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历经战乱，从五代十国的混乱中杀出血路，黄袍加身，他没费用多少兵力，更没有将朝廷弄得满城风雨，血流成河，便取得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成果，创建大宋王朝，不仅如此，正是因为他如此做法，才获得了大量的兵权，实际的权力都被他稳操于手。
然，当国家趋向稳定时，北宋官员为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却成为常态。宋朝鲜有欺上的事例出现，却被后人诟病其积贫积弱，究其原因，竟在于宋朝设立的通判制度与台谏。
控地方，设通判
宋朝的官员制度大部分是沿用唐朝，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由于宋代是在混乱割据中杀出重围的朝代，前朝各国的教训仍记忆犹新。
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宋太祖的治国重心首先放在了加强中央集权，平衡控制地方权利。所以，尽管承袭了前朝的制度，但同时也做了重大的改革。在唐朝时，唐朝的郡县制为州县二级制，在唐玄宗前期又增加节度使一职，将其分为节度使、州、县三级制。
节度使掌握地方的财政与军事大权，导致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出现，唐朝也正是被新兴藩镇朱全忠所致灭亡。后来的五代十国在实质上，也就是藩镇割据的后期延续。宋太祖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再次重演，对于地方制度进行改革。宋朝地方制度分为：路、州、县制。
州包括府、军、监，且中央对于州的把控极其严格，所有对于地方的权利都主要收归于中央。而所谓的“路”就是在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为，在宋朝路级的机构为帅司，其官职为监司。帅司还有一名为安抚使司，它的主要官职为安抚使。
安抚使不仅仅是保护皇宫京城的禁军首领同时也是地方州或府的地方官，称为：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的权利比较大，权限较宽。
而为了防止安抚使的权利过大导致中央权力，君主权利受损，设置监司进行监察，并且还受下属“走马承受”的监视。
监司包括：漕司也就是转运使司，主要是负责“路”的财产、赋税以及对于它的监察。宪司就是常说的提点刑狱司，主要任务是负责“路”的刑罚、狱刑等。
而仓司也就是通俗所说的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司，该职位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路”的仓储，这四司被人们所简称为“四大监司”。
而上述的“走马承受”也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相关情况，对安抚使具有很大的牵制作用。如此一来，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官员并未形成正式的三级模式。
所谓通判，是由宋太祖赵匡胤创设，其功能有二。一是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二是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防止地方权利过大，危及中央。
通判是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州政，可将它看做知州副职，但是具有直接向皇帝直接联系报告的权利。通俗来说，就是皇帝对地方设立的监查机构。
通判的设置，对地方州，府的官员来说，无疑是一道紧箍咒，对于他们的工作的施展，亦或是想要徇私枉法增加了无形的压力。
这一举措规避了地方权力过大而独断专行的风险，与常规的官职设立有所不同，他们不受上下级制度的限制，即便是知州知府也无从管辖，他们直接对朝廷负责。
各方官员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形成各自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
如此一来，中央对于地方的了解程度对于地方民情的掌握程度也大幅提高，打消了地方官员妄图谎报民情，贪赃枉法，私自掌握军权，私自挪用财权等行污秽之事的念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得到大幅度提升，官员欺上之事，实为难上加难。
控中央，设台谏
于乱世武将所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面对过错综复杂的朝廷关系，也见证过因君主无实权，受朝臣左右而导致的羸弱局面。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在自己沤心沥血打下的江山上继续发生的，宋太祖不断的区加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使得该制度自从宋朝起便呈现逐渐加强的趋势，并且在宋太祖时期就得到很好的展示。
宋代采取官位和职位分离的方法将伴随在宋太祖，宋太宗身旁，打江山，完成统一大业以及在统一各国时，迫于当时情况所留下的大批各国旧官员所掌握的权力进行分散和削弱。利用设立官称分利职务的办法，将各级的原长官事权削弱。
这样一来可让他们保持自己的官位，领取俸禄，享受荣华富贵保留一世芳名，但同时又不掌握实际的权利，保护了皇权不受侵犯。
而对于皇家的宗室、外戚、以及勋旧，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将他们的官称和实迹职务进行了分离，造成了朝廷的大量官员无所事事的局面。
宋代的官员不断地冗积，各个级别官府的同一层次官员设立较多而且重复，机构比原先庞大许多，实际运转工作的却人数较少，官员之间的职责分布有些不明确，但是这样的措施却更加有利于皇帝直接掌握用人的大权，直接任免官员，有效地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
在古代君权与相权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为了防止相权权利过大，设置了参知政事并且提高其地位，使其与宰相一同行使行政权。
同时设立枢密院和三司，分割了宰相的军权和财权，宰相的权利大大削弱，君主权利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保障，由宋朝开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逐步上升。
所谓台谏，在《宋会要·职官》四五之四三上言
“天子耳目，寄与台谏，而台之为制，则有内台，有外台。外台即监司是也”。
宋人常常将君权，相权，台谏三者相提比较。台谏可制止君主过失的言论可以否决朝廷政事，可弹劾批评犯错官员。宋代的台谏在，选任、回避、言事、监控等方面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
台谏是全国最高的监察机关，在御史台，其长官为御史中丞，可监察百官，以监察宰相为重要事务。在谏院，其长官为知谏院事，对象为天子。
台谏这一制度的形成，给了官员直言上谏的机会，同时对于朝廷的官员言行举止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监督作用，成为牵制朝廷官员的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宋王朝为了是台谏制度发挥出其作用，制定了对台谏的监督，考绩制度。还规定了御史每月必须要有事上奏，称之为“月课”，如果上任之后，百日内无弹奏纠劾，轻则罚缴，重则免官。所以在台谏官监督百官的时候，拥有权利的时候，也受人监督。
台谏制度成为了巩固皇权的政治工具，台谏的职能加强了皇权同时也加剧了台谏官与文武百官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宰相与参知政事之间的矛盾。所谓相互牵制，即为于此，有效的监察百官，只要台谏官员刚正不阿，官员欺上实为一难题。
究根本，玄机现
赵匡胤在城桥发起兵变，黄袍加身，成为北宋的开国皇帝，也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朝代更替，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奇迹。然佣兵自重的道理无人比赵匡胤更了解，也无人比他更担心。
在那个还在动乱的年代，他所发起的陈桥兵变，极其有可能在他的朝代再次上演，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于是“杯酒释兵权”由此展开。
于公元961年，赵匡胤设宴邀请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期间一席话，将几大兵权收回手中。赵匡胤收归兵权，不仅仅是担心历史的重演，也是前朝藩镇割据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宋太祖将地方的兵权同样收回，并在各个地方挑选出优秀的士兵或将士组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其兵权，并且各地的行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宋朝优质兵力并未分布在各个薄弱地区，守卫边疆，而是全部收归置皇城，地方兵力薄弱。
同时，宋太祖设置了通判，对于地方的军权，财政进行控制，地方长官权利受限，无权无财无兵，纵然想要欺上，也未见得能做到。同时有通判监察，言行举止皆在皇帝的掌控之中。
宋太祖的措施，于他的那个时代而言，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是一套整顿朝廷内部的最佳手段，能够快速的将权利收归于中央。其所做之事并无过错，换言之宋朝被人诟病的积贫积弱，并非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过错。
而在于后代承袭对于此法没有变通，与时俱进。若在没有战乱，清除了混乱以后，还一成不变的使用此法，导致积贫积弱局面的出现，才会有南宋朱熹这样一番言论
“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没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败。”
才会造成北宋边境如此不堪一击的局面，导致北宋的溃败。所谓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一个朝代是否能够强劲持久发展的基础。
由于宋代后来的统治者的不知变通，造成了这偏激不知平衡放权的局面。不过反而观之，无财无权有监察，就也正是宋代官员们难以欺上的更本原因。
参考文献：
《宋史》
《朱子语类》
《三朝北梦会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