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都说大唐盛世,真实的大宋王朝更盛过唐朝

都说大唐盛世,真实的大宋王朝更盛过唐朝

宋朝的商人可以说是历史上行业种类最多,数量多,经商头脑最发达的王朝。经历了隋唐时期的繁荣兴盛,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

传统产业具备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而新兴产业也崭露头角,物资愈加丰富,社会财富增加,重利思想兴起,商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峰。都说大唐盛世,真实的大宋王朝更盛过唐朝。

两宋打破了唐以来严格的坊市制度,经营时间没有了限制。小商业的高度繁荣,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民众纷纷投入到私营这个商业行为中,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经商群体。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营环境的大开放,奢侈之风在宋代出现了,民众对商人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人们的利益观念在这种形态中发生了改变。除职业商人外,上面提到的风气现象趋向民众开始追,加入到私营业主的行列,其中官吏私自买卖、皇亲贵族、军士,此外还有更多的士人、农民、手工业者等。

在宋朝,民众耕田只是解决生活的温饱,经商才能让手里的金银丰盛起来。《水浒传》市井中的商人多种多样,有开茶馆的,金银玉器加工店,连锁药店,米面店等等,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商业模式的多样性。

例如当时科技及漕运的快速发展已经打破了千里不籴的局限,使越来越多的私商做起了长途贩米的生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地域狭窄,无田可耕的福建路一直都是商品粮的输入地,不必自行生产粮食的当地农民大多利用山区地形,大力发展茶叶、水果等商品生产。

宋朝漕运的发达,促进了远距离商品的运输业,东西南北远距离的商人之间的贸易也很频繁。宋代越来越多的私商使农民们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致富例子。其中兼职私商中农民致富的例子更是其他农民放弃务农、成为商贾的绝好榜样。

官员经商宋初就已开始,并随着商业的发展而深化,基本上从中央到地方均有官员经商,他们贩卖粮食、布帛和木材等物,涉足印刷业,更直接介入国家专管的茶、盐。官员经商中还有独资进行经商的说法。

连理学大师朱熹也自己刊印书籍出售,就回报而言,独资经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经营收入全部归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官员的私欲。

各行各业的经商离不开轻工业的发展,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矿业、铸冶业、纺织业、制瓷业以及造船业、造纸业、制盐业等都有了长足发展。宋代民间丝织业处于中国古代的巅峰阶段。

丝织作坊规模庞大,工艺水平都相当高,每年财税收入数量相当庞大,动辄数以百千万匹计。汝窑、官窑、龙泉窑、定窑、钧窑、景德镇窑,耳熟能详的的窑厂就如此之多,况且每个都是精品窑。

宋代的官窑出土的文物价值历年来价值都是最高的,从这个侧面可以知道当时宋朝窑厂是多么的先进发达。许多地方设有官办造船场,有些规模非常大。官船之外,私人造船业也得到了发展,技术精细处甚或胜过官船。

食盐专卖收入和盐税收入是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盐业极受重视,各地有专门从事盐业的专门工作者,盐的生产技术更加先进,产量很大。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宋代商业的规模远大于唐,商品经济呈现崭新面貌,达到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众多行业飞速发展。

此外,为了稳定边关局势,宋朝还对边将的私自贸易采取了免税制度,边关的税收在以往的朝代都是很重的税。这种做法更深入刺激了宋朝的社会经济大力发展。

在宋前,私商作为受人鄙视的群体而被社会所排斥,为了金钱而为贩夫是可耻的。但在宋代,在私商暴富例子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金钱的诱惑。

当他们看到致富的私商中不但有身份低下的流民和生活穷苦的农民,还有高贵的官僚和显赫的贵族时;当他们看到过去受人鄙视的群体过着富贵的生活时,儒家思想中重仁义、轻利益的传统观念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私商导致当时的农业结构发生变化,代私商的经营活动却间接地对小农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农民对市场和商人产生的依赖性。宋代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有选择地放弃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而走向市场。

如此一来,百姓因为与私商建立起了一种以市场为连接点的依赖关系而省去了生产某些生活必需品的劳动。宋代的国家财政深受战争、岁币、挥霍等问题困扰,常有入不敷出的危险。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宋朝统治者较为重视商业税收并为私商经营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是通过商业税收得到的钱远不及自行经商的利润。正是这个原因,宋朝出台了一系列的税务制度,对市场上的垄断行为进行控制,也打击了私营商人的商品利润。

在诸多税吏栏头为了私利藐视法禁、罔顾商贩权益的执法环境中,由于缺乏严格的施行和有效的监督,这些写在纸上、张贴于务前的法令想要取得预期的效果,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徒法不足以自行。

其结果必然是最广大的从商人员尤其是中下层商贩利益的难以保障,商业市场的健康运转受到阻碍。商税征收网络层层相扣,程式详尽,确保财税收入最大限度归于中央,这么做无疑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为国家的商税征收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增加国库财富。

或偷或抢,或揭竿而起,这个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不安定群体是对政权稳定的严重威胁。此外,私商们为了利益奔走东西,当其贸易范围涉及到边境或异国时,就有泄露机密,藏匿逃逸的危险。

私商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两国双方关系紧张或商人走私时,这种贸易就会对国家形成不小的危害,国库过少一旦发生战争必定会失败的。

如果不加以控制,唯利是图的商人必然会使这种消极影响进一步扩大。所以对于私商的发展,宋代统治者必然不会抱听之任之的态度。宋朝政府对待私营的商人不是完全的打击,而是适当的进行控制,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宋代,私商们的积极作用也成为当时为政者不可否认的事实。

政府非常清楚的认识到商品经济发展对富民安邦的积极作用。官府对私商的控制意图是清晰的,控制手段是多样的。只是市场反垄断和垄断这些措施给私商的发展带来诸多不便。

政府多种措施的施行本意是为了卫华国家的统治,大方向上是好的,但实际实施起来会打击私营商业的部分发展,这是在所难免的,这么看来可以成为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基层民众却不是那么的富裕的原因。

参考文献:

《宋史》

《宋史纪事本末》

《东京梦华录》

文/史海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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