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完成期，唐代的法律体系之中，更吸收了诸多佛教相关理念。天台宗、华严宗等，均以自身在佛教哲学理论和修行方法的突破，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其中，在本体论、实践观、整体观、生命观等方面，唐时的佛教均融入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元素，对“动物”这一生命集群提出了佛教独有的看法。
并且通过与儒家、道家的相互结合、相互吸收，逐渐世俗化，甚至融入唐代法律之中，成为唐代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思想源泉。
面对“动物”这一对象，佛教各宗派均提出了自己有关的理论体系，根据《华严三宝章》“夫法界缘起，如帝网该罗，若天珠交涉，圆融自在，无尽难名”。
华严宗认为，存在于现实之中的万物都由“法界”所发生，法界如即“至纯至净的圆明体、本觉智，是毫无杂垢的”，法界之“法”，概指事物。而法界之“界”，则为类别、种类。
据此，华严宗之“法界”从本原、本体论上否认了动物与人之区别。
“法界缘起”论为动物物质本体问题，弥合了与人的差距，而“众生皆有佛性”的平等观，则从价值与目的上承认动物自身，作为自己目的之价值，而非人之工具对象。
“佛性”又作“法性”、“真如”、“实相”，大乘佛教认为：“一切终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
即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其自身内在蕴含着“如来藏”之本质，针对“佛性”这一本真实在，众生处于平等地位。
“众生皆有佛性”说，除了从本质上论证动物作为价值目的的先验存在价值之外，尚且指出了动物作为众生的一员，通往“成佛”的路径的存在，即动物亦能通过某种途径，完成从畜生向佛陀的转变，动物亦存在着塑造自己未来的可能性。
此亦吻合了对“反应性”动物欲望的批判路径，众生皆有佛性的论调事实上否认了动物无法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总结，对未来进行塑造的无能性，而《宋高僧传》中便有鹦鹉因日习佛经而产出舍利的例子。
除了华严宗之外，隋唐各大宗派均有因果观之说。事实上，这类因果观承担了社会教化的功能，劝导人们一心从善，否则将伤及自己。
唐太宗便曾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为战死的亡灵建立佛寺，以求祈祷减免杀戮之过，这事实上便从官方层面，承认了佛教因果轮回观的存在。
“六道轮回”亦是佛教重要的世界观、因果观，《释氏要览校注》有言：“终生乐著深重，四洲受报不同，故各立一有。”
即认为，今世受到如何的业报，都是由前世决定的，前世为“因”，今世为“果”，此为“六道轮回”之因果观。
而在该理论之下，动物得到了对情感体悟能力的承认，从道德评价而言，“六道轮回”之观还是将动物置于较之人低位阶的评价水平上。
所谓“六道”，是根据所受福报大小划分，分为：天人道、人道、畜牲道、阿修罗道、饿鬼道、地狱道。
而畜生道则被《中阿含经》列为三恶道之一，处于畜生道之中皆为动物的生命形态，而所其所处之道环境恶劣，均是由于前世恶果累积而致。
比丘在《中阿含经》中指出畜生道虽处恶道之中，但对“畜生苦”的论证之中，事实上承认了畜生的情感体悟能力与痛苦感知能力。
但佛教该理论并未对这项能力进行道德上的延伸，从而形成对动物进行道德评价改善的动力。民间也将六道轮回之中堕入畜生道，视为是一种对恶果的承担行为。
根据现世恶行的不同，在六道轮回之中的报应结果也不同，如杀人者便作为蜉蝣，仅有一日生命；而偷盗者投入畜生道，作为猪羊；抵债者则作为驴马牛等日常劳累之动物转生。
此皆为“六道轮回”对上世的报应。根据谢和耐之观点，六道轮回中对于偷盗、抵债者的轮回报应，不仅有着中国风俗习惯之因素，还蕴含着朴素的对于法律关系的理解记忆。
在灵感故事、笔记之中因恶行承担恶果，而在六道轮回之中转生为畜生的例子有诸多，禽兽是痴愚之辈，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动物天生是有罪的。”
六道轮回理论，一方面承认了动物的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先天地对动物进行了道德贬斥，可同时，“六道轮回”之因果关系的存在，又从实践观、方法论上指导了人们善待动物，否则便会于下一世堕入动物所在的畜生道。
《大智度论》有言：“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观立足于人本主义，但将对他人之关爱与慈悲推广至动物、众生，唐代各宗派大体均承认这种修行方式，而“慈悲”对于大乘佛教，更是追求永恒的终极目标与落脚点。《梵网经菩萨戒本》则结合六道轮回的业报因果观，指出：
“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
因人与动物的形态区别在于业报不同，是故杀动物亦有可能杀之父母之本世，因此必须持以慈悲，即是帮助自身修行佛性，亦是帮助众生。
如《法苑珠林》有菩萨为鸟而静坐之例，亦有沙弥救蚂蚁而延命之例，是故慈悲观不限于大型动物或任何一种形态，而是及于蚁子在内。
“慈悲”观是佛教关于动物之实践态度的起点，《大般涅槃经》云：“于诸众生，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视一子。”
此中包含着“众生皆有佛性”的平等性前提，通过人的行为来改善动物的境遇，从而促进人自身的佛性修完，唐高祖亦认同佛教的慈悲之功能，其颁布《禁行刑屠杀诏》有文：“释典微妙，净业始於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残杀。”
从“慈悲观”出发，具体于实践中则为“护生”实践观，从正面而言，护生即如上文救助蚂蚁之类，主动爱护、保护动物生灵；从反面而言，即为禁止杀生的佛家戒律。
“杀生”是佛家的首要戒律，有学者认为此为类康德式的道德命令，二者均通过禁止性的诫命来规制人之行为，对人的干涉行为设置边界，而佛家戒律通过佛经、讲经等世俗化行为，不仅作为出家人自身的道义诫命，更渐入民间，影响世俗的护生、禁屠行为。
佛教的戒除杀生戒律意识，具有社会教化之功能，尚能保护牲畜，减免不必要的屠宰牲畜而减损农牧生产力。
此外，“杀生”还为佛教十恶之一，属“身造者三”之一，唐代净土宗便认为，犯十恶罪行的，将堕入畜生道、地狱道、饿鬼道之中。更有甚者，名僧道宣将戒杀生的戒律拓展到了不能饲养猫、狗。
其认为，猫狗专门对鼠类是具有杀伤行为的，因此寺院中人若饲养猫狗，无异于间接杀伤鼠类，因此蓄养猫狗被道宣所贬斥，认为其是犯“杀生”戒的表现之一。
《大乘入楞伽经》认为：“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又《梵网经》言：“故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
“护生”实践观在日常语境之中，通常指向了素食主义。食肉是杀生的主要目的，在某些佛教诫命或者佛典之中，食肉与杀生仅仅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动物死亡的区别而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中认为：“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
基于“因缘”、“轮回”的因果关系下，现实中的动物存在着由亲故转世的可能性，食肉将导致“不净”之气滋长，亦会影响修行者的慈悲之心修成。
佛教有“十斋日”的传统，素食主义为佛教徒所秉持，其中更有与“六道轮回”、“十界互具”时空观、因果观的影响。
除了主动戒除杀生的佛家戒律之外，尚有“清净”的消极护生实践观。
《俱舍论》卷十六：“远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故，名为清净。”
该“清净”观在实践中则指向类“君子远庖厨”的唯心式道义论。食用净肉多为小乘佛教所主张，而隋唐之后，大乘佛教占据中国宗教秩序的绝对轴心地位。
以故，“清净”这类消极的实践观也就沦为佛教完全素食主义的附庸而已。而包括戒杀生在内的佛教“五戒”，被认为是进行“三月六斋”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