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被山头主义拖垮的大明王朝

被山头主义拖垮的大明王朝

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即明代晚期,中国遇到了社会转型的机遇,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的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出口优势,国家在贸易上是顺差的,全世界白银资本(货币)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但大明王朝却没有因此富强,反而逐渐走向衰亡,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凭空产生了强大的购买力,江南等地借助国外输入的白银,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集群,造就了一批工商富商及其政治利益代言人。明朝原有的内需经济结构被打破,自耕农中产阶级大量赤贫。富庶的江南,农业用地变成了桑树、茶叶种植园,粮食居然不能自给,还需要从外地调运。明朝不得不全面改用白银作为货币(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凭借发达的外贸经济,江南地区变成了明朝绝对的经济中心,但中国的权力中心却因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缘故,设置在北京。南北二元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成为明朝国内矛盾的总源头。

安史之乱之后,关中地区经济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一同衰落。随着宋辽长期对峙,北京(京津冀)和江南(长三角)二元对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虽历史性地将大统一的政权定都在南京。后继统治者仍迁都北京,中央一方面需要江南的钱粮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有时刻提防江南势力的过分增长,甚至采用了编织罪名杀掉首富沈万三,限制江南科举录取名额等,但仍抵挡不住经济中心的南倾。

党争,祸起萧墙

拉帮结派自古有之。从官僚系统设置上分析,皇帝从来都是希望官员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牵制的。内廷(太监系统)、外廷(朝臣系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通常认为太监系统是个邪恶的集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常能看到,被权臣控制的小皇帝,依靠太监夺回权力。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的皇帝们就千方百计大权独揽。不管是废除宰相制度,还是建立锦衣卫、东西厂,重用宦官,最核心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太监系统,当皇帝有才能的时候,社会就能得到高速发展,比如朱棣在位的时候,从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都提升了明朝的国力,而当皇帝能力不济时,国家统治就容易乱套,出幺蛾子。

顾宪成是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1576),二十七岁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高中解元)。考试中,顾宪成写文阐述了选人、用人与治理国家的关系,足见他对人事工作的热忱。万历十年以后,顾宪成的大部分时间在吏部工作,积累了丰厚的人脉。

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六年一次,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在“京察”中被罢官,就终身不再起用,政治生命就宣告结束);“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三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加以考察。

万历十五年京察时,顾宪成上疏言事,因“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他又“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重新回到人事岗位。万历二十一年京察,顾宪成再次脱颖而出,职务不高能量巨大,小小主事竟然能够在影响到上级决策,修剪掉了首辅王锡爵的羽翼。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王锡爵年老引退,万历想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备选官员。顾宪成等人违背圣意,几次提名万历厌恶的人。

万历对于吏部抗旨不遵的行为十分恼怒,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矛头直指顾宪成。关键时刻,大臣纷纷上疏力挺,奏疏达上百封。万历当然不是吓大的,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加大了处罚力度,以“忤旨”之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给予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等处分。回到家乡顾宪成短暂休整之后,以讲学为名,广交朋友,四处活动,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专供来人居住。经多方争取,万历三十二年,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东林书院。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

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个单纯的学校,而是一批不甘在野的人士发起的一场“学术搭台、政治唱戏式”运动。不论大家来自哪个地方,来到了官场绝不是了帝国中兴,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

东林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漂亮的对联,掩盖不了结党营私,破坏政治势力平衡的实质。

光宗朱常洛去世,长子朱由校继位。因为扶立熹宗朱由校有功,东林党人受到了更多的重用。一时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等关键部门,都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但东林党人并没有借此机会有所建树,只是忙于起用过去那些遭到贬斥的党人,再就是打击浙、齐、楚诸党。久而久之,熹宗不再支持东林党人,而是宠幸他自己的乳母客氏和秉笔太监魏忠贤。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在天启皇帝的支持下,大肆搜捕东林党人,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钱荒荒

17世纪前半期,拉美、中欧、日本等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导致世界性白银短缺,外需不振。明朝没有现代银行,富豪们窖藏的大量白银退出流通领域,加剧了货币流动性枯竭,明朝陷入严重的货币紧缩。

白银紧缺、物价下跌造成许多人无法缴纳租税和还债,手工工场开工率严重不足,经济突然陷入崩溃。朝廷的统治基础也因军饷和装备严重不足而受到严重削弱。工商外贸集团由于贸易量大跌遭受了严重损失,进一步将税的收负担转移到无人代言的内地农民身上。东林党的主张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免税收,少交工商税。土地税收东林党认为该缴多少就缴多少。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有人上书国家开矿以征收矿税。而一旦国家开矿,这无疑是和地主官僚有密切联系的东林党人不情愿看到的。东林党又激烈的反对矿税,又鼓动江南民众抗税,东林党一直强调“矿税流祸四海”。

1627年,年纪未满16岁的朱由检接替驾崩而无子嗣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为帝,次年2月改年号为崇祯。这位少年天子初登大位就以雷霆手段剿灭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召回在老家赋闲的袁崇焕,迫切地希望平定辽东。但是,踌躇满志的少年皇帝却遇到一个难题:没钱。兵变、没钱、加税、民变、没钱、加税....

明朝晚期赶上小冰河期,气温跌至千年以来的最低值,寒灾后伴随着旱灾,缺食少衣的内地、川陕农民,最终用最直接的方式,推选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张献忠、李自成。

岌岌可危,崇祯皇帝想要向南迁都,文臣不答应。李自成兵临北京,万般无奈之下、心高气傲的崇祯张口向大臣们借钱,可大臣们却纷纷喊穷,传旨的太监徐高把崇祯的圣旨读了三遍,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只捐了一万两。崇祯嫌太少,让他捐两万,这老头死活舍不得。周皇后脸面挂不住,私下里给了父亲五千两,让他再凑五千两,没想到周奎只捐了三千两,反而扣下了两千两。第二天,大臣们纷纷穿上旧衣服上朝,显示自己真的很穷,再拿不出钱。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勤政却又不得要领的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的歪脖子树,留下绝笔:诸臣误朕也。

大明不是晚清,更不是民国,而是南抗倭寇,北战蒙古,抗日援朝。二百多年没有和亲、没有割地、没有赔款、没有外国驻军的大明王朝。输也不是没有道理,输就输在党派间你争我夺、内耗不止,最终全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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