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官有气节、腰杆硬，动不动就会上疏找皇帝的不是，但是真正敢于厉骂君父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嘉靖朝的海瑞，他的那道《治安疏》闻名于世；另一个是雒于仁，只不过熟悉他的人并不多。
雒于仁其人
雒于仁，字依仲，号少泾，陕西西安府泾阳县人，出生年月不详，他于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御史没有查到他的殿试的具体名次，估计是三甲。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外放知县。
考中进士后，通过吏部的铨选，雒于仁被任命为肥乡知县。三年任期内颇有美政，不久调任清丰知县。这里需要讲一下，明代的县的划等标准与清代不同，清代的县是以冲、繁、疲、难划缺的，而明代是以赋税多寡将县分为大、中、小三等的。
肥乡县属于小县，而清丰县属于中县，所以雒于仁从肥乡调任清丰理论上说也属于晋升。在清丰县任上，雒于仁的政绩突出，在大计考核中被列为一等。万历十七年，雒于仁被调至京城任职，担任大理寺评事。
大理寺评事是正七品的小官，人微言轻，不过明代向来是重京官而轻外官，京官的仕途前程是外任官所无法比拟的。如果不出意外，雒于仁再熬上个十年八年，就会官至四品以上。
然而雒于仁的心思不在做官上，他以天下为己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决定要效仿海瑞给万历皇帝提提醒，敲一敲警钟。但此举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前程命运。
让万历恼羞成怒的《酒色财气四箴疏》
万历十七年（1589）正月初一日发生日食，万历皇帝因此停止朝贺，以后连元旦接受百官朝贺的大典也取消了，凡祭天谒陵之事一律派官员代劳，政事不亲，讲筵久辍。
雒于仁眼看皇帝日渐懒政，且逐渐呈现出昏君的态势，便不顾一切大胆直言，上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此疏可谓切中要害，直击万历的痛处。
在这篇奏疏中，雒于仁认为万历皇帝患了四种大病：
一是“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病名之曰“嗜酒”；
二是“宠十俊（十宦官）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病名之曰“恋色”；
三是“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遣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病名之曰“贪财”；
四是“今日搒宫女，明日抶中宫，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隽、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病名之曰“尚气”。这四种疾病使皇上“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
雒于仁还赠与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句箴言，即“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并以此作为药方献给万历皇帝，希望他能改过从善，否则的话，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期。
万历皇帝不是一个有格局又能纳谏的人，他看到此疏后勃然大怒，幸亏这个时候已到年终，这道疏被压了10天，用官方的话说就是“留中”。也就是从雒于仁这道奏疏开始，万历开了留中的头，此后大臣所上之奏疏，大多石沉大海不见回应。
万历十八年大年初一日，万历皇帝召见了阁臣申时行等人，欲将雒于仁处以极刑。首辅申时行看过这道奏疏后，十分赞同雒于仁，但又不能直接为他开脱，便对万历皇帝说，如果公布雒于仁的罪状，外面人反而真以为陛下患了酒、色、财、气四病。万历也觉得这样确实对自己不利，于是就把雒于仁免职结案了。
万历四病中财、气两项是重中之重
作为皇帝好酒好色本不稀奇，就算是汉武帝、唐明皇那样的名君，也都患有酒、色之病。只不过这两样对国家社稷的危害总体不算大。万历皇帝的财、气两病才是致使大明王朝根基动摇的关键。
万历之爱财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张居正去世后，他就下旨抄家，在张家抄出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可他仍觉不足，使得张居正身死名灭，家破人亡，他还说这已经算是宽大了，按照其罪应该是剖棺戮尸的。
仅仅是抄了张居正的家，这多少还有点君臣矛盾在里头。可是万历皇帝又派出太监肆意掠夺民财，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他便派出大量的宦官前往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搜刮民脂民膏。
而这些宦官们搜刮所得，送给万历皇帝的不及十分之一，大部分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特别是所到之处，老百姓被敲诈勒索，民不聊生。
此外，万历中期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也达到了顶峰，宦官数量已超过两万，宫女的数量也在三千人以上。这些人的月钱伙食开销等暂且不算，仅仅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2000口之多，庞大的宫廷开支，使张居正执政时积累的国库存银不断减少，万历虽然心疼但却无意收敛。
至于“气”这一病危害更大，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说白了就是在和大臣赌气，因为在“国本”问题上，他无力与大臣抗争，便以不上朝与大臣进行持久的冷战。
到了万历后期，就连内阁首辅也很难见到他的面，很多军国要务得不到及时处理，全国的官员升迁调补也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出现了十衙九空的现象。
内不理政务，外民怨沸腾，这样的局面又能撑多久。所以到了万历去世以后，关内关外已是风声鹤唳，农民起义不断，后金政权崛起。史料中说“明实亡于万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