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青铜器、竹简、石碑、缣帛等载体都是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书写媒介，而到了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造纸工艺不断改良，纸张的媒介优越性逐渐显现。
随着魏晋南北朝造纸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良和成熟，此时生产的这些纸张具有明显优于简帛等媒介的特性。一是，纸张廉价易得。二是，纸张轻薄、易携带，可实现跨空间传输。三是，纸张版面宽阔，洁白易于书写。
一、书写创新与纸质文本传播
1.纸质提高书写效率
纸产量的增加以及纸媒介的优越性直接带动的是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书写上的创新以及纸质文本的复制与传播。
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书法有行书、草书、楷书等，这些字体尤其是行书和草书是追求快速书写的结果，所以行书、草书大量使用了连笔。
连笔自然形成线条化特征，而线条化是行书、草书进行书写简化的重要环节，能够让字体变成具有平整顺畅的、类型化的线条，由此实现从“画”到写的转变，这也更加符合人的书写习惯，在书写中轻松自然，不必刻意谨慎，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提高了书写效率。
正如德布雷所说，艺术透过艺术的物质层面和材料层面，才真正有了意义。
2.纸质促进佣书业发展
此外，纸张方正耐折、质地轻盈、携带便利，相比厚重的竹简可以承载更多的信息，实现远距离传播，而且相对缣帛更加廉价，具有推广使用的价值。
纸张推广使用带来的直接影响还在于书籍的传抄，不断丰富社会流通中的书籍数量和种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普及带来的是文人著述的热情，使得各类图书、书画等更趋繁盛，由此还形成了一个抄写的高潮，通过人工抄写复制文本，各类典籍得到广泛传播。
魏晋南北朝官方和民间藏书需求旺盛以及私学兴盛，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佣书业承担了抄写复制和传播书籍的重要使命。
魏晋南北朝的佣书业在纸张作为重要书写媒介的支撑下逐渐具有图书出版的功能，也因此带动了图书买卖市场的发展，这对于该时期图书的出版及其在社会公众之间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一步看，书籍、绘画、书法等纸质文本的传播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改变人际关系。诚然如斯，媒介的纸质化更有利于人的书写和自由创作，直接推动魏晋南北朝书画艺术的繁荣发展，对社会文化传播、人际交往甚至社会变革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媒介纸质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媒介的一大特征，书籍、绘画、书法、书信等纸质化媒介赋予该时期社会群体交往新的可能，创设了新的社会交往和传播方式，这体现在文人士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上，也包括私学教育的大众化传播。
1.纸媒介促进文化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族群体（一般也是较有地位和权势的士族）通过文学作品、书画艺术创作等形式实现文化的传播与文明的传承，体现为一种文化自觉。
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化自觉”更多以纸媒介进行表达，文人士族以此相互联络，扩展社会交际，获得社会地位和群体认同。
其一，文人士族通过抄书以及藏书借阅等形式进行交流。此外，文人士族还通过相互借阅、赠予典籍等形式来维持人际关系。如《魏书》载:“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于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吗，不暇寝食。”
2.纸媒介促进私学教育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兴盛，需要有大量的书籍作为传习的文本资源。可以说，这一时期书籍的传抄和借阅为文人士族群体的交往创设了新的方式，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私学教育的大众化传播则为底层贫寒人士提高文化水平、进入社会更高阶层提供了可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教育并没有因为社会战乱而停滞不前，反而有了较大的发展，私学教育培养了一批门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前纸媒介时代师徒口传相授的传播和交往模式。
私学教育需要大量的书籍，贫寒子弟则可以借助抄写来获得文本，如南朝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而富裕的学生则可以从书肆或佣书人那里购得。
3.纸媒介促进世家大族的家学传承
世家大族的家学传承作为巩固家族地位、传承家业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显得尤为重要。家学传承的内容涉及书法、绘画、文学等方面，传播和交往的方式也丰富多样。
《宋书·谢弘微传》载：“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这里的“文义赏会”“乌衣之游”，实质上就是以文学为内容的练习与讨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家族教育。
这种特殊的家学传承是一种大众化的、游赏式的学习和交流的方式，由此也形成了该时期注重言传身教、立家诫遗训的模式，提升了士人的文化水平，实际上也塑造了士人的思想和社会行为方式。
1.纸媒介维系社会稳定
在田余庆看来，文化特征是士族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对于社会变迁和传承华夏文明具有关键作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有经济上的保证，其本身的文化特征也不容忽视。
他们通过纸媒介进行学习和交往，从根本上塑造了自己的社会行为方式，设置了阶层门槛，加固了阶层地位，保障了身份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系社会的稳定。
但也只有大族盛门有条件实现这样的家学传承，而对于底层贫寒人士来说则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局限所在。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选官制度，世家大族往往通过这一制度出仕为官。
2.纸媒介帮助寒门进入仕途
但也应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推举的秀才和孝廉与汉朝不同，他们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还得通过朝廷的策试。策试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识文断字，因此这个时候有条件抄书、读书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纸质媒介的传播让更多的底层贫寒读书人有机会接触知识、学习文化、走上仕途，突破了门第士族垄断知识、操纵政治的局面，软化了固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为九品中正制的废除以及后来隋唐科举取士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纸张的普及以及书籍等纸媒介的广泛传播，让知识的获取资格打破世家大族垄断而下沉到底层贫寒阶层，那么，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废除以及后来隋唐科举取士就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纸媒介的推广和传播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
总结
魏晋南北朝是竹简、缣帛等媒介向纸媒介转换、纸成为主要书写媒介的时期，纸作为一种区别于简帛等的变革性媒介，在推广使用过程中创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艺高潮，书籍、绘画、书法、书信等纸媒介成为贯穿世家大族甚至底层贫寒人士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媒介的纸质化重构了社会的环境和知识的塑造。一方面是纸媒介的技术革新，一方面是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整体发展，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将这两个层面勾连起来，对于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展变革的传播媒介动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