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是丰富的社会生活中之一种，但一个人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是其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决定基础和先决条件。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经济生活，它无疑是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维，而文学创作也离不开人之思考发明和其物质条件，物质生活之基础和精神生活之创造就是人的生活的全部。
北宋文人在踏入仕途之前，由于他们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经济状况也都普遍较差。而正式踏入仕途之后，文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就要高于当时的一般社会成员。
他们的收入来源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正常的俸禄与赏赐，另外还有部分公使钱可供他们缓解经济压力，著名文人还有润笔，他人的馈赠或接济也是其收入的重要方面，有些文人还有经商、贿赂在内的非正当收入。
不过入仕也带来相应的经济开支，如必须承担更多的家族责任、保持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不得不承受更多的花费，再加上文官在仕途中几乎难以避免的贬谪、守制和退职等特殊阶段，因此大多数北宋文官都曾有经济困难的经历。
苏試生活的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时代各种官职的实际俸禄情况稍微有点出入，就苏轼生活的时代俸禄制度的较大调整主要有两次，一是以嘉祐二年（1057）颁布《嘉祐禄令》为标志，确立起自枢密使带使相月俸400贯至郢、唐、复州内品月俸300文一共41等的禄制。
第二次俸禄调整则以元丰三年（1080）颁布《寄禄新格》为标志，改变了支俸的依据。此后北宋俸禄制度还有零星调整，但都没有突破元丰禄制所确定的体系。
苏轼元祐期间属于中高级文官，俸禄优厚，而且这期间苏轼除了俸禄之外还有不少朝廷赏赐，比如此期间他曾六次上《谢赐对衣金带马状》。
感谢朝廷赏赐的“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一副，马一匹”，由此可知苏轼在受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务时均可获得马匹赏赐。
苏轼自己平日出行的交通工具多了起来，他甚至可以将多余之马转赠他人，如其以龙图阁学士出守杭州时即将受赐之马赠予学生李薦。
不光是这些，苏轼还有其他赏赐屡见于其笔下，如《谢赐衣袄表》中朝廷赐初冬衣祆，知贡举时期朝廷赐宫烛、法酒，出知杭州知州时朝廷置酒相慰，赐龙茶、银合等。
可见苏轼元祐时期朝廷给予他的待遇是相对比较丰厚的，如果再加上亲友之间的礼物馈赠，可以说元祐时期是苏轼一生在经济情况上最富有的时候。
苏試在英宗时期也曾获得赏赐，如治平三年（1066）苏洵逝世于京师，苏轼兄弟护送灵柩返乡，韩琦与欧阳修就曾各赠银300两和200两，作为苏轼兄弟的师长，韩琦和欧阳修以爱才之心资助苏轼兄弟护丧返乡，然苏轼兄弟对他们的美意却并未接受。
除了朝廷赏赐的隐性收入，来自亲朋好友的馈赠无疑也应该纳入苏轼的家庭收入来考量。苏轼交游广泛，据吴雪涛、吴剑琴辑录《苏轼交游传》所列，即有307人。
当然其中有些并非苏轼朋友反而是政敌，仅是有来往而已，其中还不包括苏轼在各地为官时期的百姓之名，苏轼的朋友圈到底有多大，学界对此尚无定论，但大概在千人左右。
苏轼尚未出仕前于眉山家居时期，苏家在当地亦可称大姓，虽非大富大贵，维持基本生活是不成问题的，苏拭、苏辙守母丧时期虽然回到眉山时家园破败，但回到汴京依然能购买南园，后来卖出之时也值八百余千，可见也不贫困。
后来苏轼签判凤翔任满再回京，父亲苏洵去世后再回眉山守孝，那两年多时间需要离职守制，期间不得俸禄，虽然对于苏轼精神世界和经济生活都是重大创伤，心灵的悲痛与现实的困窘交错也令他倍加茫然，但苏轼凤翔签判和直史馆的官俸节余，再加上眉山产业所得，苏轼此时期也不穷困。
苏轼的家庭消费首先是家庭成员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消费，由于吃饭穿衣问题多数都需要在家庭内部加以解决，因此从个人消费的需求量来说，家庭日常消费能够满足其大部分生活之所必需。
无论是物质生活消费，亦或是文化生活消费，尽管因人而异，但绝大部分都是在家庭中进行的。苏轼需要供养的家庭人口数量在其文字中有两次说明。
一次是《乞常州居住表》：“今虽已至泗州……二十余口，不知所归。”另外一次则是由儋州北归中原时所写《答王幼安宣德启》：“方将求田问舍，为三百指之养；杜门面壁，观六十年之非。”
黄州以前苏轼需要供养的人口在二十人左右，后期则在三十人左右。当然，苏轼人生不同阶段、仕途的不同时期，其所负担的人口数量都不相同，但基本可知就在二十到三十之间。
在宋代中后期一家人要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每个人每月大约需要一石左右的粮食，另外还需要一点五贯的日常生活费用。
而整个两宋时期的谷米价格是在每石两百、三百至五百之间，如果按照当时谷价最高之时的五百文，人口数量则以三十人计算的话，一家人的日常粮食消费的折合钱数是每月十五贯，还要外加四十五贯的日常生活费用支出，这样两项合计下来苏轼一家维持正常生活就得在六十贯左右。
苏轼为官各时期的大部分时光俸禄充足，要养活三十人左右的家庭不仅可以做到衣食无忧，而且还应该能有所结余，剩下的钱能变为家庭的积蓄，以备不测，这基本是符合苏轼的家庭经济情况的。
苏轼未出仕时期，苏家的家庭消费除了日常开支外，应该还有赋役之类的支出。苏轼兄弟迈入仕途后，就享有了减免赋役的经济特权，可视为变相俸禄，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开支，这在苏轼的家庭消费中也是特别值得提出的。
在北宋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于主导地位。而入仕前文人的经济生活也以农耕生活为主体，生活范围的狭窄使其收入或开支均一目了然。
而文人一旦踏入仕途，情况则迥然不同，在各地任职的经历使其生活内容远较之前丰富，随之而来的各种收入来源与支出，就复杂程度而言也非农耕生活可比。
除了衣食费用支出，苏轼的家庭消费中还有很大部分的建房费用、出行费用和待客费用等，这些无疑也是苏轼家庭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交游广泛，道士、僧侣、儒生，三教九流之人，苏轼都能与他们打成一片。苏轼自称“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间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苏轼在“乌台诗案”时期不仅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而且经济情况亦是雪上加霜。苏迈当时一个人在京城，所带银钱因为要给苏轼送饭早已入不敷出，父子俩约定有大难之时就送一条鱼。
结果苏迈去陈留筹钱筹粮曾托亲戚给苏轼送饭，忘记将此约定告知，还令苏轼自以为必死，写下了两首绝命诗。
苏轼虚惊一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苏轼一家当时的经济情况所致，政治上的穷途末路，经济上的一贫如洗，这在苏轼的绝命诗中都是有所表现的。
对于苏轼而言，购房或租房的支出可说是他日常开支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苏轼在京为官时屡次请求由朝中调赴外职，核心原因当然是因为激烈的党争使他不安于朝，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地方任官可以免除包括房租在内的高昂生活成本。
因为居官于地方，任职期间苏轼全家可以居住于官舍，相反在京任官，苏轼要么租房而居，要么借房而居，租房成本又不低，借房苏轼又不想拖累亲友，这是了解苏轼家庭消费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轼毕竟也是尘世中人，他同样与常人一样需要经营自己的日常生活，要负责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问题。收入多时苏轼可以“随手辄尽”，遭遇贬谪入不敷出之时他也必须要想尽办法来应对各种生活中的艰难。
不过苏轼善于处“穷”，虽平生不营生计，但“须至远迹颜渊、原宪，以度余生。命分如此，亦何复忧”。他要的终究还是人生的乐趣与生活的艺术。
苏轼认为老天可怜诗人们的穷困，所以给了他们丰富的诗歌素材。对于自己的“老身穷苦”，苏轼也常常将其归之于一些政治因素。
对于自己的偶像陶渊明之穷，苏较与常常将自己的情况与之对比。陶渊明躬耕田园，自己扛着锄头种田养活家人，自己却“衰发不满梳”，比起渊明来实在自愧弗如。
对于自己的“穷苦不如人”，苏拭以自己本就是百姓一员宽慰自己，虽然形容好似丧家狗—般，但自己一身傲骨，绝不肯阿谀谁媚以博取上位。
苏轼在黄州之时“处穷约”等类似的说法大量存在，但他躬耕渔樵，有着很多的生活乐趣，对于故人的千里问讯，他很感动。
张鹗向他问养生之法，苏轼以自己“善处穷”的一些经验书写下来赠送给他，其中的旷达乐观是苏轼对待“穷”、“达”关系最经典的表现形象。
对于自己“平生坐诗穷”苏轼有着清醒的认识，“乌台诗案”就是最好的教训，但是一且有了好诗句，他还是不吐不快，这就是苏試的本色。人生如朝露，感到快乐的事就及时去做，哪有什么时间去计较“穷达”呢。
对于自己贬谪海外的痛苦，苏轼心里不能无感怀，在遇到一些伤心事的时候，苏轼无疑也有着脆弱的一面。对于梅务臣的穷苦，苏拭在北归之时与欧阳阀同生穷困之感，认为比之圣俞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自己晚年漂泊岭海，苏轼总是以微笑面对，但在心灵深处他也是隐隐有不平的。从苏轼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处穷”之道，尽管他偶尔也有“老身穷苦”、“丧家狗”之类的自嘲，却自是一副铮铮铁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