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是古代伊朗的称呼，由于波斯国从隋唐朝时就与中国有礼尚往来，所以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波斯国的影子。
如《倚天屠龙记》中的波斯圣女小昭，还有《甄嬛传》中提及的波斯国进贡的螺子黛。
唐高宗时期，波斯萨珊王朝渐衰败，王子卑路斯率一应贵族逃到了大唐，向高宗求助，但高宗以路远为由没有出兵相救。
不过，唐高宗还是收容了波斯王子和他带的贵族，并划出一块地方让他们单独居住，还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封了官爵，从此波斯人在中国得以延续后代。
1955年，古都西安发现了一个古墓，奇怪的是，墓碑上的墓志铭是用两种语言写成，下面的汉文内容写的是大唐将军苏谅夫人马氏之墓。
上面却是一种古老的婆罗钵文，也是古代波斯文字。可是，专家翻译完碑文内容后，却变了脸色，因为波斯文说明了这位26岁的马氏和苏谅是父女关系。
苏谅是什么人，马氏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
公元1935年之前，伊朗的名字叫波斯，而我们的故事就从波斯王国的萨珊王朝说起。
这个王朝建立于公元224年，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是波斯史上最强大的王朝。
在这段时间，萨珊王朝和中国建立了贸易来往，隋朝和唐朝初年，大批的波斯商人循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
在唐高宗时期，萨珊王朝末代波斯王受到大食的进攻，无力抵抗后，派出使者向唐朝求助，可被唐高宗以路途遥远拒绝了。
后来，王子卑路斯躲到了一个叫吐火罗的地方，他抱着反攻的希望，又向大唐派去了求助使者，但还是没能如愿。
不过这次他被高宗敕封为波斯的都督，并在他避难的地方设立了都督府。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整个波斯都被大食人吞并，卑路斯没有办法，只能带着自己的一众亲随来到唐朝避难。
唐高宗对这位波斯王子非常友好，不但热情接待，还批准了他的请求，在长安设置波斯寺，方便他们进行宗教活动。
大唐皇帝还封卑路斯为右武卫将军，并赐予他封地。
虽然卑路斯家族和他带来的贵族在长安的生活还比较安逸，但他们总感觉自己是寄人篱下，心中最大愿望还是休养生息后再杀回波斯，夺回王位。
卑路斯带着遗憾去世后，他的儿子泥涅师师于公元679年，在大唐军队的护送下回波斯复辟，但却失败了。
他不甘心，在父亲曾居住过的吐火罗隐姓埋名呆了20年，最后终于彻底绝望，重新返回长安，从此再没回波斯。
泥涅师师返回长安后，被当时在位的唐中宗授予左威卫将军，开始领着他的家族在大唐安居乐业。
那么，波斯王子和这位叫苏谅的将军又有什么关系呢？
苏谅是晚唐的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这是一个武官职位，在唐朝多是由留居长安的各国王子使者所担任。
而苏谅这个名字本就是波斯的王族发音，所以他应该就是萨珊王朝波斯王的后代，在当地的波斯人圈子里也是国王一样的存在，这一点，在志文和史书里也有相关记载。
当年，随卑路斯寄居中国的除了王族后裔，还有一大群波斯皇族和贵族，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后来又络绎不断地来了很多波斯商人，有的波斯商人就以使者的名义拜访大唐，也会得到很好的礼遇。
这些波斯人大多信仰波斯最古老的祆教，也叫波斯国教。刚才提到的苏谅和妻子马氏都是虔诚的祆教徒，在波斯墓志铭中的王族永灵者就说明了这点。
祆教当时是被萨珊王朝立为国教的，在萨珊王朝灭亡后，大食开始对祆教实施打击，很多祆教徒向东迁移。
大唐当时的风气非常民主，为了和西域使者保持友好往来，朝廷对波斯的宗教保持不干涉的态度，甚至有的地方还会设立管理祆教的祭祀官主持祭司。
可是到了唐会昌五年，朝廷开始抵制佛教和很多外来宗教，也包括祆教，很多祆祠被拆除，波斯人的祭祀活动也只能转到地下。
直到武宗死后，这一禁令才被消除，而马氏去世的时候正是这个时代。
这说明苏谅作为朝廷命官，在朝廷禁止祆教的时候，他和家族中人也没有放弃自己笃信的教派。
祆教在中国也叫火祆教，因为一些怪异的风俗习惯被很多中国人看成邪教。
特别是祆教的婚配观念，被因为他们鼓励近亲结婚，还流行家族通婚，所以被中国人认为是“不伦”教派。
在《周书.异域传》中，称祆教是“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
因为波斯国王会“纳母或姊妹为妻”，即允许父女同婚、母子同婚或者兄妹同婚。
在文献记载中，波斯阿契美尼王朝最早的君主冈比西斯，先是爱上了自己的一个妹妹，他知道当时没有这种先例，就叫来了负责解释法律的王家法官。
他问法官：“能否有这样一条法律，可以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娶自己的妹妹？”
由于法官是终身制的，违背国王的意愿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巧妙的回复。
他说：“尊敬的国王，我找不到一条你说的这种法律，但是有一条法律可以让国王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
就这样，在法官的帮助下，冈比西斯娶了自己的妹妹，可没过多久，他又喜欢上了另一个妹妹，于是他一共娶了两个妹妹。
而在祆教教义中，这种血亲通婚是为了 “血统纯正”，也是“对付恶神阿里曼最有力的武器”。
与希罗多德一个时代的桑瑟斯，曾记录过一个西部伊朗人，即当时的祆教僧侣，他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除了他之外，当时的很多僧侣也会娶自己的姊妹为妻。
亚历山大东征期间，总督西西米特勒斯也曾娶自己的母亲为妻，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波斯著名的萨珊王朝，开国君主爱尔达希尔就娶了自己的妹妹丹娜为妻，而接下来的沙普尔一世则娶了自己的女儿，把她立为王后。
在萨珊王朝初期，祆教的大祭司非常鼓励这种行为，认为这种通婚方式是为后代积累“虔诚的功德”。
但对外人来说，祆教的这种婚姻习惯确实令人无法接受，在汉人看来，这些人与禽兽无异，所以才称他们为“丑秽之甚”。
和祆教的“血亲通婚”正好相反，中国古代为了避免“不伦”婚姻的出现，曾出现过“同姓不婚”的规定。
规定开始于周朝，在春秋时代就不是明令禁止的状态了，但是到了唐朝，“同姓不婚”的限制又恢复了。
唐朝的法律规定，有同姓成婚的人，男女各流放两年，如果成婚男女还有亲戚关系，即使出了五服，也以奸科罪论处。
唐史中就记载过一个叫李回的人，本是建州刺史，因为娶了同姓女子，被仇人发现，告到官府后被投入狱中，后来被贬为抚州司马，因胸中积郁，不久就死了。
这个规定的原因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伦理常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祆教的通婚方式确实是无法理解，甚至会感到恐惧。
而波斯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婚姻习惯也慢慢得到了改变。
唐朝“安史之乱”前，信仰祆教的波斯人主要是以内部通婚为主，后来他们也会与来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通婚，但从来不与华人通婚。
但“安史之乱”后，波斯人与汉人通婚的情况开始普遍了，从这时开始，波斯人开始真正地融入汉文化。
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不知不觉中，大唐也在“胡人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特殊的社会形态。
首先是“祆”这个汉字的出现，祆教在波斯叫琐罗亚斯德教，到了中国后，人们为了把这种教派和中国崇拜的天神区别开，就创造了这个“祆”字。
这个字保留着唐代长安方言的读音，还带了一个“夭”字，“夭”和“妖”同音，代表了了这个教派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随之出现的还有“祆官”这个官衔，因为中国的祆教教徒越来越多，所以朝廷需要设人来管理，这就出现了祆官，这个官职都是由朝廷任命的波斯人来担任。
祆官不但被列入朝廷官职，还享受一定的薪资待遇，这一点反应了当时社会对祆教的极度宽容性。
最后一个就是祆祠的出现，祆教从来不传外人，所有的活动都在祆祠中进行，所以对于波斯人来说，祆祠就是他们的文化礼仪场所和宗教活动中心，在这里，他们会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的波斯人。
正是因为长安对祆教的宽容政策，所以苏谅作为生在中国的波斯王族，在很多仪式上还是遵照波斯国的规定去做。
他的婚配也是遵照了祆教中古老的传统，娶了苏谅家族的女儿为妻。
那么，苏谅家族的女儿马氏，到底是不是苏谅的亲女儿呢？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墓志铭中找一找答案。
马氏的墓志是汉文和婆罗钵文的合体，所以特别珍贵。
婆罗钵文就是古波斯语，一共6行，是横版写的，大意是：这里埋葬的是神策军永灵者苏谅家的一个女儿，她也是王族永灵者。
她在唐朝260年、古波斯中的某年某月去世，年26岁。后面是祆教中例行的祝福语。
在下面的汉文中，则说明了马氏是左神策军散兵使苏谅的妻子。
整个墓志铭中的信息就是，马氏和苏谅都是波斯人，他们也是虔诚的祆教教徒。
而苏谅作为当年卑路斯王子的王族后裔，到他这里已经几代人了。在伊朗史中，苏谅家族确实也是王族之一的豪族。
而且，虽然苏谅等人都是在长安出生的，但他们对母语婆罗钵语显然很熟悉，应该是和族内人私下相处的常用语言。
他们的书写体还保留着萨珊王朝时的旧式书写体，在马氏的墓志铭上，婆罗钵文居上，汉文居下，说明在苏谅和妻子马氏等人心里，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客居长安，向往祖国波斯。
虽然萨珊朝的末代王死后，伊朗国再就没有新王，可在他们记载的日期中，还是以最后的国王伊嗣候为纪年，一直往后推算来确定日期，把立碑那天称为伊嗣候24年。
但是由于苏谅和马氏毕竟出生于唐代，所以多少有点汉化，在婆罗钵文中，称皇帝唐懿宗为“威光赫赫的常胜大王”，而且，两种文字中，他们都用了唐代通用的标准纪年。
最重要的就是那句，“马氏既是苏谅家族的女儿，又是苏谅的妻子”。
难道这些出生在长安的波斯人，在婚姻上还是遵守古波斯祆教中的“血亲通婚”吗？
最先解读这个墓志铭的日本著名伊朗专家伊藤先生认为，马氏就是苏谅的亲生女儿，他与女儿通婚的原因正是因为祆教内部所谓“虔诚的功德”。
对此，也有很多学者提出疑问，因为苏谅夫妇的生活背景是在长安出生长大，即使他们是虔诚的祆教徒，在耳濡目染的汉文化中，他们在内心应该是排斥血亲通婚这种形式的。
而墓志文上翻译过来的那句话是“马氏是苏谅家族的女儿”，这里包含她是苏谅的女儿，但也有可能是苏谅家族其他人的女儿。
但不管怎么说，在唐朝“同姓不能结婚”的规定下。苏谅的夫人马氏却是自己家族的女儿，这在唐朝都是犯了大不韪的忌讳，所以他们的婚姻真实情况不会对外公布。
这段无法对外公布的婚姻状况，却赫然出现在逝者墓碑上，当时的唐朝人应该是很少有人能看懂婆罗钵文，否则苏谅和马氏的婚姻状态早就在历史记载中了。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块墓碑的宝贵之处，也在于它详细记载了伊朗和我国古老的外交历史，以及古波斯人在唐朝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