀了岳飞。但是，岳飞为什么不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斩后奏，给你生米煮成熟饭，直接干到黄龙府再说。岳飞可以撤军，但岳飞为什么不学安禄山？捏着南宋最强军事武装，回头就能打到临安府、改朝换代。不想改朝换代，做个权臣也行，比如东晋的刘裕。
你换个维度来思考岳飞，就能理解这些问题。宋朝的节度使跟唐朝的节度使完全不一样，而最大的差别就是没钱。岳飞的军队要打仗，但打仗就要发军饷、转辎重。而这些事都不是岳飞自己干的，而是皇帝赵构干的。安禄山呢？范阳军雄冠八镇之首，同时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这就是安禄山的实力。岳飞没有这个实力，所以岳飞当不了安禄山。
雍熙北伐中，曹彬搞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我们换个维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曹彬能搞成吗？
打死曹彬也搞不成。因为曹彬所部是有监军的，即内客省使郭守文为都监。监军是干什么的？就是逼着将军一定要贯彻皇帝意志的狠角色。但是，监军有能力左右主帅意志吗？
灭国北汉之时，名将郭进大破辽军于石岭关，但随后就被监军田钦祚逼得自杀。郭进的例子太远，而雍熙北伐的例子则足够近。潘美是西路军主帅，杨业是西路军副帅，王侁和刘文裕是所部监军。但是，力主出战的就是王侁和刘文裕这两个监军，而杨业也是被王侁玩死的。
曹彬因为部将群情激愤，所以抗旨出兵。那监军郭守文呢？这个人会突然变成了空气吗？
既然赵光义已经下达了沿白沟河布防的诏令，曹彬就只能听话。
关键是这个诏命没有错误，放弃涿州已经不可改变。那就沿白沟河布防，仍旧可以威势幽州。幽州的契丹主力，仍旧不敢动。曹彬的战法特点是稳扎稳打，布防白沟河就是稳扎稳打，曹彬没理由拒绝。曹彬的性格特点是听话、不欺主，皇帝有了明确而正确的命令，曹彬没道理反对。关键是制度上不允许。大宋监军完全有能力玩死主帅，郭守文不同意，曹彬就动不了。
如果还是不能确定赵光义施加了影响，那么还可以借助第四个方法，即从冗余信息中寻找答案。
曹彬东路战败之后，知大名府赵昌言，“上书请斩败军将曹彬等”。东路主力就是被曹彬玩死的，所以主帅曹彬、副帅崔彦进以及另一路的主帅米信，全应问罪当斩。当然，更跑不了东路军的都监郭守文。
赵光义当即褒奖了上书直谏的赵昌言，直接拜为御史中丞。但这只是在堵住赵昌言的嘴：你不要再说话了，朕自有主张。
然后呢？对曹彬、崔彦进、米信以及郭守进的处理，仅是降级。而一年之后，曹彬却升任侍中、武宁军节度使。侍中这个头衔，在北宋不多见，全称应该是门下省侍中。而门下省侍中，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北宋削弱了宰相的权力。于是，侍中，包括中书省的中书令，都成了节度使的加衔。虽然你只是个节度使，但如果加了侍中这个头衔，那你就相当于宰相一级，即“使相”。
所以，侍中这个头衔才是关键。雍熙北伐之前，曹彬就是侍中；战败问罪一年后，曹彬又是侍中。这相当于官复原职。而那个监军郭守文呢？慢了一点儿，要到988年才官复原职，但随后火箭飙升。到989年死的时候，赵光义追赠其为侍中，赐谥号为忠武。
曹彬虽然打没了东路主力，但基本没受惩罚。而把杨业玩死的西路主帅潘美呢？潘美可是立功了，除了杨业这件事，他完成了全部战略任务。你就是怎么算，也得说西路潘美打得不错。而潘美却连降三级，但潘美的处置还是不算重，因为这也是自己人。但那两个监军就惨了，王侁和刘文裕，削职免官加流放。王侁因为是罪魁祸首，所以一直配隶金州，等召还回京的时候，就死在了路上。
那么，我们再问一句：雍熙北伐到底是怎么败的？
跟第一次幽州之战一样，罪魁祸首还是赵光义。第一次幽州之战的罪责，赵光义不认不行，因为他就在战场上。第二次幽州之战，赵光义却完全可以说：此责在主将也。
曹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只能担下所有罪责。因为契丹人马上就要大举反攻。北宋这时候最需要团结，而团结的核心只能是皇帝赵光义。所以，错误的只能是主将，正确的一直是皇帝。撇清所有罪责的皇帝赵光义，马上要带领大宋子民对阵契丹人的疯狂报复。
雍熙北伐，到底是必胜还是必败？各种形势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的结果反推原因。而从小事聚焦到一个人身上，这只是赵光义又赌输了一次。掷骰子、押大小，赵光义再输一场。
这里只有偶然，没有必然。我们也只能拒绝刺猬的一件大事，而接受狐狸的很多小事。
刺猬到底是什么？应该是《Y先生语录》中的一段话吧，可能概括的最为契合：
有一种理想，兑现了说那是符合规律，落空了说这是违背常识。有一种赌博，赢肥了说那是正义必胜，输惨了说这是冒险必败。有一种表现，刑庭上说那是坚贞不屈，会场上说这是死不认错。有一种德性，战场上说那是灵活机智，官场上说这是世故圆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