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即明代晚期，中国遇到了社会转型的机遇，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的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出口优势，国家在贸易上是顺差的，全世界白银资本（货币）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但大明王朝却没有因此富强，反而逐渐走向衰亡，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凭空产生了强大的购买力，江南等地借助国外输入的白银，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集群，造就了一批工商富商及其政治利益代言人。明朝原有的内需经济结构被打破，自耕农中产阶级大量赤贫。富庶的江南，农业用地变成了桑树、茶叶种植园，粮食居然不能自给，还需要从外地调运。明朝不得不全面改用白银作为货币（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凭借发达的外贸经济，江南地区变成了明朝绝对的经济中心，但中国的权力中心却因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缘故，设置在北京。南北二元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成为明朝国内矛盾的总源头。
安史之乱之后，关中地区经济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一同衰落。随着宋辽长期对峙，北京（京津冀）和江南（长三角）二元对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虽历史性地将大统一的政权定都在南京。后继统治者仍迁都北京，中央一方面需要江南的钱粮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有时刻提防江南势力的过分增长，甚至采用了编织罪名杀掉首富沈万三，限制江南科举录取名额等，但仍抵挡不住经济中心的南倾。
党争，祸起萧墙
拉帮结派自古有之。从官僚系统设置上分析，皇帝从来都是希望官员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牵制的。内廷（太监系统）、外廷（朝臣系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通常认为太监系统是个邪恶的集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常能看到，被权臣控制的小皇帝，依靠太监夺回权力。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的皇帝们就千方百计大权独揽。不管是废除宰相制度，还是建立锦衣卫、东西厂，重用宦官，最核心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太监系统，当皇帝有才能的时候，社会就能得到高速发展，比如朱棣在位的时候，从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都提升了明朝的国力，而当皇帝能力不济时，国家统治就容易乱套，出幺蛾子。
顾宪成是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1576），二十七岁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高中解元）。考试中，顾宪成写文阐述了选人、用人与治理国家的关系，足见他对人事工作的热忱。万历十年以后，顾宪成的大部分时间在吏部工作，积累了丰厚的人脉。
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六年一次，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在“京察”中被罢官，就终身不再起用，政治生命就宣告结束）；“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三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加以考察。
万历十五年京察时，顾宪成上疏言事，因“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他又“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重新回到人事岗位。万历二十一年京察，顾宪成再次脱颖而出，职务不高能量巨大，小小主事竟然能够在影响到上级决策，修剪掉了首辅王锡爵的羽翼。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王锡爵年老引退，万历想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备选官员。顾宪成等人违背圣意，几次提名万历厌恶的人。
万历对于吏部抗旨不遵的行为十分恼怒，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矛头直指顾宪成。关键时刻，大臣纷纷上疏力挺，奏疏达上百封。万历当然不是吓大的，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加大了处罚力度，以“忤旨”之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给予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等处分。回到家乡顾宪成短暂休整之后，以讲学为名，广交朋友，四处活动，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专供来人居住。经多方争取，万历三十二年，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东林书院。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
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个单纯的学校，而是一批不甘在野的人士发起的一场“学术搭台、政治唱戏式”运动。不论大家来自哪个地方，来到了官场绝不是了帝国中兴，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漂亮的对联，掩盖不了结党营私，破坏政治势力平衡的实质。
光宗朱常洛去世，长子朱由校继位。因为扶立熹宗朱由校有功，东林党人受到了更多的重用。一时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等关键部门，都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但东林党人并没有借此机会有所建树，只是忙于起用过去那些遭到贬斥的党人，再就是打击浙、齐、楚诸党。久而久之，熹宗不再支持东林党人，而是宠幸他自己的乳母客氏和秉笔太监魏忠贤。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在天启皇帝的支持下，大肆搜捕东林党人，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钱荒荒
17世纪前半期，拉美、中欧、日本等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导致世界性白银短缺，外需不振。明朝没有现代银行，富豪们窖藏的大量白银退出流通领域，加剧了货币流动性枯竭，明朝陷入严重的货币紧缩。
白银紧缺、物价下跌造成许多人无法缴纳租税和还债，手工工场开工率严重不足，经济突然陷入崩溃。朝廷的统治基础也因军饷和装备严重不足而受到严重削弱。工商外贸集团由于贸易量大跌遭受了严重损失，进一步将税的收负担转移到无人代言的内地农民身上。东林党的主张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免税收，少交工商税。土地税收东林党认为该缴多少就缴多少。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有人上书国家开矿以征收矿税。而一旦国家开矿，这无疑是和地主官僚有密切联系的东林党人不情愿看到的。东林党又激烈的反对矿税，又鼓动江南民众抗税，东林党一直强调“矿税流祸四海”。
1627年，年纪未满16岁的朱由检接替驾崩而无子嗣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为帝，次年2月改年号为崇祯。这位少年天子初登大位就以雷霆手段剿灭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召回在老家赋闲的袁崇焕，迫切地希望平定辽东。但是，踌躇满志的少年皇帝却遇到一个难题：没钱。兵变、没钱、加税、民变、没钱、加税....
明朝晚期赶上小冰河期，气温跌至千年以来的最低值，寒灾后伴随着旱灾，缺食少衣的内地、川陕农民，最终用最直接的方式，推选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张献忠、李自成。
岌岌可危，崇祯皇帝想要向南迁都，文臣不答应。李自成兵临北京，万般无奈之下、心高气傲的崇祯张口向大臣们借钱，可大臣们却纷纷喊穷，传旨的太监徐高把崇祯的圣旨读了三遍，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只捐了一万两。崇祯嫌太少，让他捐两万，这老头死活舍不得。周皇后脸面挂不住，私下里给了父亲五千两，让他再凑五千两，没想到周奎只捐了三千两，反而扣下了两千两。第二天，大臣们纷纷穿上旧衣服上朝，显示自己真的很穷，再拿不出钱。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勤政却又不得要领的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的歪脖子树，留下绝笔：诸臣误朕也。
大明不是晚清，更不是民国，而是南抗倭寇，北战蒙古，抗日援朝。二百多年没有和亲、没有割地、没有赔款、没有外国驻军的大明王朝。输也不是没有道理，输就输在党派间你争我夺、内耗不止，最终全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