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中，毁堤淹田是剧中十分重要的情节，这既是改稻为桑政策落地的重要手段，也是各方势力的一次暗中角逐。
为了弥补国库的亏空，严家父子选择将浙江作为推行改稻为桑的试点。以严嵩、严世蕃的精明，选择落子浙江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中，浙江有着其特有的优势。钱塘人民向来有植桑养蚕的传统，无论是种植经验、养蚕技术在大明朝都是处于领跑地位。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显然是最少的。
不过，严阁老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和其他省份不同，浙江是严党深耕细作多年的地区，是严党在包邮区的基本盘。上至浙直总督胡宗宪，下到郑泌昌、何茂才等人，严家的党羽遍布钱塘大地。因此，在这里推行既定国策，几乎是零阻力。
按照严世蕃的计划，改稻为桑——毁堤淹田——低价买田——扩大生产——出口创汇，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不仅大明的财政危机得以解除，自己也能从中捞一大笔。
然而，意外总是不请自来。计划很完美，第一步就出了问题——胡宗宪主动泄洪，原计划淹没的九个县变成了淳安、建德两个县；河道监管李玄、杭州知府马宁远等人直接被开刀问斩；胡宗宪甚至提出改稻为桑应该分为三年逐步推行。
至此，改稻为桑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胡宗宪非暴力、不合作，直接将严世蕃架在火上烤。
自掘大堤、毁堤淹田，涂炭生灵、亘古未闻——严世蕃等人这事儿做得简单粗暴，胡宗宪不费吹灰之力就从马宁远的口中获知了真相。
对于这种丧尽天良的罪恶行径，胡宗宪简直是无法容忍。以胡宗宪的清正耿直，接下来的故事几乎可以预测——抗洪救灾、暂停政策、上书朝廷、严肃追责。本来剧本都已经写好了，但是胡宗宪却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掩盖了毁堤淹田的真相。
在第5集中，杨金水奉命进宫。在吕芳的授意下，杨金水不虚美、不隐恶，将浙江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嘉靖帝。因此，嘉靖对于浙江的故事了如指掌。
但是，胡宗宪在汇报中却将事件定性为河道失修。对于这种睁着眼说瞎话的行为，嘉靖不屑一顾，直接就反问道，“新安江河堤是去年刚刚修好的，花了朝廷二百五十万两银子，一场大水便堤塌成灾，事先你就没有一点觉察吗？”
嘉靖虽然耽于修道，但是对大事小情的基本判断还是很准确的，加上有杨金水的汇报在前，他更是从容不迫、掌控全局。胡宗宪的谎话说得太假，但是聪明人嘉靖才不会拆穿，他给了胡宗宪一个台阶，希望他能就坡下驴。
嘉靖暗示得很明显，可惜胡宗宪并不买账。他依旧坚持河道失修、自己失察的观点。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他还特地呈上了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的供状。
嘉靖曾说过，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做父母与做君主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和稀泥、装糊涂是必备的技能。嘉靖发现自己叫不醒装睡的胡宗宪，只能给了彼此一个面子，将此事暂时翻篇。
明明知道毁堤淹田的真相，明明皇上已经给了下墙的梯子，胡宗宪为什么还偏要坚持河道失修的说法，与皇上死扛到底呢？
因为，胡宗宪不是别人，他虽然忠君体国、心系天下，但是他有自己的底线——不做名臣、不做小人。
李时珍曾规劝过胡宗宪，“严嵩尤其是严世蕃倒台也就是一两年的事了，你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以功抵过，大义者连亲都可以灭，你应该出来向皇上揭示他们的大奸大恶。”
作为一名杏林圣手，李时珍向来远离庙堂，连他都能看出严党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胡宗宪又何尝不知。只是，做人与做官一样，他都有自己的坚持。对于李时珍的建议，胡宗宪是这样回答的，“谁都可以去倒严阁老，唯独我胡宗宪不能倒阁老。我可以不做名臣，但不能够做小人。
在忠义之间，胡宗宪进退两难。他既不想负朝廷，也不想卖恩师。
所以，他没得选。
他只能掩盖毁堤淹田的真相，因为他心里清楚，一旦这桩丑闻牵涉到严世蕃，严阁老也难以独善其身。
当然，台面上有大道理，台面下还有小心思。嘉靖时期，大明海面倭寇盛行、沿海居民不胜其扰。作为剿倭的核心人物，胡宗宪一直冲在第一线。恰恰在这时，剿倭进入到了攀爬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刻。
成败在此一举。进一步，一锤定音、荡平海面，退一步，倭寇反攻、重振旗鼓。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胡宗宪比谁都渴望一个更加稳定的大明。作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想荡平倭患、必须做到稳定压倒一切。
一旦将毁堤淹田的真相揭开，清流严党必然再起党争。无论严嵩父子是否安然度过危机，都会造成朝堂的混乱。对于胡宗宪而言，只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而竟全功。
胡宗宪的心里始终横着一杆秤。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他才会隐去了毁堤淹田的真相。既然胸怀大志，只能有取有舍。他生来就不是大义灭亲的人，所以只能以功抵过。
只是，严党是他的胎记，是他的疤痕，是他的无奈，是他的命门。大明不可一日无东南，但东南注定有一日无胡汝贞。
时也，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