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和《狂飙》，近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圈掀起观剧热潮，各有各的妙处。
然而大众很少知道，在真实的南宋历史上，竟然有一个人，与这两部剧都能扯上关系。
这就是南宋孝宗朝的宰相史浩。
提起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都毫无印象，但他涉及的一桩历史大案，却是家喻户晓的：岳飞被以莫须有之罪名处死。
史浩坚持为岳飞平反，当时也面对着很多压力，就像《狂飙》中的安欣一样，坚持追求正义。
而与安欣不同的是，史浩并不像安欣那样过于刚烈执着、险些被黑恶势力反噬，他平反岳飞冤案相对来说做得比较聪明，事半而功倍。
我们从头说一说此人此事。
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与岳云、张宪同时被杀。
岳飞被冤下狱至被处死的前后，就有不少坚持正义的人相继营救岳飞，或是在其去世后上书为其申冤。
比如岳飞刚刚下狱时，主理此事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献猷两人上书反对这场冤狱。秦桧把持朝政，指使罗汝楫弹劾李、何二人，说他们干扰决狱，请有司查实并处以罪责。
御史中丞何铸，在秦桧起初构陷岳飞时，由于一时未察，也参与了弹劾岳飞。
秦桧让何铸主审此事，何铸当时是带着为国除奸的态度去审理的。但审讯过程中，岳飞悲愤地揭开衣服，向何铸显示他背上所刺“尽忠报国”四字，何铸大为震惊。续后审理，并没有发现岳飞谋反或其他违法之事，何铸感觉此案有冤，便向秦桧报告实情。
但秦桧以“此上意也”为理由，拒绝撤案。何铸难掩愤慨，说，我岂是为了一个岳飞而求情？当今金贼未灭，无故枉杀一员大将，失去军心，以后将如何与金贼作战。
秦桧无言以对，后来改用万俟卨（音：莫其泻）主审岳飞案，并最终锻成冤狱，杀害岳飞。注意，此人不姓万而姓万俟，这是五胡十六国时开始出现于史册的胡姓，是胡语的音译而来。北魏末有起义军首领万俟丑奴，东魏时又有大将万俟普和万俟洛。与宇文、豆卢、慕容、独孤等姓出现的道理是一样的。
秦桧嫉恨何铸不听他的，派他出使金国，商请金朝将徽钦二帝的遗体归还南宋。这件事是金宋之间的敏感问题，金朝一直将徽钦二帝视作他们的战利品，活着时扣着不还，死了也要保留着当政治象征。
所以何铸明白，这种差使去金国很可能触怒金朝，就算不被杀也有可能被扣留至死。因此他比喻自己就像唐朝安史之乱时，受命到叛军中的颜真颜一样，会死在敌人手中。
后来虽然侥幸没有被扣押，安全返回南宋。但秦桧依然不及不饶，让万俟卨上书弹劾何铸，说他数黄道黑，说岳飞并没有谋反。秦桧本欲把何铸贬到岭南——这种处罚在那时基本相当于政治死刑，很多大臣到岭南后基本上不会复起，有些身体比较弱的因为水土不服而去世。
宋高宗没有同意，只把何铸降级贬到徽州了事。
这一幕，与安欣查案不成，反而离开刑侦工作，去当了个不咸不淡的宣传科长何其相似。
质疑岳飞冤案的人还有很多，包括一些很有地位的人，比如韩世忠。韩世忠起初也曾因为兵多势大，并坚持主战，而被秦桧嫉恨，只不过韩世忠有平苗刘之变、力救宋高宗复位的大功，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即使这样，当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何罪时，秦桧以经典的“莫须有”答之，韩世忠也感到岳飞案背后非同寻常，此后优游西湖，绝口不问朝事，才得以躲过政治风波。
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浩坚持为岳飞平反，越能彰显其正义感。
不过，史浩与安欣式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太一样，安欣式的查案过程未免过于直接、缺少一定策略，所以若不是后来指导组下沉京海一线，安欣的余生可能就会笼罩在彻底的悲剧中，眼睁睁看着黑恶势力当道。
史浩不一样，他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以性价比最高的方式，给岳飞进行了平反昭雪。
我们大致看看史浩的信息。
史浩生于1106年，只比岳飞小三岁，可以说，他是一步步看着岳飞从普通军将，成长为建节大将，成为朝中首屈一指的功臣。
史浩是明州鄞县人，今属浙江宁波。其家虽有耕读传统，在政治上却并无什么事迹和显要人物。史浩39岁才考中进士，40多岁开始在余姚县尉、温州教授（这是一种学官，而非后世所谓学校的教授）。不惑之年开始做官，史浩从一开始就没有那种汲汲于名利的庸俗之态，以及处事平和深沉的风格。
史浩在温州当教授时，与当地郡守张九成结识，后来通过张九成的举荐，逐步进入中央系统，成为王府教授，开始与少年时期的宋孝宗接触。
多说一句，由于宋高宗在躲避金兵追击时受了惊，一直无法生育，早年所生一子夭折，高宗无法，只能从皇室近枝中选择两位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培养。两人一个封为普安王（即后来的孝宗赵昚，曾用名为赵伯琮、赵瑗、赵玮），一个封为恩平王（赵璩）。
高宗为了考察两个皇子，对两个皇子多次试探考验。有一次，高宗让二子各把《兰亭序》抄五百本。史浩知道，这是高宗对二王的考验，就劝说二王：“君父之命不可不敬从。”后数日，普安王写了七百本进献给高宗。而恩平王，却一字没写。
给二王各恩赐了十名宫女。史浩告诫普安王，这些宫女都是皇帝的，于你有庶母之义，不能动她们一根毫毛。普安王依其嘱咐而做，事之以礼。一个月之后高宗召宫女还宫，发现赐给普安王的都是完璧归赵，而恩平王那边的都临幸了。
普安王后来在二子竞争中胜出被封为建王。金兵南侵，建王上书请求请兵为先锋。史浩一听非常着急，赶紧劝建王说，皇帝忌讳宗室领兵，尤其是你，怕你与掌军大将有来往，对皇帝产生威胁。
建王赶紧再上书，请求伴随皇帝一起出征，不再提率兵之事。
高宗正在疑忌发怒，见这道书就转怒为喜了，得知第二封上书是史浩所为，对他非常赞赏。
由此可见，史浩是一个思维缜密、处事稳妥之人。
史浩对岳飞案有清晰的判断和自己的立场，他也认为岳飞是冤死的，但目睹秦桧势力正炽，连皇帝也对其忌惮三分，多少朝臣因为为岳飞说话而遭受贬谪，史浩隐藏自己的态度，从不发表意见。
1161年，也就是岳飞罹难十九年后，宋金形势再度紧张起来。金海陵王完颜亮整兵南侵，南宋不得不备战迎敌。
到了用人的时候，朝廷慌张起来。
岳飞在鄂州的旧部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冤案，哭声如雷。
太学生程宏图、宋苞上书，为应对危机献计献策，其中要求:
(1)宋高宗下罪己诏。
(2)首正秦桧之罪（秦桧在1155年病死）。
(3)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
史浩看在眼里，并没有跟风上书，因为他知道，构陷、杀害岳飞的，并不是秦桧一人，如果没有高宗的授意，这件大案是办不成的。此时徒然上书，并不会有什么效果。
果然，宋高宗虽然在军民上书的第二年，传位于孝宗，自己躲起来当了太上皇，也发布明诏，宣布蔡京、童贯、岳飞、张宪等人的子孙，不再实行管制，所在的各州一律放免，恢复自由。
表面上看是给岳飞、张宪子孙加以恩惠，其实依然不是平反的意思。把岳飞、张宪这两个大忠臣，和蔡京、童贯这种奸臣并列，实在是用心险恶，依然不承认岳飞案是冤案。
这也更加说明了，要杀岳飞的根子，在宋高宗那里。
史浩拜为右相后，在高宗、孝宗面前的话语权逐步提升。如果按安欣的行事风格，掌握大权之后，肯定会全力出击，不顾其余。《狂飙》剧中王力之死，说实话，安欣办事就不是太稳妥，应该考虑的更细一些，给王力提供一些必要的保护。
包括此前调查枪击案时，陆寒因为看不出此事背后的凶险，不知道自我保护，冒冒失失地出击，虽然正义之心可嘉，但行事风格过于简单直接，完全就是安欣的翻版。
我们赞赏并崇尚这种正义之心，但并不认同这种过于直接的行事风格。毕竟对付黑恶势力，就要有比黑恶势力更高明的手段。
在这方面，史浩显然做得更好。
他并没有鼓动宋孝宗公开为岳飞平反昭雪，因为这样做必然意味着宋孝宗与高宗的彻底决裂。高宗虽然退位，却仍拥有强大的政治能量，如果彻底摊牌，高宗完全有力量废掉孝宗另立新君。
人之处世，固然有以死全节的必要，如晚清戊戌变法，谭嗣同义而赴死，是有一定必要性的。
但当孝宗登位之初，如果为了给岳飞平反而导致皇位更迭、南宋政治秩序大乱，这于国于人，都是不划算。
史浩的策略是，尽量不刺激高宗敏感的神经，不寻求彻底、重新、巅覆式地平反，而是渐进地、温和地逐步平反。
具体来说，就是先在一些诏书条文里对岳飞案进行局部重描。
比如有这样的语句：
会中原方议于櫜弓，而当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绛侯之系，莫然内史之灰。
什么是绛侯之系呢？西汉时名将周亚夫，同样因为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汉景帝下令投入狱中，周亚夫后来不食吐血而死于狱中。
周亚夫之死是历朝史书全都承认的冤案。
南宋的诏书能够这样写，实际上就是一定程度的翻案，承认岳飞也是冤死的。
就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一步了。
岳飞的后人被释放后，岳飞原来的封爵也都陆续赐还。孝宗还在朝中召见岳飞的儿子岳霖，鄂州岳家军比较集中的驻扎地，还得以为岳飞立庙。
但是史浩所做仅止于此。
他并没有完全而彻底地寻求在官方表述上，把岳飞案定为冤案。
他从一个细节看出了宋孝宗的真实立场。
朝中讨论给岳飞追赠谥号，有关部门最初提供的是：忠愍。
忠就不用说了，愍意思是，岳飞冤死，为士民所悲愍。
孝宗断然否决，命令改议，最后定为武穆。
这两个谥号的区别在于，忠愍，意味着公开明确地承认岳飞是冤死的。
而武穆，则巧妙地避开对冤案的讨论，只对岳飞的军事功业予以肯定。虽然格调也非常宏大，但仍然避开了岳飞的死因。
为什么这样做呢？
第一，高宗未死之日，孝宗绝不会给岳飞彻底翻案。
第二，金军南下，又必须重新树立岳飞这一旗帜，以振奋军心。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扭扭捏捏、避开核心问题的平反。
这也是史浩身为宰相，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了。
他虽是孝宗的老师，也深受孝宗信任，但他明白，人力有时而穷，哪怕是贵为天子，也有不得不妥协的地方。
我们必须承认，史浩主持和推动的为岳飞平反之事，虽然对岳飞泉下之魂没有最终解脱，但对活着的人却是最好的安慰。
比起那些行事刚烈，但失之暴烈的人，史浩这样的，才是真正能做一点实事、真正能够伸张正义的人。
正义与务实兼具，千载之下，我们或许更应学习这样的行事做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