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建立不久，皇室内部的矛盾便暴露出来。高祖李渊的原配夫人窦氏生有四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四子李元吉。除了李元霸早年天折以外，其余三子对李唐建国皆有参与谋划、统兵征伐之功。
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经常留居长安，协助高祖李渊处理国事。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率领军队东征西讨，在削平诸雄、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功业显赫，声望素高。李建成惧怕李世民夺位，联合李元吉对付李世民。李世民亦恃功倚名，窥伺帝位，在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辅佐下，和太子李建成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武德九年（626），李建成、李元吉借突厥进犯之机，共谋夺取秦王府兵，灭掉李世民，不料事机泄露。六月，李世民先发制人，在长安宫城玄武门设下伏兵，杀死李建成、李元吉，这就是“玄武门之变”。李渊只好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不久证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后，改元贞观，死后庙号为太宗。
李世民即位之初，国内仍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边疆地区形势紧张，东、西突厥和西北地区游牧部族经常出兵侵扰。内地则因隋末唐初大规模战争的破坏，人民流亡，土地荒芜，经济凋敝，局部地区且有小规模的动乱发生，甚至唐朝统治中心地区关中一带也"境多盗贼"。
因此，如何尽快地恢复统治秩序，化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发展社会经济，稳定民生民心，就成为摆在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面前的严峻问题。
太宗继续实行高祖时期确定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注意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隋炀帝败亡的历史教训。所谓“贞观君臣论政”，就是太宗及其臣僚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为了制定统治方针和策略而进行的探讨。
太宗君臣认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像隋炀帝那样赤裸裸地进行暴力统治，无限制地掠夺财富，滥用民力，必然招致覆亡。因此，以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确定了国以民为本的国内政策基本原则，采取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行均田制，改善租庸调法，轻徭薄役，与民休息，从而使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以维持，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复苏。
对于周边，唐太宗确定了"偃革兴文，有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总方针，以求和平发展。
太宗顺应了变化中的阶级关系，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拔擢了一大批精干的官僚。他将高祖时期的一些宰相如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肖瑀等姻亲宿旧、前朝遗老逐步淘汰。打破地域偏见，兼用关陇、山东和江南的贵族和士族，又不问门第，陆续提拔和重用一批庶族人士。
太宗在位的23年，提拔了23名宰相，其中出身庶族者超过三分之一，从而使西魏以来关陇士族集团把持政权的局面有所改变。他还抛弃前嫌，起用了李建成集团的核心成员魏徵和王珪，二人在李氏兄弟皇位争夺中介入很深，曾劝说李建成早日下手除掉李世民。太宗不计前仇，对魏徵委以重任，官至秘书监，参预朝政，又拜侍中。正如太宗自己所说的那样：“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
由于太宗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故贞观一朝，网罗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戴胄、马周、李百药、张玄素、褚遂良等文人组成的“文治”核心。这些人历经隋末动乱，阅历丰富，对隋末农民大起义记忆极深，时时以隋亡之鉴劝诫太宗，从而保证了“文治”方针的推行。
太宗还注意纳谏，他要求臣下"陛下有失，臣必书之"，以防"有害于今”，“贻讥于后”。在贞观年间，魏徵等人“直言敢谏”，太宗“从谏如流”，成为一代风尚。朝臣们所谏的内容，上至国家大政，下至宫廷琐事，无所不包。贞观初年，仅魏徵一人就进谏200余事，他向太宗提出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著名格言，在中国后来政治文化领域影响极为深远。
由于太宗求谏纳谏，朝臣敢于首谏，贞观时期的政令得失常能反省、调整，君臣“共相切磋”，留下了许多佳话。
唐朝初年，边患严重。太宗时期，为解决边疆问题，实现长久稳定，重点打击突厥贵族侵扰，消除最大边患。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比较灵活、友好的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使贞观年间出现了边疆安定、各民族和睦相处、“四夷俱服”的局面。
太宗君臣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不出数年，民物蕃息，政治清明，呈现出一片升平景象。据史书记载，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资粮，取给于道路焉"。
史书的这种记载可能辞多溢美，但是仍大致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治世”。太宗作为一个统治者，尽管其励精图治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长守富贵”，维护李唐王朝的世代相传，但是仍不失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贞观后期，太宗开始表现出刚愎自用、志得意满，不再认真纳谏，冤杀了一些无罪的大臣。同时，他也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徭役趋重。他还曾三征高句丽，西犯龟兹，西南征松外蛮，北攻薛延陀，周边用兵频繁。他还大兴土木，营缮陵寝宫殿。贞观后期的政治风气已经不复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