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两制议法，王安石和司马光争执不下。于是，各自上书、写明观点，交由神宗皇帝裁决。
这次议法虽然没能形成定论，却并非毫无意义。
一个意义是阿云案从司法走向立法。以后的讨论不再是阿云案该怎么判的司法问题，而是此类案子该怎么判的立法问题。
另一个意义是理清了到底争论什么。以前是私心杂念，现在是实事求是。许遵算是因私成公，掀开了一起立法讨论。
司马光和王安石做到了实事求是，他们都能保持智识上的诚实。
许遵与登州司法衙门之争，许遵与三法司之争，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其主要争论的问题就两个：
一是谋杀已伤能否自首；
二是“谋杀”能否拆分成“谋”与“杀”，进而参照适用案问欲举。
辩论什么问题，在第一次两制议法中已经搞清。所以，第二次两制议法的效率，就会更高一些。甚至，为了提高效率，还可以继续聚焦，聚焦到“谋杀已伤能否自首减刑”的问题就行。而接下来的各种讨论、辩论，其中心点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次两制议法，加入了翰林学士吕公著和韩维，以及知制诰钱公辅。这三个人支持了王安石。但不是因为王安石的观点正确，而是因为王安石的立场正确。
王安石的观点，以及这种观点的奇葩推理，不仅反常识而且反人情。但王安石的立场，却符合人之常情，而且特别符合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趋向。
大宋建国已经百余年，澶渊之盟已经六十余年，宋夏和议已经二十余年。天下承平、四海安康。所以，大宋法制，是时候由从严转向从宽。这就是当时的人之常情，也是当时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趋向。
唐末五代，是乱世情景；而大宋，是治世情景。依据乱世情景而制定的法律，不再适合今日的治世天下。所以，大宋法制风气应该因时而变、因情景而变。
这就是立场。
从立场出发，然后根据事实、提出观点。这是一般思考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观点可以讨论，甚至可以不正确，但立场必须站稳，而且必须正确。因为立场大于观点、立场是观点的先导。
于是，第二次两制议法，王安石胜出。
随即，王安石的首席粉丝、大宋皇帝宋神宗，立即颁布诏命：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
下诏时间为熙宁元年（1068）七月三日，后称七月诏书。
皇帝诏书，等同立法。于是，王安石的个人意志正式上升为大宋王朝的国家意志。
但，对于宋神宗的这个立法举动，大宋三法司表示坚决不同意。作为帝国最高司法权威，三法司根本无法承受此种啪啪打脸的侮辱。
于是，审刑院和大理寺的官员集体抵制。
之前已经说过，审刑院和大理寺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刑院的全称，是宫中审刑院。所以，审刑院和大理寺的关系可以这么认为：作为皇帝办事机构的审刑院，要代表皇帝，监督作为政府办事机构的大理寺。
但是，这两个家伙竟化监督关系为合作关系，然后一起“反抗”皇帝和政府。
所以，宋神宗瞬间成了孤家寡人。即便作为政府领袖的宰相还在支持自己，他也要高度重视这两个衙门的态度。大理寺反对，相当于身体（政府）反对大脑（皇帝）；而审刑院反对，则相当于大脑（皇帝机构）人格分裂。
不得已。
宋神宗只能安排王安石舌战大宋三法司。这场辩论的规格已经超出两制议法。那么，王安石能够演义“舌战群儒”的风采吗？
一个人跟一群人辩论，然后还能辩赢，这是小说。现实中，根本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说某人来错了赛场、挑错了对手，他应该去更高规格的赛场、挑战更高水准的对手。三法司，个个不好惹，水准上只能比王安石高而不可能比王安石差，甚至高出一个段位。三法司才是职业选手。王安石，甚至包括司马光在内，他们只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业余法律选手。
所以，王安石论战三法司，不仅占不到便宜，甚至瞬间跌入陷阱。
三法司直接发难：既然你王安石说谋杀已伤可以自首，那是不是可以继续扩大解释：谋杀已死也可以自首啊？
这明显是陷阱。
因为大宋法律坚决不允许把人杀死之后还能自首减刑。杀人已伤都不算（正在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更别提杀人已死了。那王安石有没有看出这个陷阱？
没有。王安石结结实实地掉了进去。
王安石马上附和：好阿，这个扩大解释有道理，以后我们也允许杀人已死来自首。
这个陷阱的目的，是通过杀死自首的荒唐来证明杀伤自首的荒谬。既然王安石掉了进去，那三法司就该立即挥起大棒、痛打落水狗。
然而，并没有。
因为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王安石奇葩也好、荒唐也罢，他的首席粉丝、宋神宗，都可以让奇葩变成大宋法律、让荒唐变成国家意志。
宋神宗当即下诏：自今后谋杀已死自首，及案问欲举，并奏取敕裁。以后，把人杀了而来自首的，或案问欲举的，都要上报皇帝圣裁。
下诏时间是熙宁二年（1069）二月三日，与七月诏书时隔半年。这一天是庚子日，后称庚子诏书。
王安石前脚刚刚掉入陷阱，宋神宗后脚就把陷阱垫成高台。拥有最高皇权的加持，王安石辩得过，能赢；辩不过，也能赢。
大宋中央司法衙门当然不干。但不干又能如何？皇帝诏命相当于国家立法，官员还敢拒不执行吗？
清朝官员或许不敢，但宋朝官员都不是执不执行的问题，而是接不接受的问题。刑部长官刘述直接“封还中书，奏执不已”。他代表刑部批评神宗这份诏书语焉不详，表示刑部没法干，然后把诏书原封不动地退给中书省。
刘述说得体面、史书记得文雅，而通俗讲述当时情况，应该是这样：
到底能不能自首？案问欲举到底可不可以？什么叫“奏取敕裁”？皇帝打算怎么圣裁？这些问题，皇帝和宰相们统统没说清楚。所以，这种圣旨，我们刑部没法执行。现在给你退回去，要么重写、要么别发。
明朝官员都是假彪悍，皇帝不打板子才彪悍。而宋朝官员才是真彪悍，彪悍到皇帝根本不敢打板子。
然后呢？然后，圣旨重写。原因就是拗相公王安石和小粉丝宋神宗都害怕了。
审刑院和大理寺只是用嘴“造反”，咱们还得辩论。而刑部则直接动手“造反”，行政上拒不执行。
同时，参知政事唐介参与进来，直接与王安石御前辩论。在宋朝，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皇帝是国家领袖，宰相是政府领袖。所以，宰相的态度很重要。
此外，由杀伤自首扩大到杀死自首，这个转变太过剧烈。于是，之前在立场上支持王安石的韩维，也表示反对。
随即，王安石赶紧向粉丝皇帝上奏纠正：按大宋律法，谋杀人已死，为首之人必判死刑，不须奏裁；为从之人，自有《嘉祐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
意思是说：首恶必办，法律这么规定那就按照法律办；但胁从之人如果自首，还请有司衙门向皇帝请旨裁决。
大“偶像”王安石上书纠正，小“粉丝”宋神宗立即重写诏书：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祐编敕》：凶恶之人，情理巨蠹及误杀人伤与不伤，奏裁。
意思是说：谋杀已伤的，还是按照两制议法后的诏书执行吧；而谋杀已死的，其实也应该按自首减刑，但《嘉祐编敕》说过特殊情况，那就按《嘉祐编敕》办。可以说，这份诏书的用词已经相当“卑微”。
下诏时间为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十七日，与庚子诏书相隔十三天。这一天是甲寅日，后称甲寅诏书。
王安石和宋神宗希望用妥协来平息三法司的怒火，赶紧给阿云案画上句号。而在下发甲寅诏书的时候，宋神宗还收回了那份“杀死自首”的庚子诏书。对于庚子诏书，你们刑部不是拒不执行吗？那好，我收回。同时，你们刑部不是要求重写诏书吗？那好，我重写。诏书“卑微”、行为“苟且”，宋神宗已经低到尘埃中。
到这种程度，总可以了吧？
不可以。
被王安石啪啪打脸的三法司，仍旧不答应。而接下来，则是最为彪悍的一幕：三法司竟然甩开王安石，直扑宋神宗。官员们认为“卑微”的甲寅诏书也违法了，所以需要重新议法。这就是在间接“弹劾”宋神宗立法“违法”。
皇帝能法外立法，又怎么可能“违法”？
当然可能。
皇帝法外立法，只能立实体法。如：阿云案就这么判了，那以后也得这么判。如公元1068年的7月诏书、公元1069年的庚子诏书和甲寅诏书。这些都是大宋皇帝的立法。而且，这个法属于敕命法，是皇帝说的。所以，效力特别高。只要神宗皇帝还活着，那这个法，就相当于最高皇权。用现代法言法语来说叫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但是，除了实体法，还有程序法。
立法是有程序的。即便皇帝法外立法，即立这种敕命法，也要按程序操作。而且，敕命法的立法程序更为苛刻，根本不是皇帝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事情。
这个立法程序，就如翰林学士韩维所说，“研极论难，以求一是，然后以制旨裁定”。在充分辩论、广泛讨论之后，这种敕命法还要“颁之诸路”、全国遵行。
但是，宋神宗连续三道立法，主要是甲寅诏命，至少出现了两个“违法”硬伤：
一是没有做到“研极论难”“以求一是”，这仅是王安石为首的两制意见，三法司根本不同意，朝堂也争论满满，甚至宰相还出面驳斥；
二是宋神宗把敕命（甲寅诏书）直接发给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和开封府，却没有“颁之诸路”。大宋十八个路，除开封府外，这十八个路就可以不遵行吗？
抓住这个把柄之后，三法司强烈要求重启议法。
第一次两制议法，理出问题；第二次两制议法，分出“是非”；第三次是神宗加持王安石舌战三法司，出了”荒唐“定论，原因是王安石被三法司玩了。随后，就是重写诏命和收回诏命的各种妥协、各种卑微。
但是，这只是在神宗和王安石认为的妥协和卑微。而在三法司看来则是成功纠正错误，你们就该这么干，而且干得还不够，所以必须重新议法。
宋神宗见引火烧身，于是马上推脱说“律文甚明，不须合议”。关于阿云案已经议了三次、已经议明，而且法律也有明确规定，所以不需再议。但，三法司不干。
这时候，一直不说话或不怎么说话的宰相，正式说话了。
宰相曾公亮认为，立法应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既然反对意见多，那就应该重议。
阿云一案纯属司法事务，宰相没必要插手干预。许尊“立奇以自鬻”属于作风问题，有御史台看着就行。两制议法，上升到了立法，宰相可以关注，但也可以让两制说了算。然而，三法司剑指皇帝、要跟皇帝打“官司”，宰相就不能不出面。
在宋朝，宰相轻易不说话，而一旦说话，那就必须好使。
明朝皇帝想任性，靠司礼监就行；宋朝皇帝想任性，则必须靠宰相。所以，宰相但凡不配合，宋朝皇帝别说任性不行，就是干事也不行。变法，得靠王安石，因为王安石是宰相；反变法，要靠司马光，因为司马光是宰相。宋朝皇帝只能选择宰相，却不能选择干宰相的事。
于是，阿云案被拖进北宋最高立法程序，即二府议法。
所谓二府，一个是中书门下，也称中书省、政事堂；一个是枢密院。这是北宋权力最重的两个核心衙门。因此，二府议法形成的定论，基本相当于北宋的国家法律。
在二府议法中，站到前台发言的，既不是三法司，也不是两制，而是宰相、副宰相和准宰相们。然而，跟两制议法分出两派一样，二府议法竟也分出了“敌我”。
宰相富弼，是个聪明人，一眼看穿王安石的逻辑硬伤，即把“谋杀”拆解为“谋”与“杀”，属于“破析律文”。所以，这是你王安石不对，大家辩论立法没问题，但你不能诡辩地玩文字游戏。这就是不是实事求是。既然反对的声音这么多，那王安石就该自我批评，然后“盍从众议”。
枢密副使吕公弼，算是在神宗皇帝妥协的基础上又妥协了一步（PS：宋朝君臣和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宰相大多站皇帝，而不会跟着大臣一起怼皇帝）：法律说了杀伤不能自首，那就尊重法律。但如果是从犯、而且从犯还立功了，那还是应该请旨裁决。这么再妥协一步，三法司也别得理不饶人，而神宗皇帝也能有了面子。
但是，宰相陈升之和枢密副使韩绛坚决不和稀泥，而且坚定站队王安石。王安石说得就是对，凭啥杀伤不能自首。法律这么规定，那咱们可以出司法解释，皇帝敕命就是司法解释；如果还不行，那就直接修改法律，而二府议法正是修改法律的契机。
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所以，二府议法生生议了半年，仍旧没能议出定论。最后，宋神宗发动最高皇权、乾纲独断，在熙宁二年八月一日下诏：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
这份诏书重申了甲寅诏书的效力，同时间接肯定了公元1068年七月诏书，即七月诏书“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正式作为大宋王朝的一条法律。
至此时，阿云案终于画上句号。
但这个句号只是神宗朝的句号。我们当然还有疑问：
一是“谋杀”真得可以拆为“谋”与“杀”吗？这仍然是笔糊涂账。那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
二是阿云案历时两年才算定论，光法律大讨论，即两制议法、两制二次议法、王安石舌战三法司和二府议法，就有四次之多，这么做有意义吗？
三是阿云案只是在神宗朝画上了句号，那司马光复起之后呢？这个问题不解决，阿云案就不算圆满。
上述问题，以后讨论。
我们只需要记住：围绕阿云案，北宋开展了四次法律大讨论，但讨论的不是阿云案该怎么判的司法问题，而是谋杀已伤能否自首减刑的立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